摘 要：新中国70年的和平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1949—1978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时期、1978—2012年的“和平发展外交”时期、2012年至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每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时代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要求。70年曲折复杂的和平外交历程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是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构建“伙伴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必然选择;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新中国70年;独立自主;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9-0001-09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断开拓进取且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为积淀和支撑，以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软实力不断提升为积淀和支撑，以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以及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改善和提高为积淀和支撑，新中国外交政策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新境界，为改革开放和社會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缔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当前，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之至崇形象，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70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演变，根据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不断调整，根据中国共产党外交理念的转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作出相应的调整。大体来说，70年的新中国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1949—1978年的“和平共处外交”时期、1978—2012年的“和平发展外交”时期、2012年至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期。每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时代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新要求。本文在系统梳理新中国70年外交史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经验，以期为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一、1949—1978年的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0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新中国“和平共处外交”建构和建设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段。
1.新中国第一个10年：“和平共处外交”的奠基和逐步成型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步展开：一是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建交;二是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邻近国家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友好关系;三是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了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四是成功地抵御和破解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朝鲜、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对新中国进行的军事干涉和战争威胁。这一时段，新中国经过自己的努力，逐步在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体系中赢得了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为以后几十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大、更积极的作用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对外关系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立场非常明确而坚定，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周恩来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申到新中国的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他指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族独立，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主而不依赖外援，这是我们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区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根本所在。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让步的。”②他强调：“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③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即使是在中苏结盟时期，中国也没有放弃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和抵御，从来没有在涉及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有损于国家主权、国家独立和国家利益、国家尊严方面的任何让步。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表现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并不放弃寻求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领导人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以后的中美对话和中美大使级会谈创造了条件。
2.新中国第二个10年：“和平共处外交”遭遇重大挑战而曲折发展时段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是新中国外交历程最为艰难曲折的一段。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与新中国为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④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此一时期，新中国外交方针由“一边倒”逐步转向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霸权主义和同时发展与“两个中间地带”的关系，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在发展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对亚非国家进行三次访问期间，正式提出了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亚非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他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这一时期，新中国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加强，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60年至1964年，中国同14个亚非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中就包括12个南部非洲的独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