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过去200年间，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发政治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创新。75年前，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西方文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了“双重运动”（the Double Movement）学说，[1]从市场和社会两股力量的钟摆式拉锯来对20世纪出现的“大转型”做出解释。21世纪初，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被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动摇之时，丹尼·罗德尼克（Dani Rodrik）提出“世界经济的三难困境”（the Trilemma of the World Economy）理论，[2]认为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三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我们同时最多只能兼顾其中两者。后危机时代泛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正是西方各国为保全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而牺牲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这两套理论所回应的都是其所处年代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也不可避免地受限于时代。“双重运动”学说只关注了市场和社会，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塑造现代历史最重要的变革性力量—国家（the state）以及国家所存在于其间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这使得“双重运动”的理论结构被限制成了一条以社会和市场为两端的“线段”，缺少足够的概念范畴能够更好解释当今民族国家及国际政经架构对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而“三难困境”理论虽然将民族国家纳入考虑，将“社会-市场”的两点线段扩展为“国家-社会-市场”的三点平面，但这种改进后的理论却由于使用了难以变量化的分析概念（如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而过于偏重静态分析，因而牺牲了“双重运动”学说所具有的对政治经济体系演化的动态解释力。正由于其只关注历史演化过程中某一截面的静止状态，该理论才过于凸显出“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忽略了三者在动态演变过程中实现平衡的可能。
本文将综合“双重运动”与“世界经济的三难困境”各自的理论优势，希望建构一套分析框架，使之既能涵盖国际治理体系中的民族国家、通过民主政治追求自我保护的国内社会，以及追求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市场等三个重要概念范畴，又能保持足够的动态性。笔者将这一理论框架称之为“向心运动”（the Centripetal Movement）。这一理论框架包含三个理论支点：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和福利社会（welfare society），分别指代各国经济在全球市场（商品、资本和劳动力）上联系的紧密程度、各民族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和超国家事务时的合作水平，以及各国国内社会在应对国际市场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和社会风险时对公民福利的保障强度。这三者间的关系，不是如卡尔·波兰尼或丹尼·罗德尼克所设想的是处于一条线段或一块平面上，而是处于一个三棱立方体之中，相当于该立方体的三个支点;其各自程度的加深或水平的提高，则相当于沿着每条棱向上朝着顶点的移动。这三者所组成的平面，就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这样的视角下，过去200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可以被理解成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不断深化从而向着顶点中心的汇聚——即三点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象征着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的不断紧密。在这一汇聚过程中，如果三者的深化程度基本一致，就意味着三者所在的平面处于水平状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平衡状态;如果其中某一方面深化过快，那么原有的平面便会倾斜，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会失衡。失衡之后的调整包括两点：将发展过快的方面压制下来（但并非倒退回比原有均衡更低的水平），并将滞后的方面提高上去。直到三者的深化水平再次基本一致，它们所处的平面恢复水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能实现新的平衡。基于三方面发展深化的程度，每一次新均衡的达成都发生在比上一次均衡更高的水平上，这相当于三者所处的平面离顶点更近。因此，笔者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种失衡后再次恢复均衡的过程称为“向心运动”。
一、向心运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首先笔者将介绍和分析该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经济一体化、全球治理和福利社会。其次，将讨论这三者之间在动态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紧张关系。
经济一体化是市场依赖性在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蔓延。根据经济社会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的分类，[3]人类历史上有且只有三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传统（如家庭和部族内部基于血缘关系的资源分配和劳动分工，以及封建制度下通过婚姻和继承对土地和农奴的占有）、命令（如帝国凭借战争对他国进行土地征服和资源掠夺，以及计划经济中行政命令对资本、劳动力和商品进行的调配）和市场（以競争形成的价格为指引的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如佩里·安德森笔下古典时期的奴隶市场，[4]帝制中国时期长期存在的将“田底权”和“田面权”相分离土地产权市场，以及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出现的长途和短途的商品贸易）。资本主义诞生以来，首先从西欧开始，人类开始主要依靠市场而非其他手段来组织经济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市场依赖性。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市场依赖性在各国家和地区之间蔓延，结果就是市场不仅成为各民族组织经济的首要方式，其更通过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将各国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经济的一体化。因此，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各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活动统一于市场这一种组织方式，并进一步通过市场互动实现了经济层面的紧密联系。低水平的经济一体化是各经济体联系松散的自给自足状态，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加深，其在深度上将包括更多种类的市场（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再到劳动力市场，等等），而在广度上将囊括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如果各国家间在经济领域联系紧密的体现是经济一体化，那么在政治领域互动深化的表现就是全球治理。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各民族国家在一定规则或制度框架下，以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超出一国或一个区域的公共政策问题，包括安全、贸易、汇率、气候、资源等。[5]全球治理的制度形式是出现于不同政策领域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世界贸易组织、欧洲货币联盟等。虽然这些组织可能成为某些国家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但这并不改变全球治理的本质：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全球治理是民族国家在一些政策领域向超国家组织部分的主权让渡，其意味着对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限制。因此，与经济一体化类似，低水平的全球治理是每个国家在绝大多数政策领域握有完全主权，自主性基本不受限制，而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则意味着其在深度上能够对更多政策议题进行干预，并且在广度上可以影响到更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