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不仅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突破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同时战略地指明了中国外交将以反霸权为主线，团结第二世界，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也为中关关系的恢复、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探究这一理论的由来，它是随着毛泽东对世界大势不断深入研究，历经“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总结而得出的。
“二分世界”还是“三分世界”?——“中间地带”理论
毛泽东纵横驰骋于国际舞台，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峙、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作为太平洋沿岸地区重要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历来是世界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争夺的重点。自近代以来，中国屡次成为西方列强瓜分与宰割的对象。如何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和强大的新中国，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通过对全球战略形势的冷静观察，提出了他对世界战略大势的独到见解。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里，毛泽东不同意世界战略格局中“二分世界”的方法，提出了“三分世界”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二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美国是反动势力的堡垒，积极推行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政策，叫嚣美苏战争，而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在这两大战略力量之间，存在着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中间地带”。毛泽东进一步谈到，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所以，“中间地带”国家与美国的控制和反控制是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上，是美国企图控制的主要亚洲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打破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深刻揭示了当时世界政治斗争的本质，指出了虽然战后美苏对立的局面正在形成，但世界主要矛盾还不是美苏矛盾，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因此，“中间地带”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实际上希望，以各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解放运动来牵制和削弱美国的力量。为此他说：“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指明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确立“反美倒蒋”战略的理论基础。同时，这一理论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反映了中国革命与战后美苏对峙格局和它们两国的关系，包含着不赞成苏共限制中共发展的政策。因为，当时苏联担心中国的解放战争会加剧与美国的矛盾而引发世界大战，要求中共向国民党政府妥协。而毛泽东坚持把中国革命放在超越苏联的战略之上，不受美苏战后雅尔塔格局的束缚，选择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
“一边倒”还是“一条线”?——“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从“中间地带”理论的逻辑出发，选择了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边倒”战略。但是，当时相当多的民族主义国家，在挣脱殖民统治之后，仍维持了它们对两大阵营的中立立场，形成了一股中间力量。在国际斗争中，如何争取这股中间力量的问题便凸显出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了两件大事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表明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在崛起；二是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西方阵营内部英法和美国的矛盾。正是这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的重新思考，并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就苏伊士运河事件指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中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么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例如，中国、土耳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1963年9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在这里，毛泽东从世界战略关系的视角指出，在美苏之外的国家都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国家都与美苏有矛盾，随着它们自身力量的发展，日益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之外的力量。此时，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在与苏联的全球争夺中处于守势。尼克松上台后，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争取拉拢中国，频频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做出与美国改善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两国寻求建立对抗苏联的战略关系。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了关于“一条线”的战略设想。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一条线”，就是依纬度划一条横线，建立连结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这种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判断，表明了毛泽东对国际战略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即放弃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思维方式，突出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要地位，表现出毛泽东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为此后的“三个世界”战略划分提供了必要的认识前提。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师，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宏伟气魄，在把握战略全局上，他秉承了中国古代先哲们的“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的战备谋划传统，始终站在全球的背景和战略格局的高度上分析世界战略大势，从而确立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