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政治概念能够相对系统化地进入大众视野，福柯在这个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而奈格里与哈特根据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理论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以新时代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和批判逻辑，从而形成了具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生命政治思想。奈格里与哈特对当前世界秩序的讨论与研究，毫无疑问，这不仅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风格与鲜明的创新精神，也为我们了解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秩序、劳动范式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关键词：帝国；生命政治；非物质劳动：实质吸纳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4.0012
关于生命政治的概念福柯既不是开启者也不是终结者，福柯之后有很多学者都有讨论生命政治的问题，如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激进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从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脉络来看，他认为生命既不是政治的基础也不是政治的对象，而是将生命置于政治秩序的中心，让生命在权力与知识的框架下运转，让生命个体承受各种连续不断地规训、矫正、排斥机制的渗透，由此展现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1]，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无法逃脱“身陷囹圄”的命运。这位20世纪极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所传达的更多的是对具体历史的研究与考察，进而对现代性话语展开激烈的批判，并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有效解决策略与方案。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概念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显现的是前者对后者的一种改进与修正，阿甘本在阐述其生命政治思想过程中对古希腊语中zoe 式的生命与 bios式的生命进行了细致的区分，由此牵引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成员体现的是“赤裸生命 ”的生存状态，并认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充满血泪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便是“现代生命政治的范式”[2] 。而哈特与奈格里相对于福柯与阿甘本来说，他们对未来社会有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批判，并试图找出革命的潜能以及尝试勾画出某种历史趋势。
一、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概念的提出
奈格里与哈特对生命政治思想的阐发与他们对现代政治秩序的考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帝国》）一书中，他们是通过对当前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质疑来揭开其论述序幕的，他们认为当今世界政治秩序构造正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并猛烈地批判了霍布斯式思想和洛克式思想的国家主权观念，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和日益扩大，以及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输出和急剧扩张，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一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3]序言1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这是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中所产生的全新的统治世界的政治秩序，也是一种可以在全球层面上有效地支配与主宰一切的主权形式，他们将其称之为帝国，即一种有别于欧洲大国、美国、日本所推行的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的全新的政治秩序、逻辑结构和政治主体、一种离散的网状的统治形式。简单说来，处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的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秩序，而帝国主义的统治逻辑正在面临着衰落，甚至走向崩溃。于此，他们进一步阐述了帝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区别：
第一，帝国是一个去中心、去领土化的机器[4]。但是，他们重申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民族国家主权不再重要而是说民族国家主权不是帝国的基础。第二，帝国主权有着强劲的包容性、纳入性与开放性，这是一种具有网状形态的网络权力，从而使得内外之别不再清晰。但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等级与隶属关系，不再存在贫富之分。第三，帝国虽然依旧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但它们都内在于网络权力之中，有着和平的景象。最后，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为维持全球资本与保证全球秩序的主权形式——帝国，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是奈格里与哈特基于马克思的历史趋势的分析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秩序所作的说明与解析[5]。
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下，政治经济的内在结构会发生质的转变，权力建构可以生成全新的统治模式，这表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入到了又一崭新的发展阶段，即面对着从现代向后现代、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转换。在后现代社会形态以及帝国主权统治的语境中，追寻帝国统治机器的如何运转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探究帝国机器内部的物质状况，“我们的分析现在也必须深入到那个物质性层面，在那里探察统治范式的物质转型。我们需要找出生产社会现实的各种力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确定驱动这一生产的主体。”[3]23因此，奈格里与哈特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搜寻帝国机器的生产力基础上，仔细研究了在这种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劳动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等方面所发生的改变，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以及逻辑语境与结构中，奈格里与哈特开始转向求助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结合自己的帝国理论对其进行重新的解释与描述，从而形成具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生命政治思想。
二、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的关系
不难发现，在奈格里与哈特的著作以及其相关论文中，“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虽然对“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两个概念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论述，尤其是“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对其进行了相对充分的阐释，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详细的讨论，甚至在表述这两者概念的时候也显得相当的暧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进行研究与阐发。
（一）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概念
奈格里与哈特的非物质劳动思想得益于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这尤其体现在对意大利学者莫利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继承与发展上。奈格里与哈特认为，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智力和非物质方面，却忽视了肉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因此，被这个群体所遗漏的内容得到了他们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将“非物质劳动”表达为“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例如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并认为可以从两种主要的方式来认识非物质劳动，第一种方式主要为脑力或语言的劳动，例如解决问题、符号型与分析型的任务及语言表达。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类似产品。另一种主要的非物质劳动我们称之为“情感型劳动”。……情感劳动是一种可以生产或控制如舒适感、幸福感、满意感、兴奋感，或者激情感的劳动。”[6]108而对于“生命政治”概念，奈格里与哈特说道：“把‘非物质劳动’理解成‘生命政治劳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去把握这个概念，即‘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6]109“我们把这种新的主导性生产方式称作‘生命政治生产’，来强调它不仅包括严格的经济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也涉及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的生产。这种生命政治的生产及其对共同点的扩展是今天建立全球民主的可能性的有力支柱。”[6]pxvi
（二）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从概念的角度来看，很显然，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与矛盾性。第一，非物质劳动强调的是，我们所进行的生产是一种非物质性生产，而非物质性指的是它的产品。而对于生命政治劳动来说，生命政治生产它不仅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而且创造物质产品，因此，就两者生产的产品范围来看，生命政治生产更具广阔性与开放性。第二，非物质劳动更倾向于表达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的转变，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变化的宏观总趋势。而生命政治劳动更多的是从微观层面来展现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因此，奈格里与哈特强调说：“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当中，财富的创造更倾向于我们将称为生态政治的生产，即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在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增长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3]序言3总之，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可以把非物质劳动理解成生命政治劳动是具有矛盾性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所涉及的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其次，从与生命权力的关系角度来看，致力于创造思想、信息、形象、知识、交流、人际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的非物质劳动，在保障帝国生命权力的运转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生命权力是帝国主权的统治机制，是帝国主权所使用的凌驾于所有社会生活与生命之上的权力，生命权力的实施使人们的生命和整个社会生活都统统处于它的监督与控制中。而非物质劳动对劳动者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榨，促进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力对其思想、意识、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操纵，也就是说，后现代社会之中的非物质劳动弥漫着鲜明的剥削与压迫气息。而致力于构建社会生活本身的生命政治则是生命对权力的一种抵抗，展现的是对生命权力这种反动统治所发起的挑战，因此，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处在势不两立的境况之中，两者之间充满着尖锐的矛盾，而且不可调和[7]。当然，生命政治生产在创造物质产品或非物质产品以及构建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生命形式的过程中也会对生命权力的执行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在帝国机器内部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
最后，从生产主体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还是生命政治劳动都是一种主体性生产[8]，根据奈格里与哈特的观点，反抗帝国主权形式的主体可以在交流、协作与情感关系之中自动形成。而且这种主体从事着非物质劳动，也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存在。对此，奈格里与哈特认为，“生产的力量事实上如今全是生态政治的；换而言之，它们不仅遍布在生产中而且在整个再生产领域，并直接由二者组成。生态力量成为一种生产的中介，这正当整个再生产的情境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统治之下，即当再生产与自身组成它的根本性关系直接变成生产性的时候。生态力量是资本之下社会的真正吸纳的另一个名称，二者与全球化的生产秩序相同义。生产充斥着帝国的表层；它是一架充满生机的机器，一种智能的生机通过在生产与再生产，同样也在（劳动、情感与语言的）流动当中表现其自身的方式，赋予社会一种新的集体意义，并认可了合作之中的道德与文明。”[3]351即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随处可见，而且将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简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统治下的新的劳动范式将会遍及所有的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也会跨越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空间。除此之外，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劳动在挑战帝国统治权威，创造解放力量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蕴含着革命的政治主体的出场，它们内在地孕育着革命的因素，而且这种革命要素能在残酷的统治下找到突破的缺口，进而能够摧毁压制性统治，赢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奈格里与哈特言说道：“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3]287“生态政治生产的广阔图景让我们最终认识到无产阶级概念的完全的普遍性。”[3]385
三、实质吸纳与生命政治
奈格里与哈特在谈及实质吸纳理论的时候，无疑是受到了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的影响，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独立形式——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论述[9]。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他所强调的是资本家让工人在统一的场所与劳动时间进行物质生产，并通过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榨取工人的肉体、精神、意识等，从而使得工人隶属于机器生产，工人的肉体与灵魂从属于资本。而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在全新的世界秩序，全新的逻辑和结构的帝国统治下，资本对劳动的监督与控制，不再单纯地以马克思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进行运转，资本对非资本主义外部领域的形式吸纳渐渐退出话语体系，资本的渗透逐渐地超越了物质生产过程，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超越了阶级与群体，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形式成为了后现代政治语境的主导形式。
首先，资本扩张的本性马不停蹄地继续着，不断为开辟资本主义市场新领域而“战斗”，并陆续地伸向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进程，使其逐渐地被吸纳到资本的统治之下。而且，这种非资本主义可供全球资本吸纳的领域与范围还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资本不仅向外扩张吸纳非资本主义的环境，而且向内继续延伸，穿透资本主义自身范围，这不再是形式上的吸纳，而是实质吸纳，“资本不再向外部看而是着眼于内部，其扩张因此更加精深而不是广泛。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资本的技术组织的一步质的飞跃。以前的工业革命的各种阶段引入了机器制造的消费品，后来则是机器制造的机器，但现在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机器制造的原材料与食品——简而言之，机器制造的自然和机器制造的文化。……当现代的积累以对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形式的吸纳为基础时，后现代的积累则依赖于资本主义范围自身的真正吸纳。”[3]266由此观之，奈格里与哈特通过对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疯狂向外、向内吸纳的描述，他们认为，在帝国的全球政治秩序之下，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环境乃至整个人的生命、情感、欲望、思想、观念等都处于资本高度的控制、操纵、驾驭之下。
再次，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在控制社会中出现了与规训社会截然不同的权力范式——生命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形式在内部规范社会生活，它追随社会生活，解释它、吸纳它，并把它重新表述。只有当权力成为一种内在的、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时，也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接纳权力的这种职能作用，并按照他或她的意愿启动它时，权力才能达到对民众的全部生活的有效控制”，“这种权力的最高职能是层层包裹生活，它的基本任务是指导、管理生活。因此，在生态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为了权力追逐的猎物。”[3]25也就是说，帝国主权的权力范式——生命权力可以穿透整个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以及生命形式，所有一切都处在权力的蚕食中，无一幸免，这是实质吸纳的体现。
此外，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只有控制社会才能采纳生态政治环境，作为其专有的指涉域。”[3]25在控制社会中，“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伸展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已完全被纳入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3]26由此不难发现，帝国的主权权力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如同其网状形式的权力轮廓般笼罩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社会领域与日常生活之中。没有什么可以逃离生命权力的控制与操纵，一切都已或将会淹没在权力的魔爪中，因此，在控制社会，在生命政治环境中，实质吸纳无所不在，如此的社会环境给予它充分的生长养料，也只有这种社会环境才能让它淋漓尽致地展现其魔力。
综上所述，资本着眼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实质吸纳方式，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劳动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命范畴，而在帝国统治下的资本的实质吸纳方式的展开，是通过全球化时代的新劳动范式进行的。在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与闲暇时间之间已经不再有清晰的界限，工作时间在不断地扩展，“在工业范式中，工人的生产几乎都是在工厂中进行的。但当生产的目的变成解决问题想出一个主意或者创造一种关系的时候，工作时间就会趋向于扩展到整个生活时间之中。一个主意或者一种想法不仅会在你的办公室里出现，而且也会在你洗澡或做梦的时候出现。农业和家务劳动的传统特征可以再一次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变化。农业劳动在地里当然是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的：在需要时工作日可以一直从清晨延伸到黄昏。而传统的对妇女家务劳动的安排更明显地消除了工作日的界限，而将之扩展到整个生活中。”[6]111112资本不仅吸纳了工作时间也吸纳了人们的生活时间，而且使以前清晰的界限越来越不再清晰，因此，不得不说，处在帝国统治秩序下，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们，实际上不再享有所谓的“自由”，而是时时刻刻承受着来自生命权力的压迫与剥削，忍受着资本悄无声息、有条不紊的压榨与控制。由此可见，这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情况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如此残酷的社会环境中，不能存在反抗的主体，奈格里与哈特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逻辑——资本主义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认为，帝国主权之中也同样潜存着具有生产性和反抗性的政治主体，因为非物质劳动也是一种生命政治劳动。生命政治是一种对生命权力的抵抗，可以生产出政治主体来反抗生命权力的反动统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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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iorgio Agamben.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M].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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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M]∥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8.
[5]Michael Hardt.Welcoming the Multitude：An Interview with Kenta Tsuda[J].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2006（13）：1118.
[6]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 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
[7]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M].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6.
[8]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M].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50.
[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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