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些年来，随着翻译者对文化交流与传播重要性认识的逐渐加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越来越受到译者的普遍关注。通过回顾其在《译者的隐身》中所探讨的归化翻译历史和异化翻译传统，介绍了韦努蒂所认为的归化翻译的弊端以及异化翻译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指出他的翻译理论是在批判归化翻译和支持异化翻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关键词：译者的隐身；归化翻译；异化翻译
作者简介：赵博（1980-），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辽宁 大连 116052）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1）26-0202-02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翻译史家、翻译家。他的翻译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的语言学理论的束缚，从西方批评理论、解构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翻译，从而开辟了从文化、文学、哲学、伦理学、种族学领域，建构了西方翻译理论的新途径。
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是韦努蒂在其著名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的。根据韦努蒂的界定，归化翻译是译者为了制造出透明，通顺的译文而将异域文本中的“陌生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翻译策略。而异化翻译是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
在《译者的隐身》这部著作中，韦努蒂通过对西方17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即“流畅”的翻译策略主导着西方300多年的翻译实践，它形成了英语文学中翻译外国经典的主要方法。这实际上体现了主导文化社会中常见的政策，即“盲目自大地使用单语，把外来文化拒于门外”。他还认为，主导文化社会“习惯于接受通顺易懂的译文，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中，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1]这里的“隐匿”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它说明了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在以归化法作为标准翻译法的文化社会中，正是译者的“隐匿性”使译文自然而然地归化于目的语文化而不被读者发觉。[1]
这样译文中能体现外国语言、文化特定的独特性被完全抹去，一一点洋腔洋调也没有，在选词、句法和风格上与目的语完全趋同，给人以透明的感觉。多年来，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流畅翻译策略一时风行英语世界，任何偏离主流翻译策略的方法，即不畅达的译文，都会被斥责为异端学说。
对这种主导西方翻译史的归化翻译法，韦努蒂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指出，这种突出流畅性的翻译策略，是为了体现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及文化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用其来规划外国文本。一方面，它满足了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使译者和译作处于“隐身”的状态。归化和异化的问题，在翻译技术层面上看起来是语言的选择问题，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来看，它绝非如此简单，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体现了翻译的伦理道德和文化身份认同等文化核心问题。
归化翻译虽然可以清楚地表达出原文作者的意思，可是在归化的同时却抹杀了原文的民族特点、文化内涵，只是一种在意义上的对等。试想一下如果将“dragon”这个词一味地进行归化，也许西方的读者永远也不清楚在中国的文化中“龙”的独特的含义。同样，中国的读者也不会理解在西方文化中这个词的真正的意思。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归化翻译重视的是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对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相对的轻视，忽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可理解性、可融合性以及相互适应和渗透的可能。
韦努蒂的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的概念衍生于德国哲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其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施莱尔马赫提到：“译者要么尽量不要打扰原文作者，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1]施莱尔马赫的“将读者带到异国他乡”是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异化翻译法，其目的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强调异质因素，以反抗文化霸权主义。
法国翻译家伯尔曼在其《异域的体验：德国浪漫派的文化及翻译》以及《翻译和对异类的审判》两篇文章中论述了西方文化对“非我族类”的异域他者的同化过程，这对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伯尔曼认为，这种“对异类的审判”不仅是个翻译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他列举了语言中的12种翻译的“变形的倾向”：
理性化、明晰化、扩展、拔高、质量降低、数量降低、节奏的破坏、意指链的破坏、语言模式的破坏、方言、表达习惯或异国情调的破坏、破坏惯用法、抹去附加的语言特色。[2]
伯尔曼的这12条意味着归化翻译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行为，它实现的是对外来语言文化的否定。
韦努蒂运用伯尔曼的概念，来重新书写英美语境下的翻译谱系，引进被人们长期忽视的异化翻译策略。施莱尔马赫和伯尔曼的理论成为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基石。在《译者的隐身》一开头，韦努蒂引用夏皮罗的话来说明这样的状态：“我认为，翻译文本应该是透明的，看起来不像译文。优秀的翻译好像是一块玻璃，只有有微小的瑕疵的时候，你才注意到它的存在。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它从来不需要引人注目”。[1]这种归化法，一方面掩盖了驯化外来文本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有意识地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删除了原文中的独有的语言特征，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语言及价值预设，为目的语总体文化及意识形态服务。
从后殖民的角度看，归化翻译法不仅隐匿了译者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也即“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暴力”，它将外国文本简约为占主导地位的英美文化价值观，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选择，到审美习惯，一直强调与目的语文本保持和谐。“归化翻译法实行的其实是对外国文本的侵略，巩固的是目的语文化规范，抹杀掉的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特质，强化了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距离，声张的是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侵略”。[3]
异化翻译旨在限制归化翻译所带来的“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在生成目的语文本时，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故意打破目的语习惯的语言和文化规范。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异化翻译是“对译入语文化价值观施加种族离心的压力，以在翻译作品种体现外国文本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他认为，异化翻译能够“抑制翻译中种族中心的暴力（to restrain the 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抑制英语国家“暴力”地归化翻译文化价值观。因而异化翻译又被称作是抵抗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即译者通过采用不“流畅”的翻译手法，突出翻译作品中外国文本的外来身份，并保护原文不受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1]
异化翻译时，译者通常采用相应于原文作者使用的表达方式，再现源语的内容和异质因素，尽量传达原作的特有的语言形式以及异域文化色彩。异化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在翻译原文中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因素时，其结果必然是带来一些不同于译语的新的语言表现形式及其所负载的文化内涵。“由于异化翻译尽可能保留了源语的语言表达和异化文化，使译语读者生动地感受到了“洋腔洋调”，从而开拓了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丰富了译语的表达力，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4]随着交流的日益加深，各种语言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而异化翻译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韦努蒂认为要翻译出好的作品，译者必须消除自身的种族文化优越感，尽量把原文文本的语言风格保留下来，让目的语读者能够接触到最原汁原味的外国语言和文化，以此来推动国与国之间的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他的异化翻译策略能够更好地使读者领略到外国的语言特色、异域的文化、当地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与审美习惯等。通过阅读国外译本，读者能够学习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由此扩大视野，丰富自身的语言文化知识。
异化翻译法将归化翻译法所排出的异质性重新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异化的操作不仅是在词语上逐字对译，或是在译文中保留外来词汇，突出原文的异质性，更重要的是，译者的目的在于改变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为此，译者在翻译策略上需要偏离目的语的文本类型，颠覆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强调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异化产生的结果可能是对目的语文化价值进行抵抗和偏离。这种有意识的偏离而采用异化的方法，又被韦努蒂称之为抵抗是翻译（Resistance）。也就是说，异化翻译法不仅体现在词汇上采用直译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对目的语语言和文化自始至终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
韦努蒂所提出的抵抗式翻译，可以看成是异化在文化上的进一步延伸。“所谓抵抗式翻译就是翻译重视的是试验手段，倾向于窜改用词，试图寻找与原文相对应的多元价值、多重声音或表现方法，而形成自身的风格。它避免的是流畅性，因为它对外国文本施加的是种族中心主义暴力，抵抗和挑战的对象是目的语主导文化”。[5]可以说，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其实就是异化翻译的极端变现形式。
在韦努蒂看来，翻译不仅是求同，更重要的是不断地存异。翻译文本的过程是一个与他者对话的过程。翻译不仅呈现差异的场所，而且是展现异国情调魅力的机会。“宰制与抵抗”使我们看到了话语时间的复杂性。“通过译文，读者所观察到的是文化他者和抵抗，这种非连续性的翻译策略让读者意识到，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6]换言之，翻译的流畅策略是一种文化自恋，它试图在外国文本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和声音，而结果找到的只是一种幻影，反而在翻译中迷失了自己。
虽然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确实对提高译者地位和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抵抗文化霸权的有限性。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是将弱势文化翻译成强势文化时，可以抵制文化霸权。但是在将强势文化翻译成弱势文化时，这一策略是否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呢？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的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的翻译却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也许就不堪一击的译语和译语文化，也许是在不经意中，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
第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审美需求。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份，破坏和毁谤目的语文化的规范，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并通过填补和解释文本中的沉默、空缺、不在场之处来进行颠覆。这种翻译的可接受性究竟有多大？如果译文晦涩难懂，不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其读者群是否会缩小，这种翻译是否能达到其目的。读者读书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或为了获取某方面的知识，或为了消遣，并且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一味异化翻译的译文，行文古怪，无疑像是在阅读中设下了种种障碍，最终会导致读者失去耐心而放弃阅读。甚至韦努蒂自己也承认异化翻译策略不适用于科技翻译，因为科技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对内容的理解和交流。然而，所有的翻译最终的目的不都是为了理解和交流吗？
总体来看，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属于翻译的文化学派。与其他文化学派学者不同的是，韦努蒂更多地吸收了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思想，并从形而上学方面进行纯理性的思考。韦努蒂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理论揭示了翻译有助于培养或抵抗本土信仰和思想观念的途径，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翻译策略，用于分析翻译文本与文化的关系。他将伦理概念引入了翻译研究，极大地强化了伦理、权力话语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韦努蒂对近代西方翻译史的本体研究，史论结合，具有深度和广度，改写了传统上翻译史的撰写法。他让隐身的译者出场、现身，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总之，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研究具有极强的思辨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文化领域，丰富了文化学派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2]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5]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刘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