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隐喻的跨文化研究是当代隐喻学最具有价值和前景意义的研究领域,因此有必要在隐喻学的学科地位业已确立的基础上,提出建立隐喻文化学的问题。隐喻文化学的建立不仅有当代隐喻学的雄厚的理论基础,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可资利用、整合的研究资源。隐喻文化学的建立,不仅可以为考察研究人类的不同文化形态提供一种更具本源性的理论视角和一扇更为宽阔的理论窗口,而且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同时,众多文化研究领域遇到的瓶颈问题,借助隐喻学的理论视角才有可能得以最终解释。
关键词:隐喻;隐喻学;隐喻文化学;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9)06-0168-03
一、隐喻文化学建立的理论基础
隐喻文化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当代隐喻学。当代隐喻学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一门新兴学科,进入70年代,西方学术界形成了所谓的“隐喻热”。1982—1983年间,霍夫曼和史密斯(Hoffman、Smith)主编出版了《隐喻研究通讯》,并在1986年改刊为《隐喻与象征活动》(“Metaphor and Symbol”)出版至今,成为专门研究隐喻的国际性刊物;而“隐喻研究与应用国际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从1996年起到2006年分别在英国、丹麦、荷兰、突尼斯、巴黎召开了六届。与此同时,隐喻学专著不断推出,保罗•利科的《活的隐喻》(1975),莱考夫、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1980),《体验哲学——基于体验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1999),库柏的《隐喻》(1986),英德伽的《隐喻与认知》(1992),霍克斯的《隐喻》,雷柏曼的《从隐喻的角度:隐喻认知内容的多学科研究》(1995),怀特的《隐喻的结构:隐喻语言工作之方式》(1996),亚历山大•佐尼斯的《勒•柯布西耶:机器与隐喻的诗学》(2004)都是颇具影响力的西方当代隐喻学专著。目前,隐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当代隐喻学认为,从本质而言,隐喻根本不是为了润饰话语而发明的修辞技巧,而是人类普遍而基本的认知思维方式。隐喻是“概念系统的跨领域映射”[1],它是人类借助身体经验和熟知事物形成新概念的心理机制,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此类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隐喻作为人类普遍而基本的认知思维方式,必然会影响制约人的一切精神行为、实践行为、文化行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无不打上隐喻性的烙印。莱考夫、约翰逊将隐喻视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 We live By)[2],正是为了揭示隐喻之于人类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因此,对人类精神行为、文化行为、文化形态的研究不能离开隐喻的理论视角。
二、隐喻文化学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
(一)隐喻文化学的历史渊源
隐喻文化学是以当代隐喻学为理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而这方面的工作早在19世纪就有人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隐喻的跨学科研究的先驱首推19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他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凝结在耗时近20年才完成的《新科学》这部晦涩难懂的巨著中,这是一部探讨人类文化起源的著作。维柯认为各民族文化的起源具有共同的规律和特征,都是基于早期人类的一种共同心智而产生的。早期人类的这种共同心智他称之为“诗性智慧”。关于“诗性智慧”,他在书中多次予以说明:
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3]。
人类心灵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3]。
维柯认为,“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是先于理性和抽象思维的形象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是与原始人发达的感觉力和想象力相联系的;“诗性智慧”来源于先民们的无知,无知是惊奇之母,惊奇推动了人们的想象。结合维柯书中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诗性智慧”有以下特征:它是有别于抽象思维的具象思维,其心智特征是“以己度物”,以“想象的类概念”来概括事物。早期人类的这种“诗性智慧”与艺术思维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所以,维柯认为“世界在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3]。显然,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与当代隐喻学将隐喻看做是建立在身体经验基础上的以类推演的体验认知方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新科学》开创了从“诗性智慧”的角度探讨人类文化以及在人类文化的广泛背景下探讨“诗性智慧”的先河。尽管维柯不是立足于建立一门隐喻文化学,但由于“诗性智慧”和隐喻思维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新科学》客观上成为隐喻文化学的奠基之作。
对隐喻的跨学科研究作出同样重要贡献的学者是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他的《语言与神话》、《人论》给我们建设隐喻文化学以极大启迪。卡西尔认为,语言、神话是人类符号文化的最初形式,具有同源一体性,语言与神话的同源一体性表现在,它们都是建立在隐喻思维的基础上的。卡西尔还认为,隐喻思维不仅是语言、神话形成的内在机制,而且是艺术形成的内在机制。卡西尔认为神话思维就是隐喻思维,因此,神话与艺术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昭示了隐喻与艺术的内在联系。
不仅如此,卡西尔进一步指出:语言的逻辑思维功能和抽象概念实际上也是在神话的隐喻思维和具体概念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语言并不专属于神话的国度;从一有语言开始,语言在其自身内部就负载着另一种力量:逻辑力量。这一力量是怎样逐渐大放异彩,如满月高挂中天;它又是怎样凭借语言冲开了自己的道路,我们无法在此详述。不过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语词越来越被简约为单纯的概念的记号(sign)。”[4]这就意味着,人类的全部理性的知识和文化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之上的。苏珊•朗格在为卡西尔《语言与神话》所写的序言中说,卡西尔要求郑重研究“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这样一种观点必将改变我们对人类心智的全部看法”[5]。
以上两位学者从宏阔的理论视野出发,以深邃的理论洞见揭示了隐喻思维在人类文化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的奠基性作用和本体性地位,可谓振聋发聩,对我们今天建设隐喻文化学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隐喻文化学的现实基础
隐喻文化学的建立同样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这不仅表现在当代隐喻学关于隐喻本体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为隐喻文化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在于当代隐喻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维度——隐喻的跨学科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当代隐喻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还没有出现象像维柯和卡西尔那样的思想大师,其理论视野和理论洞见都没有以上两位大师那样宏阔和深邃,但某些领域的研究却比之维柯和卡西尔有了更加纵深的开拓,众多学者对隐喻的跨学科研究的热潮也使研究的广度较之维柯和卡西尔时代更加宽广,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李福印先生在《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一文中对国外隐喻的跨学科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作了以下介绍[6]:
当代隐喻学的跨学科研究的热潮和已取得的成就无疑是隐喻文化学得以建立的重要现实条件。尽管这些研究成果还是零星而不成体系的,甚至是不自觉的。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不可能一开始就体大周备,只有在局部、分散、零星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全面整合和体系化的学科建设构想。隐喻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之所以必要,从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来看,正在于它已发展到一个需要全局整合、体系化建设的阶段。
三、隐喻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一)它为考察研究人类的不同文化形态提供了一个更具本源性的理论视角
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固然可以且应该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如语言文化学、宗教文化学、人类文化学等。隐喻文化学不可能涵盖或替代以上任何一种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不可否认,与以上任何一种文化学研究的理论视角相比,隐喻文化学无疑体现了一种更为深层次的理论视角。在此,我们仅通过语言与隐喻对人类文化影响的比较,来看待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哲学实现了语言学转向,提出了语言本体论。其实,语言之于人类文化的本体论地位只能在一个相对意义上而言,或者说,语言之于人类文化的本体论地位是建立在一个缺乏实证的预设的语言学理论基石上的,这就是由索绪尔正式提出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语言的任意性原则。用任意性原则来解释语言产生的原因,实质上等于取消了对语言产生原因的探讨,语言成为人类无根无由、恣意妄为的结果。语言的产生既然无根无由,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语言之于人类文化成了“第一因”的元素,欲对人类文化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探究只能从语言这个层面入手。
然而,当代隐喻学和认知语言学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语言的任意性原则的荒谬性。隐喻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I.A.Richards),不是语言派生了隐喻,而恰恰是隐喻派生了语言;语言中的隐喻现象不过是概念系统隐喻的表现形式而已。雅克布逊关于语言的两种组合结构与隐喻和转喻内在联系的精辟论述[7],近年兴起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8],以及语言在结构和句法层面的隐喻性和象似性研究[9],都充分证明了语言具有理据性;而语言的理据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语言的隐喻性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语言在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但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在语言背后还存在一个决定语言生成的心理机制,这就是人类的隐喻心智。语言正是人类凭借隐喻心智创造的第一大文化形态。语言在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是以隐喻思维作为基础的,隐喻在人类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影响较之语言更具有本源性,或者说,语言对人类文化的作用影响只能在以下意义上理解:语言不过是人类在用隐喻心智建构文化过程中所凭借的媒介之一而已。
(二)它为考察研究人类的不同文化形态提供了一扇视野更为宽阔的窗口
隐喻不仅较之语言在人类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影响作用更具有本源性,而且,隐喻较之语言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作用更为广泛。除了语言符号以外,人类还借助文字符号、声音符号、图像符号分别创造了文字文化、音乐文化以及绘画、雕塑、建筑等视觉文化。由于学术界目前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存在不同理解,所以,语言文化与文字文化的关系暂时不论;至于音乐文化和视觉文化,则我们很难说语言符号对它们有什么根本决定作用。当然,各种符号形式在人们心理上到底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目前仍属于“黑箱”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在心理层次上可能存在语言符号对声音符号、视觉符号的影响关系。不过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语言符号可能对声音符号和视觉符号会产生影响,不如说各种符号形式在心理层次上可能存在着互相影响,而不独是语言符号对其他符号形式的单向影响。以上仅仅是假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语言符号、声音符号还是视觉符号,都受着同一种人类共同心智——隐喻思维的影响。隐喻思维影响了特定符号形式的形成,进而通过不同的符号形式影响了不同形态的文化。隐喻心智是一切符号形式生成的最重要的机制(另一机制则是转喻心智)[10],而人类不同文化的功能性质恰恰是借助不同的符号形式得以实现的,因此,隐喻的理论视角不仅对语言类诸文化形态的研究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人类一切文化形态的研究均具有通摄总揽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三)隐喻文化学有助于理解人类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
从本源意义上而言,人类的全部文化行为、文化成果都建立在同一的隐喻心智力量基础之上,因此,人类的文化行为、文化形态尽管后来经历了巨大的演变分化,呈现出纷繁多样的文化景观,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人类的心智后来沿着怎样的多重路径分流发展,它们都无不以隐喻心智作为分化演变的起点和基础;不管人类文化呈现出多么纷繁复杂、形态迥异的景观,其中的每一种文化形态中都隐藏着隐喻的因子。隐喻文化学的建立,一方面旨在从隐喻的视角展开对人类不同文化形态的具体研究,另一方面旨在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中隐喻现象的研究,深刻揭示不同文化形态的内在关联性和系统性。
人类文化最初呈现出浑整一体化的特质,就是建立在隐喻思维的基础上的。人类文化的重新整合,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同样离不开隐喻思维方式的弘扬。只有在隐喻思维的视野下,人类才能亲身体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灵魂与肉体、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才能真切感悟天文、地文、人文乃至不同民族文化的异质同构性。至于学科的融合,更是直接依赖于隐喻式的类比、模拟的心理机制和心灵智慧。
(四)众多文化研究领域遇到的瓶颈问题,借助隐喻的理论视角才有可能给以终极解释
我们仍以语言学为例来说明。
长期以来,索绪尔关于语言的任意性原则被看做是语言的根本性质,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任何自然的联系,或者联系是不可论证的,即符号对现实中跟它没有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后来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将任意性观念推到了极致,认为不仅单个符号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其排列组合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既然语言的结构无法找到外在的动因,就只好把语言说成是任意的符号系统。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别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从当代隐喻学的观点来看,语言是人类认知的产物,而人的认知具有体验性,我们的概念、范畴、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形成的,特别是由我们感觉运动系统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身体部位,它们为我们日常推理提供了认知基础。因此方位空间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人类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把人的身体和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于是产生了隐喻思维[10]。语言作为认知的产物,它虽然不直接反映客观外物,却反映了人们的观察认识事物的心智特征,人们以怎样的心智方式看待世界,就会有怎样的对世界的语言命名。我们可以从一切语言中找到语言命名的心智原因。因此,语言形式相对于人的认知结构来说不是任意的。
四、结语
隐喻文化学就是借助现代隐喻学的理论对人类的不同文化行为、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性质、功能予以阐释,对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分化演变作出深刻揭示的一门综合性的人文基础理论学科。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认为隐喻文化学的理论框架拟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隐喻本体论:简要介绍当代隐喻学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隐喻文化生成论:分析探讨隐喻思维在人类各种文化形态的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基础地位,以及隐喻心智与各种文化形态的性质特征、功能作用的内在关系;第三部分,隐喻社会功能论:论述隐喻对人类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影响。
以上是本文关于隐喻文化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初步意见。作为对一门新型人文基础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构想,不求完备,但愿能引起学界注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斯足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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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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