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合浦，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地方，自古以来地灵人杰，才子辈出。曾经做过鲁迅先生弟子的岑麒祥教授，就是当代合浦人中的佼佼者。
1987年10月，出于修志工作的需要，在合浦县志办工作的我远赴北京，在北京大学燕东园采访了岑麒祥教授及其夫人欧阳雪波，聆听两位老人讲述了岑麒祥教授的求学生涯、从教生涯和写作生涯。时年83岁的岑教授让我拍摄了很多珍贵的文字资料，并赠给我有关书籍，其中有他的专著、论文，也有学术界对他的专论。
岑麒祥，1903年出生于合浦县廉州镇，1922年毕业于廉州中学，就读于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英语科，次年得到亲戚资助前往广州，考入中山大学高等师范部，在国内读大学6年，在法国留学5年半，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20多年，又在北京大学任教34年，是举世公认的学贯中西的著名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当我从合浦远道赴京采访岑麒祥教授，被引进他的客厅时，岑教授见是家乡来人，格外亲切热情。寒暄中，我称他为教授，他却谦恭地说：“我只是个教书匠。”他指着挂在墙上的鲁迅先生画像说：“我的老师鲁迅先生，才是真正的教授。”我仰头细看鲁迅先生的画像，又端详岑教授的相貌，禁不住笑了起来，岑教授留的胡子，竟与鲁迅先生的一模一样。
岑教授身材魁伟，方脸大耳，虽然已是83岁高龄，仍耳聪目明，声如洪钟。其夫人张罗了茶水，招待我们坐定后，岑教授便说起与鲁迅先生的师生情缘：“1926年，段祺瑞在北京屠杀爱国群众和革命师生，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把北方搅得一塌糊涂，很多著名教授如鲁迅、郁达夫、傅斯年、许德珩、俞平伯等，都南下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任教。正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我，有幸成为鲁迅先生的学生。鲁迅先生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亲自为我们讲授《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使我受益匪浅。”语气中，流露出对鲁迅先生的深深眷恋之情。鲁迅先生是1926年9月由厦门至广州，一直工作到1927年1月。初到广州，是在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师范学院)授课，但是他在周末给学生演讲，岑麒祥等同学都有机会参加。尔后鲁迅先生又兼授中山大学的三门课程。鲁迅先生最感困难的是语言不通，到学校附近小店买东西，店家讲的“普通话”最多只能听懂一半，当地人还有点欺生。岑麒祥等几个同学星期日便陪鲁迅先生逛市，或出外购物好当翻译，或到邮政代办所查看有无信件。
岑教授说，校方对鲁迅先生的演讲期望值很高，希望他宣传孔孟那一套，但鲁迅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只管说他的“少读中国书”主义，甚至倡导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意为要有敢冲、敢拼的精神)。岑麒祥和同学们都喜欢听鲁迅先生讲课。鲁迅先生的课程，每周6小时，其中两个小时是小说史，他无需备课，不拿讲稿；两小时是专书研究，他要使用讲稿；两小时是中国文学史，须他亲自自编讲义。他对学生说，如果根据旧讲义临场发挥，随便讲也行，但是觉得还是要认真一点，要通过授课编成一本较好的中国文学史来。岑教授对我讲起，因为鲁迅先生的名气大，所以学生们特别关注社会上对他的议论，记得广州的报纸登载过记者专访鲁迅先生的文章，说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这样看似很普通的评论，岑教授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广州的高校聘请很多外国博士当教员，那些外国佬那种俨然的模样，学生看得多了。岑教授回忆起鲁迅先生曾闲聊过郭沫若。因为郭沫若到北伐军部队去做政治工作，圈内人就认为郭沫若离开中山大学去当官了，是“左倾”主义，甚至有人称之为共党。鲁迅先生对这种议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排斥异己的口头禅而已。
1922年夏，岑麒祥考上公费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以英语为主科，文史为副科。该校于1924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与其他高校合并为广东大学，后又改称中山大学，岑麒祥在中山大学一直学习到1928年7月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岑说：“我不但听鲁迅先生授课，还在早些年多次到广州文明路原高等师范学院大礼堂聆听孙中山先生作‘三民主义’演说。记得有一次孙中山先生指着座位上的听众说：‘这边是文学生(指广州高校的学生)，这边是武学生(指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有文有武，革命才能胜利!”’那时，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太雷、肖楚女等，都一度在广州领导革命运动。这对岑麒祥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真理有着深远的影响，《新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是他的课外读物。1925年，他还参加过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游行。
岑教授接待我的客厅同时又是他的书房，除了两张旧沙发、一对折椅，就是几架子的书，显得有点拥挤。靠窗的写字台上，放置着一叠书和资料，又显得有点零乱。我打趣地问：“岑教授，您住的这套房，好像够古老的吧?”欧阳雪波答道：“这已经是够宽敞的住房了。初来北大时，住的平房比这里还差得多呢!”从两位老人的讲述中得知，岑教授一家是1954年夏由中山大学调来北大的，当时住房紧张，安排他全家住平房，与其身份很不相称。后来住房松动一点，才调换到中关园。其后组织上考虑他家人口多，孩子渐渐长大，便把文学家何其芳原在燕东园住过的这套住宅分给了他家。这房子确实很古老，这是几十年前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时建造的美式别墅，早已超过了使用期。可当学校建好新楼房分给岑教授时，他却坚持不要。理由是北大还有很多教授住得比自己差。正是他这种甘于俭朴生活的情怀和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德，磨炼了他的意志，使他得以适应日后更艰苦的生活，这即是1965年他被抽到北京郊区延庆县参加社教运动的生活，以及“文革”中因战备需要，北大疏散到南昌市郊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所过的农村生活。
话题转到岑教授赴法国留学前后的有关情况。他说：“1928年夏天中大毕业后，我本想回家乡合浦谋职，以尽孝敬母亲之责。那阵子，母亲天天求神拜佛，托菩萨保佑我快快回乡与她团聚，我4岁丧父，母亲年轻守寡，为供我完成中大的学业，历尽艰辛。”可就在他回家乡谋职的愿望即将实现，廉州中学校长王宗寰已聘他任教时，他却意外地考上了公费赴法国留学。
岑教授对这段经历侃侃道来：“19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的语言学在世界上是最有名的，很多国家都派学生去留学。1928年夏我中大毕业时，恰逢中法协会利用‘庚子赔款’的机会，在广州招考公费留法学生一名。我得到接替
参加北伐战争的郭沫若任文学院院长的傅斯年教授和英语系主任刘奇峰教授的鼓动和指导，报名应考，结果不负众望，被录取了。这消息好比穷孩子中了状元一样，轰动了广州的高等学府。”说到这里，岑教授喜形于色。其实，他能顺利考取赴法留学并不奇怪，因为他在大学除了学英语，还学法语、德语、俄语、日语、世界语和拉丁语，并在广州、香港和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译著，显露了极高的语言天资。有一次，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联合举办英语演讲比赛，他被中大推荐为代表之一，群雄角逐中，他以总分第一夺魁。当时的评判员请了两校的教授，还有英美驻广州领事馆的高级官员，无不为他的出类拔萃称羡不已。
当时令岑麒祥为难的是，如果把赴法国留学的消息告诉母亲，那就走不成了，因为母亲反复说过不让他远走高飞。他只好咬咬牙，把对母亲的思念埋在心底，不辞而别，于1928年8月中旬从香港登上法国邮船，于9月15日抵达法国南部大商埠马赛港。
在法国，负责安排他学习的，是曾当过法国驻华公使的中法协会秘书长顾朗教授。他先在格勒诺布尔大学补习法语，再转入里昂大学，在现代语言文学系学习与英语、德语、法语有关的课程。如《英语史》和《英法、法英翻译》等。1931年，他转入巴黎大学，在文学院院长兼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房德里耶斯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他在法国刻苦学习，先后获得“英国语文学”高等研究证书、“实际研究”高等研究证书、语言学高等研究证书和语音学高等研究证书，以及语音学高等研究文凭，并破天荒地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国家硕士学位。
岑教授向我说起在法国留学时的一些趣事：
虽是公费留学，有限的生活费却并非时时都能接济上，所以必须精打细算，多是在校外普通人家食宿。学习上争分夺秒，不参加一切与学习无关的活动。1932年，陈铭枢游历西欧时，特邀他和龙大均等同学到巴黎最华丽的舞厅跳舞，当陈铭枢得知他从未跳过舞时，感到很吃惊。
在法国和瑞士，他分别见到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在留法的中国同学中，与他最为知己的，是音乐家冼星海。因为两人都来自广州，拥护革命的观点完全一致。冼星海称他为“大哥”。杰出的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则是他巴黎大学的同学。
1932年初秋的一天，巴黎世界语协会秘书长通知他和许多国家的世界语学生到巴黎互助厅开会。当他进入会场时，看到墙上贴着不少关于“满洲国”的图片和图表，顿时火冒三丈地斥责会议主持人，说：“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搞的鬼!”主持人无言以对，赶紧叫人撤掉。
1933年12月15日，岑麒祥离开法国巴黎，在茫茫的红海中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元旦。1934年1月，他取道香港，回到了久别的广州，受聘到中山大学任教，学校给了他一个副教授的头衔，几个月后，升为教授兼《语言文学专刊》主编。
1944年9月至1946年8月，岑麒祥任中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6年9月至解放后的1952年8月，他任教授兼语音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院长和文科研究所所长。1952年9月至1954年8月，任教授、中大校委会委员兼管教务处工作。1954年9月起，先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学校及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北京语言学会顾问、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北京世界语协会理事、北京中大校友会孙中山学说研究会顾问、武汉大学法兰西研究会顾问等。
提起这些，步履蹒跚的欧阳雪波走过来说：“他呀当官不像官，工作起来就玩命，满头的白发就是编《语言简史》那阵子披上的。大家把他当成活字典，他总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吃饭时思想往往开小差，夹着菜往我嘴里送。”
岑麒祥一生淡泊名利，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在中大和北大先后主持召开过语言学、语音学、音韵学、方言调查、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等学科。1960年，他应邀去南京大学讲学，还开过历史比较语言学。每门课程都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自编教册。其中普通语言学、语言学史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几个学科，在国内外他算是“领头雁”。他的著作、论文和译著涉及面广，有不少填补了国内空白，被高校作为教册或研究生必读参考书，有的还被介绍到港澳台和国外去。他在语言学科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语音学概论》、《方言调查方法》、《普通语言学》、《语言学史概要》、《语法理论基础知识》、《国际音标用法说明》、《广州话发音实验录》、《汉语外来语词典》等。重要译著有：法国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法国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法国奥德里古尔的《历史和地理怎样可以解释某些语言上的发展》等。他还参加修订《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和编纂《古汉语字典》，参与编写《俄汉、汉俄语言学名词》等，可谓著作等身。
除了从事本职工作，岑教授还积极参加政务活动。他回忆说，1972年中美建交前，他受组织之托，曾以中国民主同盟老盟员的身份，向海外同行介绍祖国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协助开展统战工作。
岑教授晚年虽已退出了教学第一线，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语言学书籍的翻译，编审以及指导后辈的工作。不幸的是，就在我远赴京城采访岑麒祥教授之后的两年内，岑麒祥教授夫妇相继谢世，令我惋惜万分，惟有他的音容笑貌，连同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