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报业是晚清社会的新生行业。晚清社会引入电报后，清政府按照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建设发展电报业。电报业诞生后，形成官方主导的运行机制。在官方的推动下，晚清电报业逐步进入民间社会，开始其社会化进程。随着电报业的发展及其优势的体现，民间社会开始接受、认同，并开展建设民族电报业的讨论与思考。电报业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社会需要，决定了晚清电报业国有化的最终归向。在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中，官方高度重视、全程参与、顺势引导，这一特殊现象表明了清廷对电报业的民族性“改造”。晚清电报业的国有化过程，亦是电报业民族性改造的过程。
关键词：晚清；电报业；社会化进程；国有化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6007008
光绪六年（188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置办津沪电报线。翌年，该电报线路建成，随即设立电报总局以及电报学堂，如福州电报学堂[1]，清廷的电报业正式诞生。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行业，电报创办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在电报总局的统一管理部署下，电报线路、各地电报分局在大清国内普遍蔓延开来，清廷的电报线延伸至周边藩国，并与西方国家的电线相通，取得了明显成绩。电报业的发展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社会的特殊背景也对电报业的发展趋势有重要作用。对于晚清电报业的研究，学术界大都以微观探讨为主，或为研究特定时期的电报业，或为研究某一地域的电报业，或为研究电报的出现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成果丰硕。但是，宏观视野的考察相对缺乏，特别是对晚清电报业发展趋向的认识不够全面学术界对于晚清电报业的研究有，夏冬：《论洋务时期的电报局》，《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李茂高、廖志豪：《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事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12期等，主要探讨洋务运动时期的电报业。吴福环：《清末新疆电报的创设》，《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陈九如：《刘铭传与近代台湾邮电》，《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等，关注具体地域内电报的发展与建设。研究电报与社会变革方面的突出代表为夏维奇，近年来发表了系列论著，《清季报刊新闻电讯发展述论——以国内新闻为考察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5期；《晚清电报的引入对清代谕旨奏折制度的影响》，《历史档案》，2009年第1期；《电报与晚清时期的灾害赈防》，《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2期；《电报的引入与清季气象事业》，《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等。电报技术、电报人物、电报制度等论述不一一罗列。。近代电报业在晚清社会条件下的发展趋势受哪些因素影响？其发展历程中的具体特征如何？能否为我们了解近代社会提供一些新的知识视角？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一、官方主导：晚清电报业的运行机制创办电报业是官方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管理方式夏维奇指出：晚清电报业经历了官办、官商分办、官商合办、国有部办四个阶段（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210页），我们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到“官方”一以贯之的“存在”，这在晚清电报业是一个独特的现象，笔者姑且称为“官方主导”。“官商合办”、“官商分办”以及“官督商办”等都是“官方主导”的表现形式。为“官方主导”。由于晚清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创办电报业单有官方或是商方皆不能持久，更不能获益。电报业“创始不易，持久尤难。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即由官督商办，是使商为经营，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2]。有人指出，“电报铁路有关国家军政，其权不便全授诸商，所以定为官商合办”[3]。人们的这种思考，大都结合了近代社会的特殊背景，电报业的“官方主导”是当时社会比较适宜的管理方式。“轮船火车电报诸事，大有关乎世道之实”[4]，所以电报业的管理不能随意，官方需要高度重视。清政府的电报业创办后，其性质以及社会地位决定了其相应的管理形式，官方需要担负其相应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电报业“官方主导”的管理方式，既有社会需要，又有其历史原因，是晚清电报业发展运行机制的保证。
（一）官方参与电报业是维护近代中国电信主权的社会要求
晚清创办电报业始于光绪六年（1880年），而早在10年前，即同治十年（1871年），西方列强经过多年的谋求，最终私自成功铺设上海至海参崴海底电线，中国电线主权开始丧失。列强在中国经营电报业整整10年后，清廷才正式置办电报，明显滞后。“我国电信事业的建设，常是被动的，故其特点，不仅是发展迟缓，且使电政权亦落于外人之手”[5]，所以清廷发展电报业一方面要抵制列强的入侵，夺回国家电信主权，另一方面要推动本国电报业的发展，发挥其社会作用。这一社会要求，没有官方的参与很难实现。“今者电报之创行在中国，尚为日不多，而居然一鼓作气，奋发有为，将大北公司行之数年之旱线，一旦据理以争购之归己，此诚中国之大快事！”[6]3713之所以能够争回电信主权，依靠的是官方的行政力量。在近代社会条件下，电报业本身处于滞后的境地，加上西方列强的干涉，官方的参与成为一种必要，所以有学者指出，电报业“官督商办”的管理方式既有利于维护国家电信主权，又有利于电报业本身的发展[7]62。在晚清社会背景下，“官方主导”的管理方式是影响电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电报业与国家机器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官方的参与
当初李鸿章创办津沪电报线即以军务为第一需要，《津沪电报总局禀承大略章程》指出，“中国兴造电线以通军报为第一要务，便商民次之”[2]，因此官方对电报业的控制和影响要胜于其他官督商办企业。在具体实践中，电报有官督商办和各省官办之别，两者的并存，使得电报业两种管理模式的对比成为可能。一般说来，商办之局，以商业盈利为主要目的，电报线路聚设于商业闹区，偏僻之地即少电路，这显然对于国家边防和军务不利，而官办之局出于国家边疆军务政务的需要，难以盈利，“清末十一个官电局没有一个有过盈余”，每年要造册呈报支领官款以补亏损[7]69。商办之局盈利颇丰，社会上电报完全商办的呼声渐起，然而因为电报完全商业化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所以清政府不允其完全商办，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电报业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紧密联系[7]68。有人指出，“津沪一线，其始倡以官帑，未几即归商局，醵赀至二百馀万。而各省电线不尽由商办者，良以商人重利，入赀则权子母、计盈亏，其于海防边备情势缓急，国内交通利便与否，不以措意。往往一线，官办商办，参互错综，大率以官办补商办之不足”[8]4466。官方对电报业的社会控制主要是因为电报业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看，电报业完全商业化不可行。在行业利润与整个国家的通讯保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国家利益显然高于行业利润。无论官办商办，最终的归宿皆在于此，因此晚清电报业的特殊性也决定官方势力必然要涉足其中。夏维奇指出，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在电报建设领域决心不与列强“合作”，制定“力为设法阻止”的应对策略，主动与列强展开较量[9]，也是电报领域特殊性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