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向城市(镇)集聚的过程。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空间，转移空间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就越大，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就越快。据此，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城市化的一个主导过程，并基于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严重偏低的事实，提出“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这个假设。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该假设是成立的。以此为依据，最后提出河南省通过合理发展第三产业，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第三产业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2-0136-07
城乡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之一[1]，而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推进城市化，在理论上涉及到对城市化内在机制的把握。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周一星[2]认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无非是推力和吸力的共同作用，但是推力和吸力的具体内容可以很不相同；其他学者[3～8]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主导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不难看出，这些研究实际上对周一星的观点起到了证明作用。事实上，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具有明显的时间与空间特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具体研究中所选取的区域、时期不同，城市化进程中推力和吸力的具体内容就会有所不同。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他山之石”往往难以用于指导本区域的城市化实践。换言之，对城市化发展动力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对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的具体考察。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以大空间尺度(全国、经济地带)的居多，对省域尺度的研究还很欠缺，在省域尺度上，则主要是分析各要素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方向与程度[9，10]，缺少对城市化影响因素系统的数量分析。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向城市(镇)集聚的过程，但在已有的文献中，直接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实证分析的还很少见。
笔者认为，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移。在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方面，农村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镇)转移，这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区位绝大部分在城市(镇)的缘故。显而易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就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就动力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受来自农业的推力和非农产业拉力的共同影响。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发展，特别是其就业容量的增长所提供的转移机会。换言之，非农产业的就业容量越大，就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就越快。
河南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第一农业人口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但是，城市化进程则与经济增长有较大偏离。目前，河南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急需转移，城市化进程有待加速。加快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事关河南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在落后省份中具有典型性。探寻其中所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出发点，通过构建模型，解析非农产业就业容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影响，试图证明非农产业就业容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作用及程度，进而揭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内在约束机制。
1 经验事实与研究假设
笔者在对河南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如图1所示，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虽然90年代以来河南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幅达到了1.20%，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却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河南城市化进程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工业化前期，工业化率一般高于城市化率，即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小于1，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比值会不断上升，一般以1.4～2.5为合理范围[11]。目前，河南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0.546，远远低于该值的合理范围。此外，根据钱-赛标准模式[11]，河南城市化低于正常水平约23.8个百分点。
其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与产值比重不协调，就业容量显著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河南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表1所示，1985-2004年，河南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均呈缩小趋势，其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全国水平的平均离差为3.3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的平均离差为3.94个百分点，二者相差不大，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其产值比重基本相适应，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状态。同期，河南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全国水平的平均离差为2.89个百分点，差距较小且呈下降趋势，但其就业比重与全国水平的平均离差高达7.24个百分点，差距较大且仍有扩大的态势。可见，与全国平均状态相比，相对于自身的产值比重，河南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严重偏低。同期，全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就业比重将增加0.752个百分点，而河南的同一指标值则只有0.580，这说明河南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偏小，这也是其就业与产值比重不协调、就业不随产值同步增长的原因。
注：表中离差是指同一指标的河南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之差的绝对值，单位为%。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2005。
将上述两个事实联系起来，容易形成一种推断：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与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小紧密相关。又由于一个产业的就业容量既与其产值大小有关，又与其内部构成有关，所以，进一步的推论是，河南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很可能是其内部构成不合理造成的。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提出一个假设：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此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借助适当的方法进行验证。
2 假设检验
上述假设成立，必须满足两项条件。其一，影响河南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是第三产业；其二，第三产业就业容量显著偏小、就业比重严重偏低的原因是其内部构成不合理。
2.1 检验方法：构建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费景汉模式(Fei 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达罗(M.P.Todro)人口流动模式。这些模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他们提出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乡具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12]。近年来，我国广大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陈吉元、胡必亮[13](1994)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14](2005)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景普秋、陈甬军等[15](2004)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概括为：来自农村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