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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20世纪初世界历史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5-23 19:10:12 点击:

    摘要:近代以来。逐渐增多的中外交往要求中国必须了解世界,了解世界历史。学校教育成为世界历史知识推广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清末民初,中学世界历史课程开始设立,译自日本、欧美和国人的自编世界史著作成为世界史的教科书。此时期的中学世界史课程和教科书明显受到了当时“华夏中心史观”、“欧洲中心论”、“进化史观”等社会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近代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国人的世界历史观念和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近代变化。

    关键词:清末民初;世界史;课程设置;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8)03-0096-03

    将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史地知识在中国自己的教育机构系统中传授。始于京师同文馆。实际上,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早有记载。但史籍中所记载的外国历史知识充其量只能归为中外交往史的范畴。而且世界历史知识根本未能融入中国的传统知识体系中。明后期,西方传教士传人的世界历史知识也未能在中国得到持续广泛的传播。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世界历史知识再次“打”人中国。中国人出于“御侮图存”的生存需要,逐渐由先前的不自觉接受世界历史知识,开始主动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历史知识,同时世界史地知识的传授问题也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之后,南北各地兴建的洋务学堂虽主要偏重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也附带讲授零星的世界史地知识。1888年,科举首次实行中西学同考,外国历史被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促进了国人对外国历史的学习。甲午以后。世界历史著作大量被引入,研读世界历史书籍成为国人获得“世界知识”的主要途径。促进了学校中世界史地课程的进一步开设。

    直至清末学制改革。世界历史教育体制才逐渐确立。其中,中学作为相对普及的教育机构,自然引起政府十分重视。近年来。有关世界历史的学校教育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即是以中学世界历史教育为切入点,考察清末民初世界历史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等,以期探求世界历史知识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国人的世界历史观念和世界史知识水平等问题。

    世界史课程虽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在同文馆开设。但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地位的确立却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推动中学普遍开设世界历史课程的,是清末新政中的学制改革。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中学堂课程中要开设有关的世界历史课程,“中外史学”是十二门目课程之一。其中,世界史方面规定第一年学外国上世史,第二年学外国中世史,第三年学外国近世史,第四年学外国史法沿革之大略。此章程简略,没有指定世界历史教材,后也未具体实施。1903年,在“壬寅学制”基础上,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根据新学制。世界历史课程终于正式进入清末教育体系。《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是中学堂的十二门学科之一,按照“详近略远。详大国略小国”的原则,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次讲欧洲美洲史。具体安排是第一年中国史,第二年中国史及亚洲各国史。第三年讲中国本朝史及亚洲各国史。第四、五年讲东西洋各国史。

    相对“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中有关中学世界史课程的规定较详细。明确规定了教学目的及教学原则,通过各种历史“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透过强弱兴亡的史实说明,使学生“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同时,较详细的列出了世界史的教学内容。在亚洲各国史方面:“先就日本、朝鲜、安南、遇罗、缅甸、印度、波斯、中亚西亚诸小国讲其事实沿革之大略,宜详于日本及朝鲜、安南、遏罗、缅甸。而略于余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在欧美史方面:“就欧美诸国讲其古今历史中之重要事宜;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此外,还规定在他科目如有缺席不授者。其讲习钟点加入史地科中。由此,看出清末政府对世界史课程的重视。

    1909年。学部奏准变通中学堂课程。将全部课程分为文科和实科两大类。历史成为文科的五大主干课程之一:一、二年级开设中国历史。三年级开设中国史及亚洲各国史。四、五年级开设外国史。而实科类学生也要通习中外历史。《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世界历史课程,作为普通中学堂的课程标准一直实施到清末。虽然后来中学堂分科有所变通,但课程基本内容未变。尽管“癸卯学制”还不够完善,但其中关于世界历史课程的规定却确立了后来中学世界史教育的基本框架。民国成立后,1912-1913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中等学校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后颁布了《中学校令》、《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学校课程标准》,又称“壬子癸丑学制”。其中,历史课规定第一学年学本国史。第二学年学本国史,第三学年学东亚各国史、西洋史,第四学年学西洋史。此课程标准成为民初中学学校历史课程的教学目的、任务以及教学内容的纲领性文件。

    由此看来,清末民初世界史课程已经进入中学课堂,学校教育成为世界史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世界史课程的开设为世界史知识融入中国近代知识体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课程与教科书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有了世界史知识的教育内容,世界史的学校传播才不致空疏。在世界史成为中学正式课程的情况下,作为世界史知识载体的教科书的选定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决定了中学可供参考的世界历史知识是极为稀少的。洋务运动时期,所译西书以科技类为主,世界史学方面的译书极少。直至甲午前,世界历史的编译仍尚未成风气,非常缺乏适宜的世界史教科书。当时世界史书籍,主要是西方传教士编撰世界史志、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世界史地书籍。例如:《四裔编年表》([美]林乐知、吴良勋译,1874年)、《列国岁计政要》([美]林乐知、郑昌校译。1878年)、《埏紘外乘》([美]林乐知、吴良勋译,1901年)《万国通鉴》([美]谢卫楼,1882年)、《万国史记》([日]下浣冈本监辅,1878年)、《法国新志》([美]傅兰雅、潘松译,1898年)《俄国新志》([美]傅兰雅、潘松译。1894年)、《泰西新史揽要》([英]李提摩太,1895年)等。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至1896年出版的西书中“史志”仅有25种。咀多是由传教士编写或与中国人合译的中文世界史作,“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编译西洋史教科书成为解决国内世界史教科书的必然选择。由于世界史书籍流布非常有限。“吾国自有翻译西籍以来,西史寥寥。而可充中学堂用。已辑为教科书名者,益不可得”,清政府不得不规定“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学改之后,世界史教科书编译有所改观,当时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世界史教科书。

    20世纪初,中学世界史教科书绝大多数译自日本人著的世界史。当然也有不少取自欧美,国人自编中学世界史教科书也已开始出版。这些译自日本的世界史教科书,几乎全

    由日文翻译而来或根据日文原著编译而成,有的甚至直接在日本印刷,返销国内。如1909年东京导文社出版的《高等西洋史教科书》,即是一本日装本的中学世界史教科书。此时的世界史教科书数量繁多,不能逐一罗列分析,在此仅介绍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几本世界史教科书。其中译自日本的西洋史、万国史主要有:《西洋历史教科书》([日]本多浅治郎著,出洋学生编译所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年)、《万国历史》(著者不详,上海作新社,1902年)、《中学堂教科书万国史纲》([日]元良勇次、[美]家永丰吉著,邵希雍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日]桑原骘藏著,周同愈译,上海文明书局。1904年),《中等西洋史教科书》([日]小川银次郎著,沙曾诒译,上海文明书局,1904年),《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日]坪井九马三著,吴渊明译,上海广智书局,1908年)等。译自欧美的世界史教科书比较流行的有:《万国史略》([美]彼德巴利撰,陈寿彭译。江楚编译官书局,1907年)、《迈尔通史》([美]迈尔著,黄佐廷等译,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5年)等。国人自编的世界史教科书主要有:《西洋历史教科书》(傅岳菜编纂,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共和国教科书东亚各国史》(傅运森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傅运森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新制西洋史教本》(张相编,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新制东亚各国史教本》(李秉均编,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东西洋历史教科书》(吴葆诚编译。上海文明书局,1905年)、《最新中国教科书西洋历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等。

    上述所列,能大致反映当时世界史教材的编写情况。其中,流行较广、翻印较多的有:(日)本多浅治郎的《西洋历史教科书》,后被中国百城书舍、广智书局、东京导文社、上海群益书社等多家出版社翻印。名称有《高等西洋史教科书》、《西洋历史教科书》、《泰西史教科书》、《西洋史》等。傅运森编纂的《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从1913-1923年10年间,多次重印出版,其中上卷出版过20版。下卷出版达18版,是教育部审定中学世界史教科书之一。(日)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教科书》(亦名《东洋史要》)译成中文之后,国人竞相翻刻。“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有宝庆劝学书舍、成都官报书局、上海文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版本,一种教科书有如此多不同版本在近代也是不多见的,足以说明《东洋史要》译本的社会影响之大。

    清末民初世界历史教科书作为世界史知识传播的一重要载体。反映传统与近代交替作用下国人的世界史认知,从中可以考察20世纪初传人中国的世界史知识、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史”观念。

    1、“世界史”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所谓“世界”的历史,首先必须内化为一个个不同的具体民族或国家。国别史作被翻译进来,同时更多的世界通史教科书也传人中国。关于“世界史”本质,王国维认为:“历史有二,有国史,有世界史。国史者。述关系于一国之事实;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二者其界然,然其不可无系统则一也。……故欲为完全之历史。今日尚不能,于大别世界史为东洋史、西洋史之二者,皆主研究历史上诸国相互关系之事实。而与国史异其旨也。又囊之所谓西洋史者,亦大抵不过西洋各国国史之集合者,不得称西洋史,其称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者也。”也就是说,世界史必须体现相互关系而成系统这一本质。才能称为“世界史”。但当时很多世界史教科书并未能将世界历史的联系性体现出来,存在一定程度的拼凑性。如傅岳棻的《西洋历史教科书》只是分别罗列叙述了上古、中古、近古时代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综述。很少反映到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历史发展的联系性及不同时期的世界发展大势。

    2、20世纪初所谓的“世界史知识”。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中学世界史课程的设置和教科书或将中外历史对举,或将中国史别于世界史之外,明显体现出受“华夏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影响。清末设立的世界史课程,是以“末”、“用”出现的,世界史的讲授以中国为中心展开,基本上遵循了清末学堂章程中“详近略远,详大国略小国”的原则,明显受制于传统的华夷世界观。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曾明确提出,西史、中史各为新旧之学,虽“新旧兼学”。但应以中史为历史教学之“体”,西史则为历史教学之“用”。“不可偏废”。

    “史学革命”中。梁启超论述“中国史”与“世界史”关系时提出,“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摒而不录)亦无异焉”,而此时西方文明左右世界史的发展,“故今日中国史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如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一样,中国的世界史起步之时,也未将本国史列入世界史之内,反,映了“欧洲中心论”时代的普遍现象。在此影响下,中学世界史教育不可避免地有所偏重。大部分只以欧洲史为中心,偏重学习近代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而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极少甚至不提。此时的世界史教科书并不称“世界史”,而是冠以“西洋史”、“万国史”等名称,以西洋史的内容涵盖世界历史。如(美)家水丰吉、(日)元良勇次郎合著的《万国史纲》,以“万国史”命名,但“所纪仅域西洋,题为万国亦嫌未合”。这主要是因为此时期的世界史教科书主要译自日本、欧美。而日本的世界史书籍也是来自欧美。可见,清末民初从日本、欧美传人的世界史教科书,具有明显的“偏重观”,“欧洲中心论”对国人的“世界史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3、“文明史观”、“人种论”与“进化论史观”,是此时期世界史教科书的指导思想和一直着力提倡的新观念。“新史学”革命中,“进化论史观”、“文明史观”等西方史学思想直接影响到历史教育和史书编著。其中当然包括世界史教科书。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明确提出,历史教育的要旨在于“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还明确了世界史的教学目标:“外国历史授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著名各国之兴亡。人文之发达,及与本国有关系之事迹”。这就提出了,世界史教育要以“进化论”观点来观察民族、国家、社会的发展史。以“人种”、“文明史”的发展为线索叙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本多浅治郎编著《西洋历史教科书》,就明确以“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为标准划分历史时代,分编分章讲述世界文明史。傅岳棻在其作《西洋历史教科书》序中,也强调“历史者,所以叙述人群国家世界渐化致治之陈迹也”,“故西史通例,叙述人物事实必以关系社会人类进化为标准”。“进化史观”揭示了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法则及国家之间的弱肉强食,其竞争的残酷性为国人敲响了警钟。激发了国民的危机意识。

    4、20世纪初的中学世界史教育负有“爱国救亡”职责,对于唤醒国民的救国意识意义重大。在《奏定中学堂章程》就明确规定中学历史教学要透过强弱兴亡的历史事实说明。使得学生“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世界史教学目标中,也明确学习“著名各国之兴亡”,注重亡国史的教育,意在激发学生“爱国救亡”的责任心。“爱国救亡”意识的增强,使国人认识到学习“世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以无世界知识之国民,形成无世界知识之国家,而欲与世界列强同于20世纪竞争之舞台,宜其日受侮辱而未有艾也。然则欲祛今日之侮辱,可不自养成一般国民世界知识始乎?……欲生存于今日,必不可无世界知识,而欲有世界知识,要非读西史不为功。”

    世界史教科书的编译者,也反复强调世界史的学习,强调学习世界史的“爱国救亡”功能,将世界史的学习与国家政治、国民素质结合起来。“处国际频繁之今日。非具有世界眼观不足兴阉国政。抑非具有世界历史知识不足以称国民。盖历史学科本所以陶铸国民自尊自重之国民性,世界历史乃更足警醒国民以兴存废亡之爱国心。”中学世界历史教科书所承载的“爱国救亡”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注重学习西方的强盛之道,“考彼渐化致治之陈迹,以瀹我渐化致治之机”,使中国变弱为强;同时也注重亡国史的学习,反思那些“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的史事。激发学人的忧患意识。没有人能够否定中学世界历史教育在唤醒近代国民救亡意识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仝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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