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基本上不存在对蒋介石的学术性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陆对台政策的逐渐变化和两岸关系走向和缓，部分学者开始涉足蒋介石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至90年代末，蒋介石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一些成果，出版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蒋介石传记，值得注意的有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在大陆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中，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具有一定的开拓性。而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则是此时期学术造诣最高的一本传记，该著打破了以往按照革命史分期进行论述的模式，以专题的方式，选择与蒋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时期与事件展开论述。此外，该著利用了大量已经出版的资料汇编、人物文集、公报、年表、大事记和口述史料等，同时收集了我国台湾地区大量公开出版的民国史资料、报刊资料。更重要的是，该著尤其注重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丰富的馆藏——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相关档案。
此时期，除了以上专著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题性质的学术论文：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蒋介石研究方面，有王东方的《试论蒋介石与孙中山》（《史学集刊》，1986年第3期）、莫永明的《评辛亥革命前后的蒋介石》（《学术月刊》，1989年第6期）、陈国强的《蒋介石辞黄埔军校职原因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曾庆榴的《蒋介石与广东革命政府的两次东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曾庆榴与谢鹏飞的《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政治思想的矛盾及其演变》（《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孔庆泰的《蒋介石反共清党自何时始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等论文。
在南京十年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有张学继的《1927年蒋介石下野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黄道炫的《关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郭曦晓的《评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周颂伦的《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述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习五一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与蒋介石的谋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静之的《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陶季邑的《蒋介石“软禁”邓演达质疑》（《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吴天威的《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张魁堂的《蒋介石同张杨矛盾激化与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等论文。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有孟彭兴的《蒋介石上海抗战决策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曾景忠的《蒋介石与徐州会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张生的《枣宜会战中蒋介石水淹日军计划的破产》（《军事历史》，1992年第3期）、王树荫的《试论抗战开始后蒋、汪矛盾激化分道扬镳的原因》（《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等论文。
在蒋介石专题研究方面，杨天石先生的贡献相当突出，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他在《“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中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对“中山舰事件”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可以说代表了此时期大陆学者在蒋介石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准[1]。他在《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一文中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对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一事作了详细分析，认为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2]。他在《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郭档之一》一文中根据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黄郛档案，结合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对1928年的济案交涉进行了考察；认为在济案交涉过程中，蒋介石的对日、对外妥协性格已经须眉毕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正是由此继续发展的[3]。他的《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一文着重考察了1926年至1927年的前期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在制订和执行有关战略、策略中的作用[4]。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中期之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逐渐开放了部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档案及文献资料。不过由于条件的限制，只有较少的学者能直接阅读这些档案。上述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和杨天石的一些论著就是充分利用了该馆相关档案，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2000年以后，蒋介石研究状况较此前有了较大的不同，最明显在于史料开放利用方面。虽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蒋介石的档案及文献资料的开放还有所限制，但是1997年后，台湾当局在学者们的呼吁和社会压力下，正式对外开放了蒋介石的历史档案（“国史馆”将这批档案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亦称《大溪档案》）。此外，国民党方面积极推进蒋介石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除此前出版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外，台北“国史馆”自2002年后陆续出版《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包括“北伐史料”“宁汉分裂与清党”“剿共与西安事变”“中日关系史料”，计4册）和《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该书为年谱长编性著作，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目前该书尚未出完）。大陆学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开展蒋介石研究。
大陆方面，蒋介石研究的学术氛围进一步宽松，长期以来在蒋介石研究这一课题上的学术政治化倾向大为改善。不仅涉足蒋介石研究的学者人数大大增加，国内外的相关学术研究也进一步增强。蒋介石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此时期，
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陈红民先生就认为：“近十年来，蒋介石研究有了质的飞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
杨天石先生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杨先生自称“在海内外广泛收集相关档案、文献，从事专题研究，一篇篇地写作，一篇篇地积累”[6] （自序p.1）。可见，其在收集史料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正是因为广泛利用了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在内的海内外各种档案，该书在专题研究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蒋介石研究的深入。杨先生的另外一部专著《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也是蒋介石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其中如《“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等文章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等期刊上公开发表。
除杨先生的专著外，黄道炫的《民国兴衰（蒋家王朝之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也是此时期一本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专著。该著引用了包括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在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蒋介石从“溪口村顽皮的少年”到“崛起于乱世之中”，直至败走台湾的过程作了精彩论述。
这一时期，蒋介石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专题化研究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成果也相当多：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申晓云的《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张宪文的《试析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杨奎松的《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王正华的《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论文。
在南京十年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张宪文的《从〈大溪档案〉史料析二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战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曾业英的《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黄道炫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杨奎松的《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杨奎松的《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鹿锡俊的《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思——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杨奎松的《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等论文。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沈予的《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陈永祥的《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中的宋子文》（《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黄道炫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陈红民的《“抗日反蒋”与“联蒋抗日”：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张生与柴林的《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王建朗的《风尘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王桧林的《“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邓野的《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占善钦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邓野的《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与国共的两个口号》（《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等论文。
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研究方面，主要有余子道的《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袁成毅的《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等论文。
此时期，值得重视的是金以林先生对宁粤对峙时期的蒋介石的研究，他在《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一文中以1931年底的宁粤和谈为中心，对蒋汪胡等围绕着最高权力进行的复杂分化组合作了考察[7]。在《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一文中，金以林依据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国史馆”现已公布的原始档案，重新梳理并阐释了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这一党内纠纷的来龙去脉[8]。在《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金以林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对宁粤对峙初期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作了深入考察[9]。在《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一文中认为宁粤和谈期间，阎锡山一面积极参与逼蒋下野，同时又将矛头对准因九一八事变而内外交困的张学良，秘密联合北方韩复榘和粤方汪精卫等积极倒张[10]。
2006年3月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陆续对外公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这是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首次公开。该日记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对蒋介石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吸引了世界各地研究蒋介石的学者的目光。
蒋介石日记开放后，蒋介石研究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成果。其中杨天石先生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最先令学界所瞩目。杨先生在该书中指出：“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11] （序言p.8）该著是杨先生近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精选本。部分文章直接利用胡佛研究所开放的日记手稿写成，部分文章虽是此前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但此次又根据日记手稿对其中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部分增补或修订。
2010年，杨先生又推出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年），杨先生认为：“蒋介石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必须一件件、一项项，逐件逐项的加以研究，只有在这种研究做的比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合，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比较科学，比较准确。”[12] （自序pp.3～4）所以该著和前一集一样，仍然是一件件、一项项的专题研究。
除杨先生有突出成就外，陈红民先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先生不仅在浙江大学领衔成立大陆第一个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之后又组织召开了两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而且陈先生本人在利用蒋介石日记开展蒋介石研究方面，也是硕果累累。先后发表《冲突与折衷：国民党五全大会延期召开原因探讨》（《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蒋介石1950年在台湾之“复职”研究》（《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蒋介石遗嘱知多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等影响甚巨的学术论文。他还在《世纪》上连载系列蒋介石日记解读文章，包括《揭开“白团”的神秘面纱》（2009年第5期）、《1935年汪精卫遇刺案》（2009年第6期）、《1952年〈日台和约〉签订前后的蒋介石》（2010年第1期）、《蒋介石对母亲的追思》（2010年第2期）、《蒋介石围绕蒋经国归国的纠葛》（2010年第3期）、《败退台湾前后蒋介石的父子情》（2010年第4期）、《蒋介石追忆青少年生活》（2010年第6期）、《蒋介石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兴起》（2011年第1期）、《蒋介石与胡适的首次见面》（2011年第4期）、《蒋介石与邓演达关系的破裂》（2012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都是直接依据日记写成，披露了很多蒋介石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除学术论文之外，陈先生还推出了《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该书充分利用了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资料，是一部基于学术研究的传记。全书共18章，50余万字，基本上以时间为序，以事件为线索，全面勾勒出了蒋介石1949年败退到台湾后的重要政治活动、思想与生活。该著资料翔实可靠，提供了许多蒋介石鲜为人知的细节，丰富了人们对他的认识，尤其是弥补了对于台湾时期蒋介石研究的不足。
蒋介石日记开放后，一些学者也通过利用这一资源，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值得一提的有周天度的《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鹿锡俊的《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汪朝光的《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王建朗的《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金冲及的《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孙彩霞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吴景平的《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鹿锡俊的《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杨奎松的《蒋介石与战后国民党的“政府暴力”——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论文。
2012年初，台北“国史馆”整理出版《蒋中正“总统”五记》。五记为蒋介石秘书王宇高、王宇正两人以编年体的方式，就早期日记内容，分类摘抄编辑整理而成。五记分为《困勉记》，记述蒋个人处理党政事务的心迹，这部分因为内容最多，分上下两册；《游记》，是蒋游历闻见的纪录；《学记》，是日记中的读书心得；《省克记》，是日记中“雪耻”栏自省、自励、克己修身之语；《爱记》，是对家人、师友、同志关爱之情与人际关系。《蒋中正“总统”五记》的出版无疑会进一步推动蒋介石相关研究的深化。
一是关于蒋介石相关史料的利用问题
回顾蒋介石研究历程，可以发现，蒋介石研究与史料的利用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由于在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蒋介石档案方面受到相当限制，大部分学者在开展蒋介石研究时，能直接利用蒋介石方面的史料较少，主要都是国内外公开出版的一些关于蒋介石的文集、年谱、相关回忆录等，这在客观上制约了蒋介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90年代末开始，台湾开放蒋介石档案，后又选择出版一批档案资料，推动了蒋介石研究的开展，学术成果开始大量涌现。2006年，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的对外公开，使得蒋介石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可以预测，2012年初《蒋中正“总统”五记》的整理出版，也必将进一步推动蒋介石研究的开展。
蒋介石的年谱、文集、日记等史料的整理出版情况，蒋介石个人档案的开放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研究的深化与否和进展快慢。充分利用蒋介石的相关新出版史料与开放的个人档案，是蒋介石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很容易成为一个缺点，那就是在蒋介石研究过程中，过分依赖和蒋介石相关的新出版史料与开放的个人档案，而忽视了其他相关资料的价值。例如，在当前蒋介石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情况是“谈蒋介石必日记”，似乎没有日记就谈不上蒋介石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对蒋介石研究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原来不易被人研究的蒋介石个人生活、情感世界、内心活动、宗教信仰、家庭关系等较私人的情况，现在都可以去研究，这必然会推动蒋介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但是也不能把这种推动作用无限放大。杨奎松认为近年来大陆发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蒋介石研究论文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许多新加入的学者前期的研究准备不足[13]。吸引许多学者加入蒋介石研究队伍的原因在于新史料的出版和蒋个人档案的开放，而“前期研究准备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对以往既有史料的爬梳与研究不足。一方面是过于关注新史料新档案，一方面是对以往既有史料与档案的关注不够，这成为近年来在蒋介石研究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关注新史料新档案的同时，需进一步强化对以往既有史料与档案的研究利用。
二是关于蒋介石研究的视角变换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学者在蒋介石研究中所用的视角基本上都是革命史观的视角。学者往往借用中国革命史甚至是中共党史的分期，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把蒋介石置入各个时期分别加以考察，这样做的确便于对其进行分阶段研究与评价。但是按照这种方式对蒋介石进行分阶段研究与评价，并不能涵盖蒋介石一生的全部时间。此外，蒋介石在各个时期的表现与作用不同，因而各个时期蒋介石的“分量”也是不同的。以革命史观的视角研究蒋介石，在一定时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研究路径，但是如果始终按照这一视角研究蒋介石势必会使蒋介石研究陷入僵化局面，这就是90年代末以前蒋介石研究很难有较大突破的原因。
90年代末以后，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以及学术环境的宽松，学者们开始以更加求实的态度研究蒋介石，还蒋介石以真实面目，如张宪文、方庆秋的《蒋介石全传》就不是按照传统的革命史分期方式展开论述，而是以蒋介石的个人经历为线索，按照其一生的不同时期及其不同特点展开论述。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介石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视角是专注于蒋介石的私人生活方面的研究，如前述陈红民先生的系列蒋介石日记解读文章即在此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总体来看，目前蒋介石研究在视角的选取方面虽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但所做的还仍然不够。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而从不同视角观察到的历史是不完全相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有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历史，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接近于更加真实的历史本身。对蒋介石研究也应该是如此。
【作者简介】曹明臣，男，1978年生，安徽旌德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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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天石.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J].近代史研究，1987（4）.
[3]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郭档之一[J].近代史研究，1993（1）.
[4]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J].历史研究，1995（2）.
[5]陈红民，何扬鸣.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J].学术月刊，2011（5）.
[6]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金以林.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J].近代史研究，2004（1）.
[8]金以林.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J].历史研究，2006（2）.
[9]金以林.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J].民国档案，2007（1）.
[10]金以林.宁粤对峙前后阎锡山的反蒋倒张活动[J].近代史研究，2005（5）.
[11]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12]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13]杨奎松.大陆蒋介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A].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C].杭州，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