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20年代，在一众有关章学诚学术研究者中，姚名达是最早从史学史角度对章学诚史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广泛，从著述整理、史料考订到史学思想透析，研究系统且全面，成果丰富，推动了学术界对章学诚史学研究的发展。在研究章学诚史学的过程中，姚名达尝试运用年谱和目录体裁进行分析，研究创获颇多。受此鼓舞，姚名达日后用力于年谱学和目录学，著述迭出，闻名于学界。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和目录学理论也对姚名达产生深远学术影响。
关键词：姚名达;章学诚;年谱;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6-0111-04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和国内学者胡适、梁启超的积极推介下，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沉寂百年后，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章学诚研究开始为学界竞相推重。1925年，时年20岁的姚名达（1905—1942），受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和何炳松讲授《文史通义》的影响，对章学诚研究产生浓厚兴味。同年秋，姚名达入读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确定研究专题为“章实斋的史学”。他怀着“爱其学，爱其人”的热情“传播其书”和“传播其学”，先后发表、出版《章实斋之史学》《章实斋遗书叙目》《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增补胡适著《章实斋先生年谱》等，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章学诚研究的趋向，推动着章学诚研究全面深入发展。
一、整理与考释《章氏遗书》
清代学者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一生著述丰富，编有《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多种方志，著有《校雠通义》《文史通义》等重要理论著作。章氏生前，他的部分著述已有刻本、抄本等不同版本行世。章氏临终前，委托友人王宗炎代为校订整理著述。经王宗炎编次整理后，确定为30卷，因故未能刊刻，仅有抄本流传。道光十二年（1832年），章氏次子华绂于大梁刊刻章氏遗著时，章氏遗著全稿已不全，仅刻《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及章氏所撰各种方志序例，总名为《文史通义》，即世称大梁本。
20世纪初，《章氏遗书》的抄本、散佚的单篇陆续刊印。1920年，浙江图书馆根据会稽徐氏抄本，排印《章氏遗书》24卷。杨见心藏山阴何氏抄本，经马夷初转抄，由《杭州日报》《中国学报》发表部分内容。吴兴嘉业堂刘承干由沈曾植处得到王宗炎所编目的《章氏遗书》抄本，补入《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和已刊未刊的一些单篇，略仿王宗炎的编目，于1922年刻成《章氏遗书》50卷。刘氏刻本《章氏遺书》堪称当时资料搜罗最为详备的章氏遗著。
笃志于章学诚史学研究的姚名达，“买浙本借刘本”，潜心研读《章氏遗书》，旷日持久。姚名达虽然对《章氏遗书》中各篇见解了如指掌，但是他深感“然是如满地皆钱，无绳以贯，欲件系而时用之，徒枉想耳”[1]145。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种版本的《章氏遗书》编次并不理想。即便是当时堪称最为完备的刘刻本《章氏遗书》也存在分类不明、主旨不清的问题，如“谓以文体分乎？则序跋传记诗信同隶一卷;谓以文义分乎？则家谱之论，可附校雠;古书之辨，可附文史;同样书信，或隶文集，或隶外集，或隶文史外篇;语其乖谬，累纸难穷”[1]146。虽然章氏善于以类求学、寻踪溯源，以探寻意旨而著称，主张“编次文集也，不可拘于文体之形貌而贵能求作者之意指”，但是世人编次《章氏遗书》时，往往不能深察章氏以书求学、以类明学的蕴意，而恪守文体形式的樊篱[1]146。
姚名达受章氏以类例治书的目录学理论启发，决定“用其学以治其书”，改编《章氏遗书》。他不惧烦琐，历时半年之久，经过“辨别去取、标点句读、分排部类、考定时地、校正文字、编写标目”，初步完成《章氏遗书》的改编，定名为《章氏遗著》，收入315篇文章，字数超过50万[1]148。经过姚名达精心编次的《章氏遗著》特色鲜明。
第一，运用主题分类，以篇为基本单位，依据各篇主旨区分为论文、论学、论史等12部。一部之内因篇幅多少、篇义异同等差异又细化为类。对于那些不能独立成部、成类，又与某部、某篇有关联的内容，则采用附录、析录、节录的方式。其中对于原属某部某类的篇章，又关涉其他部类，则效仿章氏，采用互著之法标明。
第二，重视对章氏学术史资料的整理。姚名达改编《章氏遗书》不止条理章氏著述，还广泛搜集有关章学研究的文章，经细心考辨，以年代为序附编于书后。为改编《章氏遗书》的需要，他专门编著《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姚名达期望“庶读是书者足以了解实斋学问之真相而无须他求”[1]148。
第三，考订各篇文章著文时地，注释文中所涉的有异称的人名、地名，推定撰文的动机。章氏习惯于文稿末注明撰文的时间、地点、天气等，但是后人不解其意，未予刊刻。姚名达认为考订时地，有助于“了解篇内文义，与研究实斋思想发展之程序者”[1]147。他不惜辛劳，广征别引，考证出章氏著述大部分年月并制成年表。
姚名达所编《章实斋遗著》，文章取舍合理，分类精当，主旨明确，学术性和思想性突出，既便于学术研究又便于阅读购买，因而受到了导师梁启超的肯定，并鼓励他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考虑到尚未考订章氏部分篇章的著文时间，姚名达仅在《国学月报》1927年第3期上发表了《章实斋遗书叙目》。姚名达自信，与《文史通义》、刘刻本《章氏遗书》相比，《章氏遗著》是了解章氏学问真相最佳读本，极力争取使该书列入国学丛书。由于种种原因，《章氏遗著》未能出版，手稿也下落不明，甚是遗憾。从现存《章实斋遗书叙目》一文仍可以窥见，姚名达尝试融合中西方目录学理论整理《章氏遗书》的努力，姚名达在目录学方面的才识初露端倪，为其日后从事目录学研究奠定基础。
二、编著与增补章氏年谱
1920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发表《章实斋先生年谱》，受到国内学者胡适的高度关注。胡适感慨于“章实斋这一位专讲史学人才，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翔实的传”。“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2]1出于对章学诚学问的欣赏和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胡适于1922年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杜维运曾说“领导中国新学术之胡适于1922年继写《章实斋先生年谱》，章氏旦夕之间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3]。1925年，姚名达始读到胡适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他回忆说，“她不但令我们明白章实斋整个的生平和重要的学说，而且令我晓悟年谱体裁的不可呆板。最少，我是受了她的影响的一个。我因看了她才去研究章实斋，才跑进史学这条路，才得著学问的乐趣，才决定终身的事业。”[2]6
（一）姚名达编著《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
1927年，姚名达在《国学月报》上发表《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作为继胡谱后新出现的章氏年谱，姚名达在年谱的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胡谱与姚谱的几点不同：一是胡谱有议论、解释，姚谱只有记述且比胡谱多出一倍;二是胡谱引用章氏论文，姚谱引用章氏自述自评;三是胡谱注明引文出处，姚谱没有注明[4]183-184。胡谱开创了年谱类撰著的新体例，“使年谱真正成为有史料清理、史事考订和分析评论的完整意义的学术著作”[5]。与胡谱相比，尽管姚谱依据的史料较胡谱丰富，订正和补充胡谱的错谬和遗漏，但是在体例创新方面不及胡谱。姚谱在篇幅、体例方面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式年谱体裁的限制。
关于年谱的体裁梁启超有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年谱的体裁不能不有附见和独立二种。这二种的异点，只在详略之间。附见的年谱应该以简单为主，注重谱主事迹，少引谱主文章。因为读者要想详细知道谱主的见解和主张，尽可自己向本集去寻找。”与此相反，独立的年谱要以翔实为主，“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一目了然”[6]。依照梁启超的年谱体裁理论，胡谱属于独立年谱，在体例方面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姚谱本意是附在章氏遗著后面，他“想使实斋书，求实斋学的，在适之先生做的实斋年谱之外更得一种帮助，所以特地先给国学月报发表了”[4]184。编次章氏著述、收录与章氏相关批评和论述文章、编著章氏年谱是姚名达整理章氏遗著三个紧密相连的部分，是姚名达“传播其书”的积极尝试。
（二）姚名达增补胡适著《章实斋先生年谱》
1927年底，姚名达从友人陆侃如处获悉，商务印书馆打算将胡适著《章实斋先生年谱》收入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内。姚名达猜想“适之先生一时未必有补订这书的时间或趣味”[2]5。因为他早前曾允诺胡适增补胡谱因故没有践行，所以他想趁着年谱再版的机会付之于行。姚名达增补胡谱的想法得到了胡适的肯定和支持。何炳松称赞，胡适著、姚名达增补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内容更加美备了”[2]3。
姚名达订补胡适年谱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胡谱的基本格局，尊重胡适的解释和议论，订补“凡适之先生所遗漏的，当时尚未发现的史料”，同时也融入姚名达數年来章氏研究新成果。姚名达对胡谱的订补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编制大事索引，丰富胡谱体例。运用什么方法既能简明扼要地反映章氏生平及学术成就又能便于读者检索和研究，是姚名达一直思考的问题。对于胡谱尝试大量援引章氏原文勾勒章氏学术轨迹的做法，姚名达认为并不理想，他曾提出“要知道某人学问的变迁，只须把某人的文章，一一考订他们的年月地点，做一个表格，自某人初做文章一直到某人绝壁，顺次排列题目，注明时地，读者寻表读文，自然能得十二分的了解”[4]184。在增补胡谱时，姚名达吸收和借鉴科学的索引理论，运用主题索引，编制章氏大事索引。在大事这一主题下，择取章氏离乡求学、拜师、著述、谋生、科举等事;在每一主题词下一一对应年份、岁数、页码等信息，这样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主题内容。读者循着某一主题词，即可一目了然地知晓某事发生的年份、章氏的年岁，对应文中的页码。在谱前编制大事索引，既维持胡谱正文的格局，又补充谱前的空白，同时也便于阅读与检索。姚名达将索引理论运用到年谱中，是年谱体例方面的一大创新，进一步丰富了胡谱的体例。
其二，史料采撷丰富，记述内容充实。胡适编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主要依据的是浙江图书馆排印的《章氏遗书》，他最为遗憾的是未能见到章实斋著的《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年谱出版后才得知刘刻本《章氏遗书》。姚名达增补胡谱时，除了广搜各种版本《章氏遗书》，汇集散见于报刊的章氏佚文外，他还亲自前往章氏故里搜访史料，看到章氏家乘，拍摄到极为珍贵的章氏夫妇画像。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增补胡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姚名达审慎辨取，补入“谱主有意识的行动（全录）;谱主最重要的著述（节录）;可显谱主真性的小事;谱主被人轻视的轶事;谱主理论文章的著述年月（不关紧要的记述文章虽知做年亦不录）;谱主关于一己学术的自评自述;谱主与时人时风时事的接触;谱主不为人所知的史籍著述经我考出来的;与谱主既有关系的人的生平”[2]8。经姚名达增补大量记述内容，使得章氏生平事迹更为翔实丰富。
其三，补遗纠谬，审慎考证。由于胡谱出版较早，可资参考的资料十分有限，因而不免有遗漏错谬之处。姚名达依据丰富的资料，经过细密的考证，纠正胡谱存在的错误。如胡适认为《和州志》有十一部，而姚名达“据刘刻本和州志考察，则决不仅十一部。如田赋书称书第一，艺文书称书第六，则期间尚有四书，而书之总数最少亦有六，可知也。与地图称图第一，又云：‘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则图最少有四，可知也，故可谓为共分十八部。”[2]28诸如此类的纠谬有多处，不一一列举。胡适虽然考订或旁证出部分章氏著作的年月，但是仍有大部分付之阙如。姚名达十分重视对章氏著述年月的考订，早前曾完成《章氏著述年表》《章氏著述考》，这些考证成果在胡谱增补中得到运用。
三、探研章氏史学思想
20世纪20年代的章学研究，以整理、考释章氏著述为主，对章氏史学思想研究尚未深入，研究成果有限，仅有何炳松《章学诚史学管窥》、张其昀《刘知几与章实斋史学》、施蛰存《章实斋之历史观》、傅振伦《中国三大史家思想之异同》、姚名达《章实斋之史学》等文章。何炳松、张其昀、施蛰存、傅振伦等人的文章或采用札记的方式梳理章氏主要史学观点，或通过比较的方法阐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异同。姚名达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全面考察章氏学术思想演变的历程，深入透析章氏观念中的史学理论基本范畴。因而《章实斋之史学》一文，被赞誉为“全方位研究章学诚史学的起点”[7]。
（一）“先为之基”与“后为之辅”成就绝学造诣
姚名达在开展章学诚史学研究时，认识到“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2]2。章氏少时性情驽钝，加之体弱多病，读书时断时续，尤其不善记诵，二十岁以前勉力日诵不过两三百余言，读书虚字多不識。资质鲁钝的章氏，何以能成就非凡的学术建树？推究章学诚的成学缘由，姚名达从章学诚与其先世、章学诚与邵念鲁、章学诚与浙东学派、章学诚与朱筠、章学诚与戴震、章学诚与邵二云、章学诚与其他诸友、章学诚境遇之困踬、章学诚与当时之学风、章学诚之志趣及造诣、章学诚为学之次第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概而言之，他认为“以章实斋之卓■千古，其先为之基与夫后为之辅所以成其造诣者”[8]。
姚名达所谓的“先为之基”是指章氏的性情与功力。他强调“‘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实斋求学之先决问题。”[9]14他通过对章氏治学自述、治学历程的考察，“知其性情近于史学，功力施于史学，志趣注于史学，造诣系于史学”[9]17。章氏治学以性情为导向，他认为“至于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行为浃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生也。”[10]时人不问性情与才识，盲目倾注功力，争为考订名物，以博闻强识为能事，以通学硕儒为楷模，结果成学者少之又少。章氏治学自知之明甚高，他自忖“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11]所以章氏为学坚持信条即“夫世之所尚，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时之所趋，何必即我质之所近！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以已难矣。”[12]时人以训诂考释为学问的全部，章氏治学却认为考据不足以代表学问的全体，他贵专门之学，从事史学义例与校雠心法研究，穷毕生之力于史学著述，终成就文史方面的卓著创见。
姚名达所谓的“后为之辅”是指章氏的庭训、师教与学术交游。首先，章氏之父是章氏治学的启蒙者。章氏十四五岁后，随其父章镳（字骧衢）从学，在其父循循善诱的引导下，“实斋渐染庭训，遂定所趋向，笃志史学。”[9]1其次，学术思想源自邵念鲁。章氏父祖皆深爱史学，尤其推崇乡人邵念鲁的学识。受父祖的影响，章氏承继了邵念鲁的史学精神。章氏从不讳言学术根底出自邵念鲁，深受浙东学术重视史学传统的影响。再次，“讨论修饰”受到朱筠指授。朱筠倡导为学“先求徵实，后议扩充”，为文要经世致用、旁搜博览。同时，在朱氏门下，章氏得以结交当时学界名流，切磋交谈，互相砥砺启发。复次，格外重视章氏与戴震的交流。姚名达认为在章氏众多学术交游中，虽然章氏与戴震相见不过三次，但是戴震是“影响实斋最切者”。与戴震的初次会面，章氏为戴震的博学折服而心生惭愧。从戴震的言谈中，章氏认识到真正的考据之学并非专务襞绩补苴而是以追求义理为目标。这一认识也使得章氏改变对考据的轻视态度，同时戴震鼓舞章氏钻研义理。时隔数年后，章氏与戴震会面时，他敢于向当时学术界权威戴震发难。与戴震的三次会面，是章氏学术自信心逐步树立的过程，信心的基础是章氏在校雠和方志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二）章氏史学的本源与意蕴
《文史通义》一书由章氏生前精选部分文史论文构成，汇集章氏学术思想的精华。《文史通义》也是章氏最广为流传的著作。何炳松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从前那些热衷于阅读和刊刻《文史通义》的人，“他们所赏识的是文史通义中的事和文，我们所赏识的却是义。”[2]6何炳松一语道破不同时代学术价值取向的差别。所以不难理解缘何直到20世纪20年代，章氏学说才被“重新发现”，才重新焕发出光彩。姚名达从新史学的视角，努力通过文本解读，厘清章氏观念中的史学本源。
其一，章氏观念中史学的意蕴。姚名达认为研究章氏史学首先要明晰史学的含义，他指出“今日常识所谓史学，每通指研究历史的学科而言。此吾人之所以知也。而在实斋之观念，殊不尔尔。”[13]85章氏虽然在著述中屡屡提及史学一词，但是他没有明确界定史学的含义。姚名达采用反证法，即通过章氏所否定的史学含义来寻绎出章氏观念中史学的真正意旨。在章氏的观念中，史纂、史考、史选、史论、史例、史评等都不能单独称其为史学;他宣称自唐以后我国无史学而只有史法，史学亡后才有史学之名。从章氏的命题中，姚名达推论出章氏的史学含义大体包括：一是真正的史学涵盖史纂、史考、史选、史论、史例、史评等所有形式;二是在唐朝以前我国存在真正的史学;三是认为以学著为史堪称史学。由此，姚名达推断“则实斋之所谓史学，必先有学而后有史，始得称史学，彼有学而不作史，固不得当此称呼。即有史而不本于学，亦不得当此称。”[13]89
其二，章氏关于著作与史料的分界。章氏独具卓识，将载籍分为记注与撰述两大宗门，打破了长期以来以纪传与编年二体为史籍分类标准的传统。他明确阐明撰述与记注特质即“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知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4]
章氏所言撰述亦可称为著述或著作，而记注亦可称为纂类或比类抑或比次，他将二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由此，姚名达推断在章氏观念中“比类之业，乃所以为著述之资，而非可即为著述。故真正之史学，惟著述足以尸其尊位。”[13]95所以，不难理解章氏会断言“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制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15]152同时，再次印证章氏观念中史学是指学著。
章氏在致友人孙渊如信中，大胆提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16]的命题。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将这一命题解释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姚名达通过解析章氏的史学本意，指出在章氏的观念中史学是“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15]151的著作，而史料不过是比类，不能称其为著作。如在“六经皆史”命题中，章氏认为六经不过是三代时期典章法度，因而六经是指史料。显然胡适将章氏上述两个命题中史文性质混为一谈，胡适的解释虽然迎合时人扩大史学范围的史料观，但是却没有深察章氏史学的本意。
四、余论
姚名达是较早对章氏史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他采用导师梁启超所倡导的“专读一书”治学方法。梁启超认为“精读一书之所得，有主产物和副产物。”[17]姚名达潜心钻研《章氏遗书》近两年，研究的“主产物”即从推究章氏学术渊源和辨析章氏的史学思想，编著、增补年谱到整理、考释章氏著述，既有史料的清理、考释，又有分析评论，研究系统且全面。姚名达所获的“副产物”是以章学诚为中心，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对朱筠和邵念鲁生平的研究。日后，姚名达沿着这一治学思路继续推进，采用寻踪溯源之法开展对浙东学术谱系的研究，完成包括刘宗周、黄宗羲、程伊川、宋濂等浙東学人年谱编著，在年谱学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姚名达对章氏史学研究抱着浓厚的兴趣和投入极大的热情，他不仅熟读章氏著述、洞悉章氏学说精髓所在，而且能做到“吾人读其书而知其学，用其学以治其书”[1]166。在整理章氏著述时，他深受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影响，充分运用章氏以类聚书的理论，采用主题分类法成功改编《章氏遗书》。这次在整理章氏著述方面的有益尝试，为姚名达从事目录学研究奠定基础，尤其是主题分类理论被姚名达应用到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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