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汉初“汉人”称谓的含义是复杂的：在与“诸侯人”对言时，其不具族称含义;在与郡“道”之“蛮夷”对言时，其具有族称含义;在与塞内外之异族对言时，其亦具有族称含义。在汉初，由于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汉人”在当时观念和现实中的显著存在，“汉人”作为真正整体意义上的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族群称谓还没有明晰的确定。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此后直到汉末，虽然由于汉帝国政治体的盈缩带来了政治意义上的“汉人”和族属、文化意义上的“汉人”复杂交错的情形，但族属和文化意义上的“汉人”已经成为带有开放包容性的相对稳固的核心族群。而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关键词 汉代 汉人 称谓 认同
〔中图分类号〕K234;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12-0097-09
学界虽对汉代的“汉人”称谓有过探讨，①但在“汉人”称谓何时具有族称含义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对汉代“汉人”内涵的动态演进历程缺乏细致的历史分析，对汉代“汉人”认同的微观情境性考察亦显不足。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汉人”称谓之始及以旧六国名号命名的人群称谓的含义
“汉人”之称始于楚汉相争之时。《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齐人蒯通游说韩信之言曰：
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624～2625页。
蒯通所言“汉人”乃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是“汉”这一新诸侯王政权名号统摄下的包含“秦人”“楚人”“燕人”“韩人”“赵人”“魏人”“齐人”等在内的人群集合体，《史记·高祖本纪》：“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華书局，1982年，第367页。）还不是族群与文化意义上的“汉人”称谓。而所言“楚人”，为西楚霸王项羽一方人员之统称，也可理解为先秦以来形成的族群与文化意义上的“楚人”之称。
鲁西奇曾指出：“至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立西楚国之后，分散于楚‘东国’故地的种种人群，遂以不同的政权为依托，成为不同意义上的‘楚国之人’。楚、汉交争之时，所谓‘楚人’，大抵皆指西楚国之人或依附西楚之人。”鲁西奇：《楚秦汉之际的“楚人”》，孙继民、刘进宝等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9页。鲁西奇重视政治体在凝聚“楚人”族群认同中的作用的意见值得重视，但作为拥有久远历史和独特文化风貌的族群，“楚人”共同的祖先记忆和文化特质在凝聚其族群认同中的基础工具意义不容忽视。“楚人”之称首先是族群与文化意义上的人群称谓，然后因“楚国”这样的政治体的存在和发展，才有了政治上的“国族”含义。但“楚人”作为族群与文化意义上的人群称谓具有相对独立性，亦即可离开以“楚”为名号的政治体而独立存在。实际上，族群与文化意义上的“楚人”之称在西汉延续了很长时间。汉高祖十一年（前196），王旧楚地的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亲征，张良对刘邦说道：“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卷55《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2046页。张良以“剽疾”来概括“楚人”的特点，且“楚人”之称本身与“淮南王国”这一诸侯政权名号无涉，足见此处“楚人”之称是族群与文化意义上的人群称谓。汉武帝时，骑都尉李陵曾“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7页。关于“丹阳”，东汉时又有“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后汉书》卷21《李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756页）的观念。可见，丹阳“楚人”就是“越人”。正是这支五千人的“楚人”军队在面对八万匈奴兵的围困时，“连斗八日”，《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7页。展现了“楚人”勇猛强悍的特点。王子今讨论过“楚骑”在秦汉战争中具有显赫威名的历史情形，并根据“秦汉文化地理语汇中，往往‘越楚’或‘楚越’并称”及“楚越”和“楚”互指的情形，推知“当时所谓‘楚骑’，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包含有‘楚骑’和‘越骑’的含义”。王子今：《汉王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365页。据此，“楚人”似也可理解为包含有“楚人”和“越人”的含义。可见，西汉的“楚人”之称的确具有鲜明的族别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