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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哲人奥古斯都说过：“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而西安则更像一部史书，她的建城史完全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从崛起到辉煌的变迁史。现如今，在西安的周围，不仅遗迹处处，而且传承还都个个显赫。
翻开历史教科书，从1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蓝田猿人就在这里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开端。到了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半坡村开始的定居生活，也是中国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典型代表。进入文明社会后，周文王在沣水河西岸营建的丰京，更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有据可查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王都。至今，西安的建城史已经跨越了3100多年的时间。丰京和隔河相依的镐京所构成的宗周京城圈，应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座名副其实的大都会了。后来，秦、汉、隋、唐，共有十三个王朝又相继在这里建都，使西安更是获得了“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称号。皇权更迭的历史线条，在这里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各种文化现象都丛生其中。
秦始皇在这里建造了帝国时期的地标建筑阿房宫，在骊山留下了他的埋藏丰富、传奇而又诡谲的封土陵。汉唐时期，西安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的中心，与雅典、开罗和罗马齐名，一同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秦砖汉瓦触手可及，隋风唐韵举目可见。
如果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比作一部壮阔的历史剧，那么这部戏剧的一半都发生在西安。“东有罗马，西有长安。”这是西安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的无可争辩、毫无异议的地位，也是西安曾经的辉煌真实而又绚丽的写真。
如果说那些留存下来了的历史遗址，是中国最强盛时代在西安留下的回忆，那么中国所特有的东方文化基因，则更是西安为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她让中国人因为她的存在而贴上了China（秦的音译）、汉族和唐人的标签，同时又与汉语和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国际上公认的成熟文明形态有三个标志：文字、青铜器和祭祀仪式。有人说中华文明可以从夏朝开始算起，因为那时我们就已经具备了这个资格，然而完全具备、普遍拥有和成熟运用它们的时间，却应该是在开始以西安为核心号令四夷八荒的周代。也是在周代，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而共和元年就是推算中国整个历史年表的时间坐标。要知道，“中国”这个词组，最早就是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里出现的，而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才算真正踏进了世界文明大家庭的门槛，搭上了文明古国的末班车。这时，东西方文明第一次并肩，携手走向了完满，并渐次迎来了人类智慧在原点时代的集体迸发。
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社会终于完成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这个时期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是在这个时期，各个文明集中涌现出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导师，从而一举奠定了世界发展至今的文化方向。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等等。人们开始用理智的目光、道德的取向面对世界。但是由于地域关系而造成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他们解读世界的角度却又各有不同。希腊的学者，关注人和物的关系，所以那里就成为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破晓之地。印度学者重视人和神的关系，因此在印度就萌发了众多的宗教门派和神学领袖。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眼光最为入世，思考的更多的是人和人的关系，这样社会管理学就非常发达，因而就诞生了我们引以为豪的诸子百家。这就是世界文明的早期分工。要知道，这个时期所达到的思想高度直到今天还都无法超越。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并没有明显的地域属性，它们以线状分布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下游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儒、法、道三家，因为它们分别有后世大一统王朝的确认，所以都可以归为中华文化的主脉，然而这三家学说成功实践的开端竟全部都发生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比如，法家思想的贯彻实施推出了大秦帝国，从此确立了中国往后两千多年不变的大一统集权格局。又比如，西汉初期奉行的是“黄老学说”的道家思想，以“无为而治”实现了中国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后来又转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强汉政权得以长久稳固。这些开天辟地的伟业，全部都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儿土地上。
思想的直接成果首先是文化，而文化哺育的便是这个国家的魂魄，有了魂魄就有了民族的归属。
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学者王建新教授，在研究西安的城市特色与定位时，最早提出了西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族群，都会有一个地方，作为这个民族、这个族群共同认可的精神故乡。
确是如此。在欧洲，希腊和罗马创造了璀璨的古典文明，它既包括流传至今的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也包括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自由、民主、共和与科学的人文精神。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被作为打破宗教枷锁和战胜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通过对古典文明的追寻与回归，奠定了近代以来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展与进步的人文精神基础。正因为如此，雅典和罗马才被公认为欧洲文明的精神家园，它们不但记载了欧洲文明的过去，而且支撑着近代和现代欧洲文明的发展，因而也成为了人们向往的神都圣地。
那么，我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在哪里？这是很多学者都关注过的一个话题，但是人云亦云，莫衷一是。因为从文化起源上来看，黄河两岸，一河上下，百花齐放，遍地争艳，很难有一个城市能够承载中华文明的博大。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仅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的角度考量，西安则首屈一指，它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精深。因为西安不仅是中国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更因为西安还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时期的盛世之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的形成，都与西安密切相关。
例如，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始于秦汉王朝，以西安为中心。古都长安，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统一国家的历史标志和象征。从那以后，统一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主题。可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没有统一，就没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虽然说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是真正延续到了现在的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却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的。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内容，代表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理念和传统美德。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生于鲁国，但是，作为儒家思想之源的周礼却形成在西安，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也发生在西安。因此，西安才是历史上确立了儒家思想核心地位的地方。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开放与包容是至今仍在发扬光大的重要内容。汉唐王朝是我国古代的鼎盛时期，文化开放，国力强盛，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辉煌一页，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唐文明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与包容的民族精神，保留在西安的汉唐故都，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当我们探究这些文化源流的时候，西安总是让人有一种奢侈感，因为从不同的遗址出发，都能找到我们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的历史标记，并且还可以再收拢起它的发展线条，使之最终汇聚到我们的眼前。不能不说，这是西安的奇迹。然而奇迹远没有结束，传奇还在延续。
如果说兵马俑、大雁塔这些名胜古迹是中国最强盛时代在西安留下的历史回忆，那么，西周分封的联邦制雏形和秦汉一统的单一制国家框架则是历史留下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国家结构形式，这无疑是西安对于人类社会所做出的又一件重大贡献。
毋庸置疑，西安凝聚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故乡所必需的多种文化信息，就是那些实实在在的生态资料和精神资料，构成了西安不可比拟的软实力，而这一点足以使所有有意与之争锋的企图都自叹弗如、望而却步。不难看出，西安使中国有了魂魄，中国因西安而丰满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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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先生在写《万历十五年》的时候，经过精心的技术分析，得出了一个“税收关乎国家兴亡”的结论。而从国家的起源来看，无税则无国似乎也并不是什么故弄玄虚的命题。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鲜为人知的财税问题实际上潜藏着解读社会发展的“达·芬奇密码”。他说：“谁懂得如何倾听它的信使的声音，谁就能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明了地识别世界历史的雷鸣。”可见，国家管理与税收绝对密不可分。因此，每当我们回顾那些盛世历史的时候，税收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个难以跨越的话题。然而一旦静下心来，再细细观察税收伴随国祚福殇的沿革，我们又发现，一个王朝的真实面目竟然更加传神，提供给我们穿越的路径也更加接近。
周、秦、汉、唐几个独具特色的时代对社会管理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和实践，基本确立了中国古代的主要政治制度框架和社会管理模式，从兴旺到衰败无不关涉税收组织中的成功与失败，而税收就是对各个时期社会和谐程度的直接反映。在孙文学、刘佐先生合编的《中国赋税思想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古代“不断有赋税理论问世，赋税思想的火花不断迸发，在十几个世纪中，中国的赋税思想，曾熠熠生辉，光照寰宇，在许多重大赋税理论问题上，独领世界风骚。”从见诸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治世思想中，我们发现，关于赋税问题的论述，仅是现在已知的就已经极其丰富了。
其中：儒家主张轻税，孔子的“敛从其薄”，就明确提出了十一之税的主张。他认为，“道千乘之国”，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句话反映、确立并最终成为了儒家税收思想的一项基本原则；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墨子同样反对横征暴敛，认为“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为了积聚力量从事耕战，所以主张重税。但是，他又极力保护农业，特别注意“赋税平”，所以只是强调“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成书稍晚，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赋税制度和思想的《周礼》一书，对税收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设想和记述。《中国赋税思想史》一书的作者认为，《周礼》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就是一部系统阐述赋税问题的专著。王安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答曾公立书》中就清楚地写道：“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可见，远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国赋税制度的历史奠基。
把财税问题放在国家活动的什么位置，对于那些设计国家机器全部活动的思想家们来说，肯定是一个不能不考虑清楚的问题，所以各代都有相关成果。除《周礼》对征管机构、财税制度拟定了系统的框架之外，现代财税的许多基本概念还源于汉书的“食货”。在有关财政方面，唐朝的“和买”更是表明，那时就已经产生了政府采购的基本思路。而值得骄傲的是，这些财税思想的渊源，也同样都来自于关中这块风水宝地上。
南宋学者叶适对财税有一些极为精辟的见解，他说：“财用，今日之大事，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财税对任何时代，都是兴国的大事。不了解中国赋税史的变迁，就无法了解当今税制状况的沿革，而任何隔绝了渊源的研究，都会因缺乏传承的逻辑联系而误入歧途或者断章取义。如果缺少了对于文化关系的把握，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都很难理清其深层矛盾的实质，也就很难抓住具体实践中所遇问题的核心。国家大事皆关税收，要规划国家大事必须首先从税收规划开始做起，而要想做好税收规划，就得首先好好研究税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否则就很难把握税收的全貌，进而很难找准国事的命脉，这就是“不能知古则不知今”的道理。
西安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城市。尽管盛世王朝华丽的外衣已经褪去了一千余年，但是曾经的大家风范却还气息犹存。而这一点，正好是西安与其他古都的区别之所在。我走访有些古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种感觉随行而生，越是那些阅历不多的却越是爱讲身世，越是资历不高的又似乎越是喜欢强调资格，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一种自命不凡的得意之气，在孤芳自赏、自命清高中扭捏作态，稍有一点历史厚度的，又总有一股故国不堪回首的悲凄，总是夹带着一些长长的哀叹，而一旦让那似乎高贵的忧怨毫无节制地飘荡在了空中，他们也就注定了不会再有什么未来。回过头来再看西安，周礼秦制、汉风唐韵，使这里即使败落了也能气定神闲，即使破碎了也是铿锵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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