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2日，一场报告在国防信息学院大礼堂举行。
这是一名军队离休干部关于他从事历史文化研究与著书的报告。台下座无虚席、聚精会神，台上抑扬顿挫、娓娓道来。一场90分钟的报告，一气呵成，作报告的没喝一口水，听报告的没一人走动。报告结束后，礼堂里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学院领导和教职员工纷纷表示，报告很接地气，很解渴，让人深受教育和启发。
一场看似平淡无奇、索然乏味的报告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作报告的又是什么人呢？他就是离休后才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却著作等身的全军先进离休干部邹元初。
1987年，邹元初从总参通信部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对于一名解放战争时期入伍、从事革命工作近40年的领导干部，刚放下“枪杆子”时，还真有点无所适从。不过时间不长，他就拿起了“笔杆子”，开始了历史文化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历史文化，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既有过辉煌的时期，也有过屈辱的记录。这些东西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当时的统治者有着密切关系。研究历史文化，可以让后人了解过去，变得更聪明些，少犯错误，也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历史文化中的东西很多，邹元初从什么地方入手呢？在一次到清西陵参观后，便决定研究皇帝。这一决定绝不是偶然，参观只是坚定了他深思熟虑的选择。“数千年来，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各色各样的代表人物都曾登台表演过，仅《二十五史》记载的人物就将近3万。他们或多或少给社会以影响，而皇帝又是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历史已经证明，皇帝的才智优劣、品质好坏，乃至其性格特点，都曾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巨大影响，或者是繁荣和福祉，或者是灾难和痛苦。同时，他们又自以为受命于天，尊为天子，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将他们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今人和后人面前，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是有益的。”后来他这样说。
方向确定以后，关键是怎么写。邹元初认为，应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特点。所谓自己的特点：就是把它写成一部独立成章的皇帝个人史，串起来又具有中国通史的一些特点；既要有工具书的价值，又要有可读性。为此，必须把资料性、知识性、系统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文字上简洁明快，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如此高的标准，对于没有历史文化研究经验的他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更多的是怀疑、不解甚至非议。有人说“为皇帝树碑立传”是个禁区，出力不讨好；有人说我国那么多的历史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都没写出，他一个半路出家的“二把刀”单枪匹马能写出来吗！当有人得知他计划3年写完时，毫不避讳地说：“10年能写完就不错啦！”
怀疑、不解甚至非议是有道理的。写中国皇帝就是写中国历史，必须对中国历史有着全面深刻的了解。而他高中未毕业，入伍后主要从事通信和政治工作，对历史领域“隔行如隔山”。工作之余，虽也读过《史记》，但并未认真读完，且只是从文学角度去读的；虽也看过其他史书，却是走马观花式的，并未深思。总之，他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困难重重是意料之中的。
首先是阅读关。我国史料浩如烟海，被尊为正史的《二十五史》有3000余卷，《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有500余卷。它们都是文言文，理解起来很费劲。其次是编著关。当时没有一部中国皇帝著作，因此也就谈不上借鉴。《辞源》《辞海》所录皇帝不仅数量少，而且文字介绍都寥寥数语；《二十五史》中的皇帝本纪，实际上是皇帝的大事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只能算一部中国历史年表。别无选择，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开弓没有回头箭，已迈开的步子就没有停下来的道理。邹元初广泛收集资料，只要有中国历史人物的“蛛丝马迹”，他都不会放过，能买的则买，买不来的则借。在此基础上，重新甄别选择、排列组合，并加以研究和评论。这项工作可不是一般专家能够胜任的。
编著中，邹元初还遇到不少其他困难，如古今地名注解等。用什么文字表述，也是一个让他头痛不已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史书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现在若仍采取文言文，就会给读者带来阅读困难；若采用白话文，则难以准确表达原意，因为文言文内涵广，一字多意。为兼顾两者，他采用了半文言文的形式。
困难虽然很多，但对于从不轻易认输的邹元初来说，办法更多。他坚信“隔行不隔理”，“有志者事竟成”，“能拿好枪杆子的手也一定能拿好笔杆子”。他凭着一名老军人的执着和毅力攻坚克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长跑，风雪无阻，以应对繁重的脑力劳动；6点左右开始阅读和写作，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离休是一种新的开始。这话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然而这种开始不是“悠然自得”，而是“只争朝夕”。
那段时间，他推掉吃喝应酬，拒绝外出娱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在史书中，半天不喝一口水，经常忘记了吃饭，除了书稿还是书稿，甚至连睡觉时的梦话都是书稿内容。在孤独和困难面前，他有过烦躁和苦恼，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强烈地吸引着他，家人、邻居和一些同志的理解和支持鼓舞着他，使他振作起来，坚持下去。
他的爱人万延龄在饮食起居上悉心照料，主动承担起家务，并力所能及地做好他的助手；他的3个女儿为了使他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都设法减少对他的干扰；住在楼上的邻居，经常问“影响到您了没有”；有的同志出差，看到历史书就买来给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半后，《中国皇帝要录》脱稿了。这是第一部中国皇帝专著，共收录自秦始皇至溥仪217位皇帝，47万字。《二十五史》本纪中所记皇帝，除死后追尊为皇帝者和北魏统一北方前之皇帝外，均已收录。书稿得到了史学家的肯定，并顺利出版。
在编著《中国皇帝要录》的过程中，邹元初深切感到，只写皇帝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历史，还必须辅以宰相、将帅、奸臣等历史人物。于是，《中国皇帝要录》一脱稿，便埋头于《中国宰相要录》的编著。编著后者可比编著前者难得多。因为什么叫皇帝，谁是皇帝，史书上都是明确的，而宰相不一样，只有首先研究每个朝代的宰相制度，并弄清哪些官职属于宰相，才能确定谁是宰相。此外，人数不定是中国宰相制度的一大特点，担任过宰相或相当于宰相一职的有1500多人。有关这些人的史料他都要认真研读，以从中筛选出主要者，工作量是巨大的。《中国皇帝要录》脱稿后没有收笔的他，在《中国宰相要录》脱稿后仍未收笔，于是《中国古代将帅要录》《中国奸臣要录》先后面世。
至此，为时近10年，4本《要录》全部完成，共收录帝王将相572人，130余万字。这4本《要录》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历史学家的好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进行了报道，出版社召开了座谈会。著名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感叹：“以一人之力，成此巨功，斯亦难矣。”有的史学家甚至说：“邹元初编著中国历史人物的方法是一种创新，给人们研究历史人物提供了一种模式上的参考。”
军内外读者的信件和赞誉纷至沓来，有将军，有战士，有教授，有学生……原先的怀疑、不解和非议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肯定、赞叹。令人刮目相看的他，也因此多了一个身份——历史文化学者，并被炎黄文化研究会邀请担任名誉理事。然而他没有满足，总感到历史文化宝库中有太多值得挖掘的遗产。于是，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推出了《纵谈古今》《史鉴》《中华伟人》《话说中华文化》。
2013年《话说中华文化》出版后，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题字祝贺：“以史为鉴，忧国忧民；勤奋耕耘，爱憎分明。”这16个字，正是邹元初离休后从事历史文化研究与著书的真实写照。
在邹元初20多年的著书生涯中，坐垫坐坏了5块，毛笔用秃了100多支，手稿摞起来2米多高，《新华字典》翻坏了6本，《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源》《辞海》也都被翻得破烂不堪。“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面对读者的肯定，他淡淡地说：“我终究为社会做了点有益的事情，没有白辛苦。”
今年已经84岁的他，又出版了《话说治国之道》。这是一部见解独到、说理充分、通俗易懂的著作，不仅对古往今来的治国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而且对当前人们热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这部倾注了他极大感情的心血力作，是他通过20多年观察、学习、思考和4年多笔耕而写成的，对于抵御西方错误思想的侵蚀，增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自信”，有着积极意义。“治国之道是很大的问题，而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历史人物给我以启发和勇气，因而斗胆写下了这部著作。它的出版，若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一点借鉴，我就意足了。”话虽平实，却饱含着一位老军人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担当。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也许就是邹元初畅游中国历史文化长河的最大乐趣和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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