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象属长鼻目，是陆栖哺乳类最大体型动物，对生存环境变迁较为敏感。远古时期曾广泛栖息于中国大江南北，现野生象群仅存于云南西南部一隅。象也与当地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勾连在一起，体现于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诸多方面以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映照着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然而，自明清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地的开发、大象作为战争工具的使用、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以及橡胶、甘蔗、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导致大象栖息地逐渐萎缩，加之偷猎以获取象牙等因，以至于晚清至民国后，大象在这一地区濒临绝迹，仅在西双版纳、南滚河一带偶见到，这种情况持续至今。以大象为视角，可以了解一定区域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思人与自然如何共处相宜以及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互构，这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尤显重要。
关键词：大象;西南边地;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N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3-0011-09
在一个生态系统里，人类与动植物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不仅给予人以生存的物质，也启发了人类的思想情怀，人与大象之间的消长堪称其间的缩影。作为目前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陆栖哺乳类动物，大象主要分布于亚洲、非洲等热带与亚热带地区，对生态环境的变迁极为敏感。历史上，亚洲象曾广布于中国长江以南以及长江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此外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也有广泛分布。但到了今天，我国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等地尚存有为数不多的野生象群。大象分布区域的日益萎缩，一方面与人类的猎杀和人口增长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地球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作为历史上大象的主要栖息地，我国西南边地曾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且大象在当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大象为镜，可反观和窥见西南边地生态环境的发展演变，从而了解一定区域内人与自然、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变迁轨迹，对于我们反思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大象的分布与迁移视为气候与生态环境的风向标[1]。从目前来看，学界对大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地理学关注于大象分布变迁与历史时期气候、植被等之间的关系，野生象生存环境的改善与象的保护等方面，历史学主要探讨某一事项，如贡象体系、驯象卫的设置等，成果以前二者较多，主要学者有文焕然、满志敏、侯甬坚、陈明勇、张洁等。
学者们虽然也对人类活动与大象逐渐绝迹的现象进行了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较为宏观，且空间宽泛。有鉴于此，本文以历史上大象的主要栖居地——西南边地为主要研究空间，对大象在历史时期的活动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与一些研究取向不一样的是，大象在我国一些区域的消失既与人口增加有关，也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环境变迁密切联系。而对于西南边地来说，至今的气候环境仍然适宜于大象栖居，但却难以与历史时期群象出没的景象相提并论，这其中显然有其特殊性，或者说，导致大象不断绝迹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以引起我们对生态环境问题多面向的思考。
一、历史时期大象在西南边地的活动
西南边地，从行政区划来说，主要指今西南沿边地区，大致范围包括了云南、广西与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毗邻的区域。关于这一区域远古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史书上少有较为明晰的记载;但大致可以从一些考古资料中获得有限的了解，而其中有关大象的遗存可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可凭的信息。
大象多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存，喜水，素食，不喜阳光。因而，象群常择食物丰富、水源充沛、植物生长茂密的热带与亚热带森林栖息，对气候环境较为敏感。这就意味着，历史上大象能够生息繁衍之地，多为温暖湿润之区。据一些学者研究，亚洲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分布极为广泛，北起今河北、南达雷州半岛，曾有大量的野象栖息，这已经为考古发掘所证实[2]。大象由北往南移动，既反映了气候环境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变动。在今云南中部，新生代时期，由于气候适宜，动植物繁盛，大象也曾是其中主要的哺乳动物之一[3]。属于晚期智人的西畴人，其时代约距今10-20万年，在所发现的洞穴遗址中，出土了象的化石[4]，说明滇东南地区历史时期也有象的分布。1983年11月和1984年3月，在西双版纳景洪县宣慰街附近发现了1万年前的亚洲象化石[5]（下册）270，亦可见滇西南地区在远古时期曾为大象的栖息地。
除了考古发掘提供的线索外，秦汉以后，随着西南边地与内地联系的加强，汉文史籍中也出现了有關象的记载，《史记·大宛列传》曰：“昆明之属无君长，善盗寇，辄杀略汉使。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曰滇越。”“昆明人”为秦汉时期分布于今大理、丽江等地的古代族群，其西为今腾冲、德宏及其南部的广大地区。一些学者认为，“滇越”为今傣族先民[6]，得名为“乘象国”显然与象作为交通工具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在李拂一所著的《车里》一书中，还提到了“象马骡驴专供运输乘骑”[7]。唐代，有关大象的记载以樊绰的《蛮书》（亦称《云南志》）为著，该书卷四“名类”称：“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 又载：“象， 开南以南多有之。 或捕得， 人家多养之， 以代耕田。”茫蛮为今景东、德宏傣族先民之旧称，以上记载足以说明唐代傣族先民已普遍驯养大象耕种稻田，其粪还可作为燃料使用。唐时的岭南地区，大象也为常见之物。如唐人刘恂所作《岭表录异》（卷上）称：“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合十二属。”又说：“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8]该书记载的范围是整个岭南，与今天的地域范围越南、广西、广东、海南相近，因而这一记载，亦可认为经属西南边地的广西和越南，在唐代已经普遍驯化饲养大象。大象种群数量之多，人与象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