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受抗战大后方垦殖督导活动带动，以粮食、纤维、油料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改良、各级农技培养与服务体系建设为主的贵州省农业技术推广运动，在1938年前后开始得到积极实施，掀起了黔省自清代中期移民开发以来的农业发展又一高潮。尽管新一轮的农业开发历时较短，但当时贵州省稻、麦等农业作物和棉花、桐油等经济作物品种得到较大规模的改良、引进及推广，在1940年代中期显现出良好经济效益，同时也对地区社会和生态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就此做出梳理，并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此轮物种变化带来的贵州地区农业经济和生态区域变化及其特征。
关键词： 贵州作物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
在贵州农业发展史上，明清时期移民与垦殖、民国时期农业技术推广运动是两个重要阶段。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主要通过鼓励垦殖、“劝农桑蚕”、引种旱地作物和修建中小型水利等活动来“尽地力”，军屯、民垦等发挥主要作用。晚清以来受外来资本市场因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和教育影响，我国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可喜变化，一方面是农业科教机构、农林牧渔等场（厂）等得到较多建立，优良品种引进、培育、推广及病害防治等得到重视，并在基层得以积极推广；另一方面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较大提高，相应的金融、信息、交通和商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近代贵州农业发展整体上虽为缓慢，但受全国农业发展影响，也在上述方面有着积极进步。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和为建设大后方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村、农业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农业技术的改良上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
与明清时期农业开发相比，民国时期的农业开发，更着重于作物品种和技术的引进、改良与传播，以技术手段来推进地区大农业的发展。大体上从1938年开始的农业技术推广运动，是民国时期贵州省重要的经济开发活动之一，尽管历时较短，但由此形成的新一轮农业开发，极大促进了地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普遍改良和种植，产量也获得较大提升。但对于这一重要变化过程，以往学术界研究无多，肯定者更少。虽然民国三、四十年贵州开展的农技推广等活动，受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不济的影响，最终未能给地方经济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但其作用和意义仍具有较深影响，值得重视。
二、传统经济与作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贵州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以家庭手工业和自给自足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农业发展十分缓慢。这在耕地、人口、技术与人民生活状况等方面均有体现。民国三年（1914）贵州全省可耕荒地为736.8万亩，到二十二年（1933）增至1 700万亩；民国二年（1913）全省耕地面积是2 140.7万亩，到二十三年（1934）下降至2 120.6万亩。民国前夕贵州人口在850万人左右，到民国二十年（1931）却减至822万人左右，而在1911－1936年间全省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8.04‰。
抗战以前贵州多数地区农业生产技术仍处较为落后水平，经济发展滞后，少数民族粮食生产以刀耕火种式的广种薄收的亦在不少。因经济困难，黔省“所产米粮，大部均运销于川、湘各省，换取金钱，自食则以杂粮代之”。“云贵两省，绝无水运之利，道路崎岖，文化落后，仍未脱地方经济状态”，“故人民仅求自足，不事过量之劳力，而所谓地域分工，以通有无之分配方法，更难望其施行”。贵州地区“耕种方法，一沿旧制”居多，人民生活水平较低。造成贵州经济特别是农业种植经济落后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军阀统治和自然灾害等对农村传统经济的冲击与破坏。比如，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卷20《杂志》载该地区由于清末以来的不断战乱，“（田土）概属荒芜，盖初乱时，农民亦不敢废耕，无如兵事频繁，农作物多未得收。秋之既久，不特无耕牛，无种子，并耕作之人亦转徙离散。是以沃田良土皆荒弃不耕”，直到民国二十年代末才恢复过来。1925－1926年贵州由于自然灾害“饿死者在五六十万以上”，灾民多达三四百万。民国《剑河县志》卷1《天文志》记载，剑河“人民生活艰苦，鵠形菜色，易子而食”。民国《八寨县志稿》卷23《年纪》称，“据父老言千百年来无此巨灾”，“继以瘟疫饥死过半”。根据张肖梅主编《贵州经济》，民国二十五年（1936）贵州全省各种农作物产量均低于常年水平（表1），直接说明了抗战前夕贵州作物种植等农业的败落。
当然，抗日战争以前民国贵州农业经济开发仍有缓慢进展，主要是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刺激与影响，近代化的步伐亦在悄然改变着传统种植结构。不过此期的农业开发却非常直观地体现于与商品经济有关的多种农业经营上，以经济作物种植和产销为主。册亨地区“农产品以棉花、白米、菜油三种数量最多，占输出主要地位”。 思县“民国以来，各地皆建桑区，思县亦然”，遍植桑树，“约四万六千株”。烟草种植更为普遍，贵定种烟、制烟较多，销售市场东至镇远、铜仁，西达安顺，北上遵义。黄平“旧《志》不载烟草，今则遍地栽之，州南及东北一带为甲。”其他作物如施秉县皮柑、广柑、丹柑“年出数万斤”。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清末民初贵州局部地区经济作物多种种植和经营发展。此外，林业、林副业的此期兴起给传统大农业范畴的贵州经济注入了活力。当时，盛产木材的黔东南地区以前“黔山多童，先民不习松、衫等利，山中之树听其长养，竟多不知其名者。今则松、衫葱郁，而地又近河。清末，尝由水道伐木扎排，顺流而下，售于洪江、常德等处，获利甚厚，民生遂渐舒矣”。施秉出的柏木、衫木质优，年约各值数千银元。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以前贵州农业经济并没有因经济作物和其他副业生产的兴起而得以好转，传统的粮食经济在其他作物种植冲击下，耕地面积、产量等均出现衰落迹象，军阀统治、土地兼并和鸦片种植等使得这种表现愈发明显。以对开阳县514户农民家庭进行的调查为例，负债者有442户，占86%，其中佃农负债面为94.7%，半自耕农是75.7%，自耕农为18.2%。这种比例基本在当时的贵州具有一定普遍性。
经济和民生的不济并不代表历史上贵州作物资源的贫乏，事实上明清以来的开发已使该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的品种发生较多改变，形成切合贵州民族、山地生态的作物种质资源新体系，深刻影响到地方作物及经济结构，不仅在局部地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为民国以后的农业技术推广和作物品种改良、实验奠定了基础。
在粮食作物种质资源方面，1938年农推之前贵州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以来，特别明清时期农业开发的成效，整体上经历了由原生态民族相对较少种类的糯稻、谷类、麦类种植到多民族共同耕植的、适应多样性自然环境的粮食作物种植格局。以黔东南地区为例，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1993）的统计，清代水稻已有糯、粘之分，各府州厅县记载的稻谷品种籼有24个、糯有18个。乾隆《贵州通志》卷7《地理志》载贵州“（黑苗）食惟糯稻”；《黔南识略》卷12《镇远府》载黔东及东南地区“（苗）男勤耕作，种糯榖”，卷13《台拱厅》“苗人惟食糯米”。糯稻在民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旱地高产作物的玉米等自明末清初传入贵州后，在乾嘉年间得到广泛种植。嘉道以后诸如甘薯、马铃薯、高梁等的种植在各地均有普遍体现，使粮食结构、产量和山地经济均为之发生变化。施秉县“同光以还，苗疆府定，夷汉归农，农产以黏米为大宗，除敷本地日食外，运销外县，年约数百余石。杂粮如麦荍 、高粱、苞谷、黄豆、豌豆等类，亦有种者，第不及米粮之多。”民国初年思县“全境土多田少，出产以米和豆为大宗，麦荍、高梁次之。米、麦、豆均销往湘边。” 关岭县“米、麦、玉蜀黍、荍、豆、高梁等项均产，米和玉蜀黍为大宗食品，米量约超过玉蜀黍一倍。每年各项粮食供本县食用外，约余十分之一，销售镇宁、贞丰、安南、紫云等属。”
经济作物种质方面，乾隆初遵义府桐梓县就已教民养植桑蚕，布政司陈德荣、按察使宋厚札“各属教民养蚕，桐梓隶焉。故五里乡村，屋角墙阴，田塍圃畦，莫不绿枝掩映，红椹离离”。李宗昉《黔记》卷2也称遵义丝品盛极一时，“蚕事最勤，其丝行楚蜀闽浙滇诸省，村落多种柘树。茧客至，春时买其树，放蚕于上，茧收取之。广东程乡茧亦遵义丝也。” 道光年间府地“郡故多桷斗树，以不中屋材炭薪之外无所于取”，山东人陈玉璧来守，多次遣人从山东引山蚕种后，数年后民间获利颇丰，从此该地区植桑养蚕大兴。该地丝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吸引了山西、陕西、福建和两广各省客商来竞购。正安州“初，州地少桑”，乾隆十三年（1748）吏目徐阶平“自浙江购蚕种来州，教民饲法”后，“家皆种桑”。兴义地区在乾隆之际“棉可织，蓝可染，山地间亦种之”。嘉庆年间黄平州“山多田少，山间多植蓝靛、烟叶”。贵定县“清嘉道间闽广人侨寓于此，倡种菸叶”，后逐渐发展成为该县出产大宗。嘉庆五年（1800）浙江乌程人徐玉章任贵州安平知县，后又任兴义知府、仁怀同知，署大定府，教民种橡（柞）树育殖山蚕，植棉纺纱，设纺局，招男妇训练，并给学者以纺车、棉花。民国早期榕江、册享棉花出产和外销均在地方占主要地位。遵义、开阳、岑巩等地的茶叶产量丰硕，运售邻近地区。乾嘉以来棉花、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和园圃种植在贵州普遍得以开展，地方官吏在作物品种的引进、推广和种植技术改良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三、农技推广与作物经济变化
抗战爆发后，迫于国内形势和战时需要，国民农林行政当局紧急制定了战时垦殖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督导各类劳动力举办垦殖运动。尽管国家农林部于1940年才成立垦务总局，但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垦务早已开展起来了。不过，由于各地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和投入力量、时间不一，所以开垦种植的农林作物面积不尽一致。1941年贵州全省开垦了165 750亩荒地，这尽管与全省可耕荒地2 000万亩相比仍十分有限，但高于邻省四川同期垦荒水平。从垦殖分布上看，因贵州农耕最主要的障碍是水利条件较差，因而开荒以贵阳及其附近平坝地区成绩最大。伴随着大规模垦殖运动，民国政府在贵州也积极开展起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形成贵州农业开发史上的又一高峰。
农业推广活动早在清末民初就已在我国开展，但由于各级政府尚未给予足够重视，仅仅有过小范围内的一些实验和改良。1929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农业推广规程》，同年建立中央一级的农业推广机构，随后各省陆续建立机构开始进行农业推广活动。1938年贵州筹建农业改进所，在贵阳设立本部，遵义、黔东南等地建立实验农场、林场等，并在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治地设立农场，筹办农业推广事宜，正式拉开了贵州农业推广活动。
在农业推广机构体系和运作保障方面，设立有国家农林部西南兽疫防治站和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驻黔办公处、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贵州大学农学院、贵阳中国农民银行等五个机关，并由它们组成“贵州省农业推广联合委员会”，其下设有多部门相关组织（见表3）。至1945年全省共有71个县建立了农推所，占全省78县、1市、1局的 88.75%，虽然1946年因经费问题曾全部撤并入建设科，但次年旋即恢复。从组织机构设置来看，当时贵州农推所的专业性很强，人事的设置简练，农业技术和保障部门配置完善、合理，分工细致。农推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运作还得依赖于各级推广机构的具体实施，因此从省级机构到县属大部分地区的推广所建立，在组织上保证了日常工作的运作。根据杨汝南《贵州省农业推广之回顾与前瞻》，全省农推所的资金除人员薪金外，中央农林部补助2 050万元，省府补助500万元，共计2 550万。但是这些经费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故出现了1946年的撤并现象。1938年正式开始的贵州农推工作仍然取得了相当的实效，运作基本上是成功的。
政府督导和推行的农业改造活动，早在1938年之前就因应对灾害等有部分开展。1938年后随着农推体系的逐级完善和投入加大，成效愈发明显。民国十四年（1925）贵州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发生特大旱灾和农业病虫害，“三穗、天柱、锦屏、黎平、镇远、岑巩、榕江等县大旱，小季无收，禾苗枯槁”，以致次年闹大饥荒。事后各级政府便组织力量到川、湘等地收购籼稻良种，贷给农民种植。十九年（1930）贵州全省倡导糯改籼，镇远等地政府出面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立牌宣传，加强劝导和推广。麻江县政府在三十年（1941）成立“粮食增产督导团”，出台五项措施以增粮产，其中就有“二、由保甲长遍告农民不准种糯稻超过粘稻十分之一，并限令糯米价不得超过粘米价”。三十二年（1943）国民政府出台资金奖励制度，规定种植籼稻增1%者奖国币1-5千元，并且引进优质籼种推广种植，使减糯增籼成效大为加强。政府力量的不断介入使黔东南以上时段的籼稻种植成绩巨大，1945年黔东南全境（缺雷山）糯改籼面积达到11.7 125万亩，占水稻播种面积的6.48%，籼稻播种面积上升到稻谷种植面积的近60%。到1949年全境籼稻播种面积已达165.133万亩，占稻谷播种面积的76.9%，这一数字已接近1990年农业规划所制定的规模，即籼稻种植面积比值上升至80%的水平。可见，政府在农推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农推机构体系的完善为此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条件，这是贵州以往农业开发上是罕见的。
粮食作物属于农推部门的农艺范畴，贵州省此方面的主要成就反映在水稻、小麦等品种改良和推广上（见表4）。水稻中由省农改所育成的黔农2号、28号，自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间（1939－1945），先后在贵筑、遵义、惠水等17县、市栽培成功，深受农家欢迎。据杨汝南《贵州省农业推广之回顾与前瞻》提供的《贵州省三十五年推广改良稻种面积表》数据，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以上两种新水稻带来的效益。当时黔农2号、28号在贵阳、贵筑、惠水、清镇、贵定、龙里、遵义、平坝、安顺和息烽等县、市推广种植，总计推广种植面积11 215亩；黔农2号、黔农28号最高平均亩产量均出现在遵义县，分别达653斤、641斤，而上述各地传统农家种的平均最高亩产量是惠水县的小白粘为560斤。就整体来讲，以上各地新良种平均亩产量为632斤，高出老品种平均亩产量539斤近百斤左右，增产就不言而喻了。小麦方面，先后培育、改良和引进了中农28号、金大2905号、遵义136号、定农1号等新良种，其中省农改所育成的遵义136号，外地引进的中农28号、金大2905号种植较为普遍。1946年在贵阳、贵筑、遵义、惠水、安顺、平坝、息烽、贵定、龙里、怀仁12县、市推广种植面积为35 000亩。中农28、金大2905号不仅产量高于土种，而且成熟早，抗病能力强，亩产比土种能提高15-30%。在黔北13个县推广种植的遵义136号，亩产量可提高20%，达257斤左右。其他粮食作物也不同程度地得到技术改进和推广，从粮食品种改进和推广形成的格局来看，水稻新种推广集中于自然条件、水利设施相对较好的平坝、河谷地区，如贵阳及其附近、黔东南部分低山、河谷；小麦良种推广分布要更广泛一些，黔北、黔中和黔西等均有种植，基本上还是受到地理环境制约。这说明自然环境在粮食等作物推广种植中仍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粮食作物推广工作而言，当时还对种植制度和水利改造做了较多技术指导工作，如鼓励冬耕、增种冬季作物和小型水利规划与营建，等等。1939－1946年贵州省推广冬季种植面积达到5 400多万亩，估计增加产量6 876万石。从表5中可以看出1937－1945年间贵州粮食产量的增长情况，当时的农业技术推广作用因1930年代末至40年代粮食产量的整体提高而得以体现。
1938年前后开展的农业推广在经济作物上也取得了较大成绩，特别是棉花、烤烟、油桐等的种植开发最为突出。在以往，贵州“本省气候因雨水过多，不甚适合植棉，省衣着，均仰赖外省运入”，但“自二十八年农改所开始推广棉花以来，一般人始知贵州若干地区亦能植棉，经数年之宣传推广，棉产已经逐渐增加”。1944年贵州全省棉花产量达1 753 300市担，比1937年的8 510市担增长了200多倍。1947年全省拟扩大棉区面积30万多亩，增产皮棉6万担，推广开发重点区域是黔西北、黔北地区，对于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烤烟的推广种植是此期贵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1937年前后，中央农业实验所在贵州试种烤烟，最后选定美国“黄金叶”品种并在贵定等地推广种植。烟草的高利润率和适合贵州气候条件特点，使推广较为理想，《贵州财经资料汇编》资料显示，1945年共有36县种植美烟良种，栽种面积达81 000亩，产量785万斤，位居西南之冠，使贵州成为全国四大烤烟种植区域之一。桐油是贵州外销特产之一，在乌江、清水江、红水河等流域低地种植良好，以1947年的估算，若以各县每年种植1 000亩来讲，三、五年后每亩每年可收入10万国币，全省共可收入1亿元。实际上当时桐油仅在黔东南地区种植面积就达20多万亩，产油10多万担，大部分供外销。 如“桐油为榕江特产，每年可产五万余担。近更由政府提倡，遇山造桐，将来的产量正有可观”等。
此外，1938年开始的贵州农业推广工作还在诸多农业作物、经济作物上取得开发实效，如土豆、茶叶、柑桔、漆等，但也有较坏的情形。比如民国贵州鸦片种植在各地就很普遍，而且大部分集中于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的社会与经济灾难。这虽不是政府农推范畴，但鸦片在山区的广泛种植给正常农业推广工作带来了难度，特别是形成的结构性贫困和土地生态破坏贻害较深。
四、余论
以稻、麦、棉、菸等作物品种改良、引进和种植为主的贵州农艺，在1938年后获得了较大发展，这是继明末至清嘉道年间贵州地区农作结构变化以来的又一大革新和进步，并成为宝贵的农业遗产为解放后农业建设所继承，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但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局限，此轮变迁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了贵州农业经济的更快发展。首先，作物品种改良和推广活动具有浓厚的政府行为色彩，尽管民国政府在农技推广方面作用显著，但仍摆脱不了因抗战所需导致的临时性“运动”特点，可谓时间短、任务重，规划也多于实施。其次，在优良作物品种的推广种植方面，受限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地域上集中于平坝、河谷地区，广大山地和民族地区受惠不多，从众多民国方志中可以见到，贵州不少山地和民族地区鸦片等种植仍为普遍，致使农业发展地域上不平衡性愈发明显，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上的差距。最后，从技术投入上看，民国时期贵州农技水平对外依赖度高，自身发展不足。根据现代对我国主要农作物种质资源的调查，贵州种质资源总数位于全国第八位，单位耕地面积拥有的种质资源数列全国第五位，处于前列。但在资源的开发、产出及经济效益方面，要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这些情况均值得关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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