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受了《资本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影响，管理会计界也一直在大谈“价值创造”之类。殊不知，“价值”与“使用价值”只是虚幻的概念，至今不能真实有效地计量。因此，所谓“价值创造”完全无法落到实处，“不接地气”的空谈是无益的。就管理会计而言，可以精确计量的是，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赚了多少钱，这是“短期赚钱”；同时，可以适当估算的是，公司现在已经为将来作了多少投资，产生了多少虽然尚未变现、但已指日可待的权益，这是“长期可持续赚钱”。所以，“赚钱为王”可以具体化为“短期赚钱”和“长期可持续赚钱”两个方面，构建出由“总赚钱”、“净赚钱”、“未变现权益”等组成的完整的指标体系，这才是切实可行的公司业绩指标，是不容置疑的商业世界游戏规则。
一、如何将净利润扫地出门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位历史人物因故淡出江湖，被社会记忆所遗忘了。若干年后，当他重现于历史舞台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在冒名顶替自己了。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需要尽力证明自己了。如果再加上替身演员已经盘踞了“大佬”宝座，有许多人在靠着他吃饭，在为他摇旗呐喊，那么这位“本尊先生”想要“王者归来”，就更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事了。因为很多利益相关的人们，会有意无意地装聋作哑，不想出来“主持公道”，甚至于把水搅得更混。看来，出路在于，要让更多的圈外人明白出了什么事，形成“正能量”的社会压力，让冒名顶替者越来越难以混下去，直至人间蒸发。
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财务会计领域！净利润作为代表公司业绩的主流指标，虽是山寨版，却主导了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在盘踞了近百年后，已经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在本刊登载的《现代财务会计是怎样造假的》（2015年1月号）和《对拟投资公司的现金流诊断》（2015年2月号）中，揭露“净利润”造假的要害之处，是依据许多似是而非、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会计恒等式两边“同增同减”地塞进名目繁多的私货，相当奇葩。现在新会计准则的所谓“综合收益”，也不过是重新编排或重新折腾那些内容，不思悔改地“新瓶装旧酒”而已。现代财务会计远离人类常识，玩的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但因了既得利益者会阻挠变革，又不可能很快“改邪归正”，已经被历史错误彻底绑架了，这就是现状。
真相大白后，当代会计人，特别是因“现金导向”传统而最早醒悟的当代中国会计人，实在有点“躺着也中枪”，无可奈何地要代会计前辈“受过”，愧对被蒙骗了的世人。会计人员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区别对待自己的“饭碗”和“学术良知”，不要因为前者而昧着良心无视后者，继续无穷尽地在财务会计烂泥潭里打滚。借着“欺人”以谋生本来不是我们的错，即使不想造假，会计准则也还会逼着我们一如既往地这样做；但继续“自欺”下去，以为财务会计还是个“高大上”的行当，很有学问，值得探讨，值得研究，很受尊敬，那就是犯傻了。我们的内心要经历“行业成就感越来越弱，羞耻感越来越强”的煎熬过程，但又很难就此有所作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会计变革的大趋势中，尽快推动赚钱为王管理会计一统“会计江山”的进程，同时听任现代财务会计自生自灭，直至被社会所彻底抛弃。
当然，从“主持公道”的角度，社会上还有能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力量，那就是在会计专业小圈子之外的非会计人士，他们人数更多、职业范围更广泛，因为不曾被财务会计“洗脑”，更容易接受“赚钱为王”的公司业绩理念，进而向会计提出全新的信息需求，从行业外部施加压力，倒逼会计彻底改革。本专栏的前几篇文章说明，只要围绕现金流来分析，公司到底赚不赚钱，非会计背景的人士也不难推算出来的，所以需要直接回到人类常识上来，回到“赚钱为王”理念上来，也需要广泛的宣传和鼓吹，这就牵涉到文化环境的问题。
二、顺应中华文化传统
所谓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观、价值观、语言文字、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特点的总和，是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环境中所自发形成的。从经济上看，国家可以有“富国”与“穷国”之分；但从文化上看，没有什么“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分，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各该民族所处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并与该民族共生共存的。中华传统文化更是如此，它代表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与中华民族已经互相扶持地走过了五千年，“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绝对不是想改变就能轻易改变的。中国之所以在法律体系之外还有“上访”制度，也是顺应民心，因为在老百姓潜意识里，做坏事的是底层的贪官昏官，所以要越级上告，能拦路见到钦差大臣最好：“青天大老爷，为民女作主啊！”这些都是几千年帝制文化的顽强影响。
为什么很多在西方国家“看起来很美”的事物，一到中国就“变味”了，那就是因为中华文化具有超强的同化能力，它可以无视朝代，无视地理分布，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传承，潜移默化地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存敬畏之心，要顺应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进行改革，否则无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简要回顾中国近现代会计的发展，也可以观察到中华传统文化施加影响的现象。
三、“现金导向”的中华文化传统
在公司经营中，现金与实物是逆向而行的，采购时是“现金出/实物进”，销售时则是“现金进/实物出”。而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商业领域的表现，是我们历来偏重“现金收付”更甚于“实物进出”，这是我们所传承下来的会计思想，极富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早在1934年，著名会计师徐永祚先生指出，中式收付簿记与西式借贷簿记的差别，在于西式借贷以科目为主，中式收付以现金为主，所以表现适得其反。并点出中式簿记存在漠视物品的倾向：
“复式簿记之左借（Debit）右贷（Credit），犹之中式簿记之上收下付，复式簿记之分录（Journal），犹之中式簿记之转账。惟借贷以科目为主，中式之收付以现金为主。故所表现者适得其反。吾人但知其相反可耳，何必为形式上之改革。故中式簿记现金收付之账法。本方案仍照旧采用。……历来商界对于物品会计，往往漠视，以致窃取走漏，常有所闻。不知货物用品，乃由金钱所购得，应与金钱同一重视……”（《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
从未出国留学的徐永祚秉持各国学术平等的心态，将东西方簿记进行整合，融会贯通，铸于一炉，发起改良中式簿记运动，推行“现金收付记账法”， 由于顺应了民心，风生水起，快速扩散。据时人的描述：
“上海名会计师徐永祚氏……标揭改良中式簿记之旗帜，登高一呼，各界响应。会同上海市商会开办补习学校，负笈人士，肩踵相接，并印行簿册，编辑论著，风行各地。综计一年之内，先后采用者，竟达数千家之多，其收效之宏，推行之速，诚有出人意表者。”（引自李梦白《对于改良中式簿记原理之另一贡献》载于《会计杂志》第六卷第5期，1935年11月1日）
美国威斯康新大学硕士，曾任新中国首任会计司长的安绍芸指出：“根据本人的了解，收付记账方法的理论是现金收付，可以反映各类资产负债净值的增减，因而如果根据现金收付事由的类别设置会计科目，记账的目的照样可以达到。收付记账方法的会计科目实在即是现金科目的明细科目，合起来仍等于一个现金科目。所谓收方科目实即现金科目收方纪录之分析，所谓付方科目实即现金科目付方纪录之分析，故收付记账方法的会计科目中，应该没有现金科目。”（《总预算会计制度第八条关于记账方法的说明》，《新会计》创刊号，1951年1月25日）
徐氏称“中式之收付以现金为主”，安氏称“现金收付方法的会计科目实在即是现金科目的明细科目”，都入木三分地指明了现金在中国受到尊崇的主体地位，现金是公司运营的出发点和回归点，无论会计在账上怎么折腾，所有其他账户都是现金账户的明细账，只有赚钱才是硬道理。
而反观借贷记账法，在中国语言环境中，借和贷本是同义词，“告借无门”和“告贷无门”说的都是借不到钱，“银行借款”和“银行贷款”毫无区别，却硬要当反义词来用，严重地“水土不服”，所以“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48年还有80%以上的工商业采用收付簿记法”（刘常青《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165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也就是说，尽管从1907年开始，就有以留学生为主的许多人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直到1948年时，借贷记账法还只有低于20%的占有率，因为当时还同时存在多种其他记账方法要共享这一份额，如左右、出入等。建国之后，又有中国人原创的，以阴阳平衡为哲学基础的增减记账法，一度让借贷记账几成绝响。
“现金收付记账法”在中国运行了至少60年以上。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有效地传播和维护了我们“现金导向”的文化传统，直到1993年才与增减记账法同时无疾而终，只因为《企业会计准则》有一句话：“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客观地看，当时为适应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生怕境外人士看不懂中国会计账表，必须有所取舍，借贷记账法得以独占市场，所谓“弱国无外交”，弱国的会计创新成果也难以存活，大抵只能如此。
相当有趣的现象还有，中国会计准则大抵是国际会计准则的“中译本”，没啥创意新意。唯独其中的现金流量表准则，对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不但要求用间接法表达，也要求用直接法表达，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此提出的要求是两者之间的严密勾稽，中国学人提出的“汪张等式”又解决了这一问题。
比较文化理论常用于解释：某种现象为什么产生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而不是其他文化环境。这些中国特有的会计现象之所以产生，只能归结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在发生作用，其他理由似乎都很难解释得通。
从财务会计“利润为王”，到管理会计“现金为王”，在精确度上当然是个进化。但是公司现金有三大来源，即“股东投资”、“债权人贷款”和“自己赚来的”，前两种只是“输血”，第三种才是“造血”，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精确到“赚钱为王”，主推“赚钱额”核心指标。巧合的是，在当今国人心目中，也是“赚钱为王”的。
人们终其一生的努力目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做大学问”、“当大官”和“发大财”，三者的价值观本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大学问”的评判标准是“有否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当大官”的评判标准是“有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有“发大财”评判标准才是“赚钱为王”。但是，已可观察到的现象是，有院士因“赚钱为王”而出事了，也有官员因“赚钱为王”而出事了，即便是升斗小民，也向往买个房、买个车的滋润生活，都充分说明“赚钱为王”已经“跨界”，受到广泛关注，深入民心。中国近现代会计史已经凸显了顺应民心的重要性，对于推动会计变革的事业而言，这是很可以借助的文化环境。
四、少谈成功案例，关注潜在需求
管理会计至今还在推崇“最佳管理会计实践”之类的案例教学，实际上是个重大误区，我们不妨借牛顿的“苹果落地”来比较和理解。“苹果落地”就是一个可观察到的“案例”，只有从中引申出万有引力定律，能统一地预见和解释“香蕉落地”、“梨子落地”等诸多类似现象，“以不变应万变”时，才是科学。反之，如果看到什么东西落地都有话可说，一直停留在“案例”上，那无论如何还是提炼得不够，总是处于理论的低层次上。常见的现象是，总裁班的学员们听了各种成功案例后热血沸腾，以为自己也能成为世界级的管理巨头，冷静下来后才发现连门都没有。因为即使你完整详细地知道马云的成功全过程，你也别指望能创立第二个阿里。
更有意义的做法，是要和“万有引力定律”类似，设法从成功案例中抽引出普遍性结论。例如，有个很重要的现象是，社会上总有些人自己都还不太明白、说不清楚的需求，可以称为潜在需求，一旦有人率先看出来，挑明了，并身体力行地去满足了，就可能得到巨大成功。之所以说马云之后的追随者不可能创立第二个阿里，是因为原来的潜在需求已经明朗化并大致得到满足了，再次成功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可见，关键是要能够超前地辨识这些潜在需求，并设法去满足它。苹果手机走的是直接创造和引领需求的路子；马云解决了人们在网上交易时的“信用缺失”问题，极大地推动了电子商务的顺利发展（严格地说，这本来是国际贸易中银行信用证模式的简化版，由于当年商业银行高高在上，没有注意到此类草根生意的潜在需求，才为淘宝们留下了机会）；马化腾则满足了人们的潜在社交需求，足不出户即可低成本地自由沟通，同样也成功了。
1993年以来的二十余年间，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只是弹指一挥间。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开始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会计学术研究也有新的独创性成果。笔者的新著《赚钱为王管理会计》（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年6月）表明，事情还没有完结，现在又到了自行造经，再次弘扬中华会计文化的时点了。这一次有些不一样，是从管理会计领域开始，是充分吸收了“中国元素”的、成建制的“颠覆”。让“利润”回归为“赚钱”，虽对会计领域颇具颠覆性，却以常人的思维方式，对人们从来就不知道的问题 “公司赚了多少钱，怎样才能更赚钱”，给出了精确的回答，是刷新商业世界游戏规则的大事，完全迎合当前国人之所好，是潜在的社会需求。所以，这是一个极具前景的事业，其快速扩散，当可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