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语问题既是民族问题，又是语言问题，既与个人语言认同有关，又与社会语言认同有关。湖南新生代农民工语言的民族性、语言习得和方言情况都相对比较复杂，是影响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母语确认的主要客观因素；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是影响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母语确认的主要主观因素。应该结合语言使用者的习得情况、民族语言和方言情况以及语言使用者的母语认同来确定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
关键词：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母语；语言使用；母语认同
自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专家讨论母语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并作出“母语是一个人进行自我表达的天然工具，他的首要需求之一就是充分发展自我表达的能力。”这样的结论之后，母语问题就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成为一个经常讨论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母语”的界定
尽管六十多年来国内外对于母语问题的研究高度重视，产生了丰富、可喜的成果，但当前学界对“母语”这一概念的界定却并未达成统一意见，有时不免有自说自话的嫌疑，因此在讨论母语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先厘清一下“母语”的定义。
当前对“母语”的界定，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四种：（1）母语即本民族语言，是指“人在幼年时习得的语言，通常是思维和交际的自然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母语即第一语言，指的是“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方言。（《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汉语词典》（3）母语即民族共同语，但不指向方言。“母语是个民族领域的概念，反映的是个人或民族成员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者说是民族忠诚。母语直接指向民族共同语，但不指向共同语的地域变体。方言只能成为母言，不应视为母语。”（李宇明）（4）母语既指民族共同语，又指方言。“笼统地说，母语是指本民族的语言。就个人的言语来说，幼年时自然习得的语言，叫做自然母语，自然母语是与个人的语言生活环境和状态分不开的。因为一个人最初学会的口头语言往往是方言，所以，自然母语以民族语言的方言为大多数。”“社会母语是与外语相对应的，他是整个社会对外交流的语言，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这个民族的标准语。每个人一旦进入书面语学习，就立即进入标准语（民族共同语）范畴。”（王宁、孙炜）
仔细分析以上各种观点，我们发现：对于母语的界定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处理语言的习得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母语概念的二十世纪50年代，人口的流动与迁移远不如今天这样频繁和自由，人们习得的第一语言往往就是本民族语，母语的界定在语言的习得性与民族性上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的中国，母语在习得性与民族性上的矛盾逐渐显现且日益突出，显然，再仅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现代汉语词典等的母语定义来定义母语已经不太切合实际。
二、影响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母语确认的几个因素
在考察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情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和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构成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说明：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首代农民工”夫妇在城市生育的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劳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湖南省统计局的数字，2014年，湖南外出农民工1206.8万人，本地农民工500.7万人，新生代农民工比重继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以后出生）占同年龄段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78.9%，跨省流动农民工中，93.5%的流向东部地区，2.2%的流向中部地区。省内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由其他地州市向长株潭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流动。
母语问题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民族问题，既与个人语言认同有关，又与社会语言认同有关。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方言众多、方言分歧很大的社会，更重要的是，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语言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其母语的确认。影响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母语确认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使用者的民族身份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物委员会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省，全国56个民族，都有居民在境内生活。据“五普”调查，全省少数民族人口641.07万人，占10.1%。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是：土家族263.95万人，苗族192.15万人，侗族84.21万人，瑶族70.46万人，白族12.56万人，回族9.74万人，壮族2.36万人，蒙古族1.59万人，满族8206人，维吾尔族7939人。从行政区划上来看，湖南少数民族分布广泛，遍及全省14个市州及所辖各县市区，但多數在湘西、湘南一带，呈小聚居、大分散态势。从民族分布来看，湖南几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互相交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湖南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有苗语、土家语、侗语、勉语以及壮语。湖南境内的苗语主要为苗语湘西方言，属于苗瑶语系苗语支。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部苗族聚居区，说苗语湘西方言的人口约100万。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支。土家语分为南北两种方言。但现在，许多土家族人的母语已转为了湖南西北部当地流行的汉语方言（西南官话），只有少部分土家族人的母语仍为土家语北部方言。土家语南部方言又称孟兹话。孟兹话为土家语在大面积的苗瑶、汉语区内的方言岛，自古以来便只有很少的母语人口（现仅几百人使用），分布在沪溪县境内的潭溪镇且己村的九个村寨（别名九寨话），潭溪镇中也有少量迁移人口。侗语是侗台语系（或称侗台语族、壮侗语族）的语言之一，在湖南省内，侗语主要分布在湖南西部的通道陇城、新晃中寨和靖州滥泥冲等地。勉语是瑶族使用的主要语言之一，勉语内的勉方言（湘南分支）以及藻敏方言在湘南的瑶族聚居区使用。其中勉方言（湘南分支）分布在湖南南部山区的瑶族聚居村落，使用人口超过13万；而藻敏方言仅在湘南的宜章县内有分布。
湖南省内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相对来说经济比较落后，青壮年外出务工人数较多，他们常常流动到省内长株潭经济发达地区或省外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历史上湖南省内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程度不尽相同，有的融合程度高，有的融合程度低，因此在第一语言习得与母语认同上也不尽相同。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自己的母语为本民族语言，但第一语言习得可能是来源地或迁入地汉语方言。
（二）方言
湖南省十四个地州市方言复杂，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且各种方言分歧较大，基本不能互相沟通，有的甚至“十里不同音”。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来源地涵盖上述多种方言，迁入地又包括北方方言、粤语、闽语、吴语、赣语、客家话等各种方言，因此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确认中方言特征也很突出。他们的第一语言习得是当地汉语方言，母语认同也为当地方言，而不是指向普通话。
（三）语言习得
湖南“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首代农民工”夫妇在城市生育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劳动人口。他们的语言习得情况相对于常住人口而言，有一定的复杂性。他们的语言习得可能在来源地完成，也可能在迁入地完成，第一语言习得可能是来源地民族语言或方言，也可能是迁入地语言或方言。例如：某来自苗语区的在广州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如果从小生活在苗语区，那么第一语言习得的是苗语；如果从小生活在广州，则可能第一语言习得的是粤语或普通话。
（四）母语认同
母语认同，即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确认什么语言是儿童的母语，或儿童长到一定年龄之后自我确认什么语言是他的母语。如果说语言的民族性、方言、习得主要考察的是语言使用者的实际运用情况，那么母语认同主要指的是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语言态度。母语认同可能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习得、民族语言、方言等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即使是在语言习得、民族语言、方言等语言使用情况完全相同的语言使用者中，他们的母语认同也可能不完全一致。
因此，我們在确认湖南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时应该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方面的条件，划分他们母语的不同类型，而不能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1]李宇明.论母语[J].世界汉语教学，2003（1）.
[2]王宁，孙炜.论母语与母语安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3]曾晓洁.现代汉语母语教育史的几个基本概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