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创文字作为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一部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及全球化的冲击，面临着来自国家整合与文化多样性、文化传承与现代化、普通话教学与民族语文教学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应立足于尊重各民族间文化差异，尊重语言文字多样性，坚持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新创文字；冲突论视角；双语教育；文化多样性
【作 者】马效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北京，100875
【中图分类号】H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019-007
Diversity of Language and Written Language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New-created Writing System in Conflict Theory
Ma Xiaoyi
Abstract：With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impact of globalization，new-created writing system for ethnic minorities is facing conflict from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e diversity，culture convey and modernization，Chinese teaching and ethnic language teaching etc. It is better choice to respect culture difference，language and written languages diversity，and remai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mong multi-culture education，multi-culture integration education.
Key words：new-created writing system，conflict theory，bilingual education，culture diversity
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为贯彻实施马列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保障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为了满足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根据“自择自愿”的原则，在大规模的语言调查的基础上，帮助12个民族创制了十几种拼音文字：壮文、布依文、侗文、黎文、佤文、载佤文、傈僳文、纳西文、哈尼文(2种)、黔东苗文、湘西苗文、川黔滇苗文等。其中，只有壮文经国务院批准推行，其余文字均经国家民委批准试验推行。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创制、使用和推广自上世纪50年代到目前为止，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新创文字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创制和实施的，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回应了当时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各个领域平等的需求，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想的意识形态的体现。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以及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特殊环境下，新创文字作为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一部分，是否能经受来自全球一体化以及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宏观上如何应对国家整合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在微观上，如何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问题，诸如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语言和教学方式等方面上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借用冲突论的视角对上述问题尝试给予分析与阐释。
一、冲突论视角的理论依据与阐释
从冲突论的视角看，文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保护或促进了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一视角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存在着，或者说也许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文化要素，不同的文化要素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通过这一视角，社会学家试图发现哪个集团支持哪种观念和价值观，并试图弄清楚原因。这种冲突论视角的核心概念是意识形态——指某一阶段、群体或其他社会部分在其他群体为争夺特权与统治的斗争中，为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或正当化的一套文化信念。当各个文化特征相互之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时，我们说这个文化体现了很高程度的文化整合。但是，各文化要素之间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它们在逻辑上可能不一致。社会学家有时把这种人们所信奉的观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冲突，称为理想文化和现实文化之间的冲突。文化矛盾也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生，如外来文化的某些要素与本土文化部分要素之间的冲突。当这种冲突发生时，作为接收一方社会的成员往往会对改变中的价值观和规范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情。文化要素间也可以是既不一致，也不矛盾，而是一种中立的关系。[1]
冲突现象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普遍客观存在着。这种冲突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引起结构的失衡，也可能是由于不同文化上的差异、资源利益分配、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二、国家整合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两难困境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Michael W. Apple认为教育其实并不是中立的，教育、课程、教科书实际上都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2]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是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为维护国家体制服务的。教育是宣传一定政党的政治纲领、方针、路线和政策的基本手段。滕星教授认为，“中国民族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少数民族整体文化水平，共享现代化的成果，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任何社会的教育都具备社会整合的功能，通过国家的教育体系向公民灌输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思想体系，使社会实现整合。”[3]
1.国家整合中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
国家在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整合主要表现在多方面，首先是在教育教学指导思想方面的统一，必须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下统一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这主要体现在教材内容的选编上，教学大纲的指导上，考试内容倾向上。譬如，早在1959年，中央规定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思想，在教材的政治内容上要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学生。国家教育在教学内容上的整合，更多的是从政治意识形态上保持统一政治思想，统一教育思想。
其次，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普通话和英语的普遍推广与普及使用，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国家汉语办公室、国家语委在教育领域包括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领域大力推广普通话，将普通话教学作为衡量教学质量和教师素质的标准之一，并对教师普通话的水平进行测试与评估，依此作为教师资格上岗的要求之一。另外，地方教育部门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大力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教学；云南省对教师也有具体规定，尤其是语文教师，必须达到普通话二级甲等水平才具备上岗资格。
另外，教育具有筛选、分层完成向上流动的功能，更为现实的是，因种种条件制约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不能通过国家的学校教育完成向上流动进入社会的上层，而将面临着选择在社区如何生存的问题，但是国家主义过度强调主流社会的知识技能，教育领域内的国家整合往往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和社区生存技能的培养，忽视个人生存与社区发展的契合，结果容易产生造就大批文化边缘人。
2.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样性的保留
首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待多元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提倡语言文字多元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鼓励用母语或少数民族语教学。
其次，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及其相关法律和法规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样性的保留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确保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合法性地位。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扫盲条例》以及国家的有关文件，对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有明确的规定。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53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四条中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总方针和根本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中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各民族自治地方在制定自治条例和其他的政策、法规中又进一步作了相应的规定。[4]
可见，在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问题上，尊重少数民族实现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尊重语言文字多样性已经在国际上达成共识，在法律法规上得到保证。
3.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家整合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首先，我们不能过度强调民族文化多样性而不顾国家整合的力量，应认识到国家整合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实现共享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源与成果等。教育就是实现国家整合的重要手段，通过学校教育的力量实现在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其次，我们也不能过度强调国家的整合，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利益。在实践上推广普通话、顺应融入主流社会、缩小同主流民族文化发展的差距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和认同。只要民族存在，民族认同就会存在；只是认同有时表现较强，有时表现较弱，所以这时的民族认同就是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潜在力量。
2004年人类学发展报告《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在阐述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整合的关系时指出，多元文化政策不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践上也是可行和必要的。调查显示，各国并不需要在民族统一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做出选择，二者可以而且通常可以同时存在。在多样性与国家统一之间不存在取舍，多元文化政策是一个建立多样且团结统一国家的方法。[5]
三、生存和情感——少数民族的两难选择
21世纪，地球村的人们在做两件事情：一是在挽救濒将消失的语言、文字与文化；二是则竭力试图在全村推行他们所谓的一种“高级”的语言与文化。[6]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双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或生存价值，即语言的使用价值；另一种是情感价值，即本民族人对语言所倾注的民族感情。在实用价值和情感价值发生冲突时，多数人往往选择了语言的实用价值，放弃了情感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也在千方百计地呼吁保存即将消失的民族语言，呼吁要保存文化多样性。有着新创文字的少数民族陷入了文化选择的两难困境，是追求生存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还是迎合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对他们更重要。对此问题，著名语言专家戴庆厦教授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是一种威胁，但语言竞争不可避免，承认竞争，不等于民族矛盾，出现了弱势语言和强势语言，多民族国家里语言也要讲和谐。”(注：源自笔者的访谈摘录)
对于少数民族的生存选择和文化选择谁更重要的问题，是和少数民族本身的需求分不开的。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由低到高依次归纳为五个阶层，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类本能的最基本的需要，这种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及延续种族的需要等；并且指出，人在某一时期，只有一种需要占主导地位，其它需要则处于从属地位。
以笔者调查的居住云南山区的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他们所处的地理、生态、经济环境条件决定生存需要仍是目前主要的矛盾，生存问题、经济问题仍困扰着边疆山区民族的发展。怒江州教育局副局长感慨当地的教育，“这些边疆的老百姓，身居大山里，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们哪有心思搞教育。”
另一方面，摆在少数民族眼前特别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不能熟练地掌握较广泛使用的通用语言，如汉语普通话或国际语言如英语，可能会严重妨碍个人的升学或就业机会。所以说对少数民族本身而言，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满足眼前的实际需要和利益。
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与现代化的两难选择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和现实：凡是现代化发展得快的地方，传统文化消失的也快；而现代文明没有冲击的地方，传统文化保持得就比较完整。一个民族既要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要保留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好两者的矛盾，做到二者兼顾，这就涉及到了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护了少数民族应该享受的平等权利，但在经济领域能否保证他们平等发展，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如何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和全国的差距，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西部大开发给少数民族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少数民族也需要现代化，但是进入现代化的前提是保持同主流民族的同质性，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语言文字和文化方面可能会出现文化涵化、融合、甚至被同化的现象。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此进程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同群体可能带来的意义不同，应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答案。少数民族在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不可回避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困惑：
1.文化多样性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哪些需要保留?哪些是顺其自然的发展，接受优胜劣汰的命运?哪些需要政府参与、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积极引导对其进行保留或保护?在多民族国家，我们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各个领域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样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来说算是好的发展，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应该如何尊重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2.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入现代化的问题
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是什么，是积极捍卫传统还是主动选择进入现代化?我们有没有权力替他们做出选择，有没有权力为了少数民族传统的捍卫而阻止他们选择现代化?哪种文化更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给他们的生活一个美好的未来?传统文化的保留一定会阻止他们进入现代化吗，现代化的进程一定会破坏传统文化的保留吗?二者是不是矛盾的?
3.文字、民族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文字是不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唯一载体?是民族进步与发展的唯一标志吗?一个民族文化传承是靠什么来完成，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新创文字的功能弱化时，是否可以变相通过其他形式来体现会更有生命力?比如，回族使用汉语言文字，用汉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之一，除了文字作为回族文化传承载体外，伊斯兰教也是回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形式。另外，还有满族的满文基本不用了，已经使用汉语言文字来代替；但是这两个民族汉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民族同样得到了进步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都得以实现。
面对上述出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视角和回答：首先，我们借助文化相对论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现代化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每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有其自身的独创性，我们应该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而赞成或接受某一特殊人群的所思所为，而是意味着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7]所以，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在理论上得到了保证和捍卫，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体现。另外，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的问题，人类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淀，必然凝聚着人类共同的文明和主流文化的内核。
其次，我们可以借助结构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的现代化问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民族的文化不是单独存在的两个整体，而是相融的，存在一个共同的结构系统中；另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本身也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作为一个大系统，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那么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是作为子系统或子结构镶嵌在大的系统和结构中，如果整体的系统能够和谐运转的话，那么二者的文化也容易出现整合，达到完美的发展。但是当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在共同发展过程中发生冲突时，如果不能主动顺利地调整自己的民族文化子系统适应现代化时，就很容易放弃现代化进程中的整合，选择本民族文化的回归。
那么，我们有没有权力为了保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不要用先进的文化使他们发生变化；或是为了使他们现代化，而让他们放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此问题，2004年人类学发展报告《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这样阐述：“让人们享有充分的文化表达权是一项重要的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的首要目的，就是让人们过上他们所选择的生活，并且向他们提供进行这种选择的手段和机会。”[5]少数民族有文化选择的权力，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在发生着变迁，为了更好适应生存和发展也会优化自身的系统，调整自身的结构。“文化是发展的，文化自由不应机械地捍卫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和习俗的集合。随着现实的变化和思想的交流，人们质疑、调整并重新定义他们的价值观和习俗，文化也从而不断得到创新。”[5]这也就是说文化也是在动态的发展。
总之，我们在对待少数民族选择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传承问题上，首先应该有个宏观的把握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那就是全球化的变化趋势是阻挡不了的，也会冲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方方面面。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的社会关系系统，当遇到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封闭的文化的屏障终将被打破，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只有在不断的竞争与创新中增强生命力和活力，只有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交流、学习中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要素，并不断更新和丰富本民族文化才能有发展；因为现代化不会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化系统和社会中发生。其次，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主体的愿望，给他们选择的权利和发展的机会。
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反映在少数民族教育领域中，就是教学语言、教学内容，教学类型、教学目标等等的选择。由于存在着民族差异、地域差异、语言文字差异等因素，所接受的教育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上均存在着不平等，所以在进入主流社会时必然面临着不同等的竞争，能不能和主流社会的群体同享教育成果和教育优质资源?是否应该考虑在他们的生存圈里，生态环境里为他们创造更适宜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教育条件?就是如何处理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的问题(有些地方甚至涉及到了三语教学)，如何处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言教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的问题，如何处理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和校本课程、乡土教材等问题。
一方面，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要借助本民族语作为进步和发展的载体，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笔者对哈尼、傈僳和纳西族的小学双语教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目前阶段，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言双语教学在小学低年级阶段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偏远封闭的山区和半山区的村级小学，借助本族语(母语)辅助教学是小学低年级向高年级阶段成功过渡的最佳模式。小学低年级学生在刚刚脱离母语环境下，接受汉语文教学需要借助母语的传统家庭文化资本，在母语文化资本的背景下，借助母语文化符号对汉文化作出初步的相对应的诠释意义。“少数民族在学习、适应、掌握和利用现代化物质和文化资本的同时，一定要求助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对传统文化的边界、政治经济的边界、人格心理边界作重新调整，以求得在国际文化、国内主流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某种‘生态平衡’”。[8]
另一方面，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的问题，在本论文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哈尼、傈僳和纳西族新创文字在现阶段双语文教学中的使用现状，从调查结果看，三个民族的新创文字在逐渐退出双语教学的讲台，因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存在着差异，一个民族不仅有一种民族文字——新创文字，还有历史上存在的其他文字，诸如，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和傈僳族的老傈僳文。对少数民族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也是有选择性的。如，丽江的古城区和玉龙县的小学教育正在将古老的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引入素质教学中，开发学生的智力，用于学生的绘画和音乐等艺术教育教学中。
另外，过渡型的双语言教学中的民族语辅助教学应该持续到何时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也要从长远的眼光和双语教学的功能来看待这个问题，要尊重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尊重他们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双语教育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的重要功能。
最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要靠学校教育来完成的，因为教育对文化具有一定的选择功能和再生产功能等。龙藜“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教育的功能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也是培养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和传承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没有民族神话传说，没有民族节日庆典，没有民族服饰礼仪，没有民族历史传统，这种缺乏民族文化教育的学校教育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疏离自己的民族传统”。
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全国大一统的统编教材和教学内容也在面临着来自地方性教材或乡土教材的开发、地方性课程或校本课程的设置等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挑战。不同民族认识到了民族间的差异、地域间的差异、文化内容的差异，不满足于全国统编式的教学，认识到了本民族文化中适宜通过学校教育传承，同时又有利于学生的个体发展的部分。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经济文化类型、人文地理、生态环境等来加强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乡土教材的开发。比如，丽江古城区和玉龙县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正在使用三种教材：全国统编教材、云南省地方性教材、丽江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统编教材(音乐、美术)，后者主要作为辅助用于开设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课程。
在处理和协调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关系的问题上，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使用和发展客观上处于不平衡的水平，对于少数民族的社会语文生活需求来说，必须兼顾两方面，即既要保障他们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又要帮助他们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两方面的任务是相辅相承、不可或缺的。[9]20世纪90年代后，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放，一味强调民族语文是不现实的，这是大势所趋。
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与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是一对既存在着矛盾又互相促进的关系。发展本民族经济，往往会间接导致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丢失或以牺牲本民族文化为代价，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了，可以为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提供文化品牌效应和智力支持，同时，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孕育了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和拉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哀牢山下的哈尼的梯田文化，已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哈尼的十月年“长街宴”已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最长的宴席”；为更多的人认识哈尼族打开了交流的窗口。丽江的东巴文化也已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发展和带动了丽江的旅游和经济的发展。
五、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我们还应该看到冲突能促进社会文化变迁和文化整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冲突的出现能更加促进社会向和谐的方向发展，更能促进社会由不均衡、不平等向均衡与平等方向发展。
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政治和法律的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称：“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大自然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2004年人类学发展报告)但是世界多数多民族国家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少数民族为了适应现代化主流社会的发展而开始逐渐向主体民族融合，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遗弃而逐渐被主流文化所整合的现象。如，在新西兰，毛利人40多个部落中，有2/3以上的移居城市，他们大多使用英语，而且采用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全球化总是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即以去本土文化为代价；同时也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念；本土是落后的、传统的，全球化是文明社会的扩展。这样提法的理论基础是根据“文化中心论”。全球化对于地方性文化的破坏和碎化。[10]而事实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感到传统文化被抹煞的个人、群体和国家也加强了政治主张和诉求，他们想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保持自身的个性。
每一个族群都想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自己的文化遗产和族群意识，而一个国家总是以现代性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主流群体作为本国的主流文化群体，从而将其他没有融入主流文化的族群边缘化。这些被边缘化的族群有着丧失本族群文化的危险，这种危险也唤醒了他们对本族群语言与文化的保护意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建构的权利等方面的意识。建议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学校教育体系，传承本民族文化，寻找多元文化与现代性的接触方式和结合点。[10]
我们的目标——尊重各民族间文化差异，坚持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一体化的和谐发展。滕星教授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11]主流民族文化要吸收、借鉴、整合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素，这样才能更加有创新和生命力；少数民族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也要积极主动学习主流民族中的优秀文化要素，更加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总之，主流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应和谐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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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士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