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在广播、电视、网络和音像市场上刮起了一股“方言风暴”,这股“风暴”不仅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涉及的方言范围也很广。“方言风暴”的产生与多元文化时代人们的归属需求和审美需求有密切的关系,而语言本身所具备的文化镜像功能、标志功能、审美愉悦功能使得人们在这个时代的种种需求以“方言风暴”的形式展示了出来。也就是说,“方言风暴”实质上是语言的某些功能在特定社会语境下的一种集中显现。
关键词:方言风暴 文化镜像功能 标志功能 审美愉悦功能
一、今非昔比的方言
针对目前方言剧制作、播出增多的趋势,2009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刊发的《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广发剧字[2005]560号)中规定:“1.电视剧的语言(地方戏曲片除外)应以普通话为主,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2.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少儿题材电视剧以及宣传教育专题电视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话。3.电视剧中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1]这是继2005年对方言剧发出“禁令”后,广电总局第二次重申电视剧要使用规范语言,并将对明显的方言电视剧和大量使用方言的电视剧加大播出调控力度。在全国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主流趋势下,近年来,方言在文艺作品中也备受青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一方之言”变成“秘密武器”
自从1955年10月中国开展推广普通话运动后,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除少数民族语言外,广播中的方言节目绝大部分改用普通话播出。随后的城市化进程,方言被打上了浓重的乡村烙印,甚至成为小品、相声、喜剧等艺术形式的搞笑工具。方言不可避免地走向势微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和广州台的《广州人家之开心廿四味》陆续推出,这两部粤语情景剧近几年来在本地非常受欢迎,并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而在新闻类节目中,收视率位居一、二位的分别是广州台“广州电视新闻”和广东台珠江频道的“630新闻”,这两档节目也都是用粤语播出的。此后,方言类节目在许多地方电视台遍地开花。以浙江省为例,目前市级以上的广播电视媒体中,方言类节目已有10档以上,收视率也都不错。用方言配音的电视剧、动画片在音像市场上也大获丰收。网上还出现了方言水平测试以及各种方言版的歌曲。
古代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而形成的“一方之言”,现在却成了不少媒体提高收视率以及人们展现自我才华的“秘密武器”。
(二)“多极”格局的形成
虽然在语言学家的眼中,各方言的地位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实际上,不同的历史时期,方言因受它所代表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地位各不相同。
改革开放以前,北京、上海作为南北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北京话和上海话在诸方言中的地位最高。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经济迅速崛起,以广州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再加上香港的音像制品冲击着人们的视听,粤语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繁荣发达的广东的一个标志。20世纪80年代广东话及粤语歌曲曾风靡大江南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谓扶摇直上,很多年轻人都以会说粤语话、会唱粤语歌为荣。
进入21世纪以后,方言的地位像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样,“多极”格局已经形成。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经济的振兴,各地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于是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组成部分的方言,受到了媒体前所未有的重视。表现在传媒领域,除了代表强势文化的北京话、上海话、粤语以外,其他方言也有了自己的市场。比如,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齐鲁电视台的《拉呱》、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湖南经济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福建泉州电视台的《泉州讲古》等。音像市场还出现了河南话版的《宰相刘罗锅》《猫和老鼠》。众多方言粉墨登场,可谓热闹非凡。
二、“方言风暴”的成因
方言在媒体和文化市场上的勃兴,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有其深层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的文化镜像功能与文化产业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了经济活动中,使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和动力。各地在“唱响文化大戏,发展文化经济”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由于语言的文化镜像功能,方言类节目成了“文化大戏”的主角。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特殊性就在于语言具有文化镜像功能和文化功能。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但同时又是反映其他文化的镜子,是文化传播和传承的工具。由于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历史继承性,语言记录的某些文化现象虽然已经消亡,但仍然会作为镜像长期保存在语言中,就像人的照片可以长期保存一样。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杨光在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评价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2]杭州市政协委员毛海涛曾提出一份提案:《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毛海涛在谈及提案初衷时说:“杭州方言是北方官话和地方俚语完美结合的产物。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杭州方言的形成与历史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南宋迁都杭州,杭州方言就不会带有如此鲜明的北方官话色彩。“如果有一天杭州话彻底消失了,那么杭州作为南宋都城的这段历史也将随之消淡。”[3]年轻一代能通过方言类广播电视节目认识自己的区域文化,并能增进与老一辈的沟通。
(二)语言的标志功能与人的归属需求
每个人仿佛都随身披戴着一枚语言徽章,表明他属于某个民族,属于某个地区或某个社会阶层。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社团的标志,它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和社团认同的标志和情感维系的纽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规模比以前更大,漂在异乡的人也越来越多,深埋在人们内心的归属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本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相信,群体认同或民族认同,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归属的问题,是伯林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哲学家赫尔德的思想中发现的。赫尔德是民族主义的先驱之一。在赫尔德和伯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之观念的世界主义是空洞的。我们不是康德所说的“自由飘流的主体”,我们归属于特定的群体,而最切实的群体,就是我们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语言、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宗教或精神追求。每一种言论和行动的意义也只有在自己民族的文化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即使我们反对自己民族文化中的某些东西,这种反对也只能在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才能引起深刻的共鸣。[4]
语言的标志功能,成为人们表明归属的最天然和最完美的手段。方言节目对以该方言为母语的人而言,在心理上会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节目中的方音土语,唤起的不仅仅是蛰伏在日益都市化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自己方言的怀恋,还有对故乡浓浓的思念。2009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新闻社区,就方言影视剧话题对555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2%的人认为方言契合了普通人的故乡情怀。
方言带给人的亲切感,是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用不同方言配音的《猫和老鼠》《宰相刘罗锅》之所以能在音像市场上有较好的销售业绩,其奥妙也在于此。
作为一种公众媒体,方言节目不仅吸引着本地人,同样也吸引着想融入本地的外来者。对于纯粹的外地人来说,虽然他们是方言中心区的非方言使用者,但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方言的困扰,方言节目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地方语言的认可和接受,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的文化语境。
(三)语言的审美愉悦功能与观众的求异心理
自从1955年10月中国开展推广普通话运动后,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除少数民族语言外,广播中的方言节目绝大部分改用普通话播出。大江南北都用一种声音说话,长此以往,未免有些单调乏味,不符合观众的求异心理。方言节目的出现无疑像一阵清新的风,使观众耳目一新。
汪曾祺谈到语言问题时,总不忘引用闻一多在《庄子》一文中所讲的话:“他的文字不仅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5]作为“目的”被使用的语言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审美愉悦功能。不同的语言类型造就了不同的语音感知,不同的语音感知会带来不同的审美愉悦体验。
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语音上,这种不同带来的审美体验可以说是很不相同的。比如,油滑的京腔,轻软的上海话,敲锣打鼓式的广东话,又歪又拐的东北话,阳刚的陕西话,还有直率的山东话,傻乎乎的甘肃话,急躁的湖北话,甜腻腻的苏州话。正因如此,很多电视剧创作者青睐于利用方言塑造人物形象。前一段时间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对白基本上是各地方言的大杂烩,其中“孟烦了”说一口北京话,“迷龙”说的是东北话,“不辣”随口而出的是湖南话,“兽医”说的是陕西话,范雷是广东腔。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使得语言的魅力得到了充分挖掘,丰富了电影的对白语言。[6]
三、同根同源共发展
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统一和分化现象。语言的统一形成了共同语,语言的分化则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汉语发展到今天,既形成了汉民族共同语,又保存了各具特色的方言。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和方言之间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方言与方言之间有的甚至不能直接通话,但普通话和方言有着共同的历史来源,语音上有整齐的对应规律,基本词汇和语法系统也大体相同。面对方言的勃兴,有人担忧这是对推广普通话的冲击。实际上,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方言热也有助于普通话的发展。
首先,普通话从来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普通话根植于北方方言,同时又不断地从其他各方言中汲取营养。普通话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源自方言,并从方言中吸收营养,以促进自身的不断发展。如果把普通话比作河流的话,各方言就是它的支流。它与方言从来就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如普通话的词汇从吴方言中吸收了“尴尬、垃圾、懊恼、货色、龌龊”等,从粤方言中吸收了“酒楼、买单、打工、炒鱿鱼”等。
其次,方言与普通话使用的范围各不相同。作为共同语的普通话多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则多在私人领域使用。一些系统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共同语与普通话在交际上的分工。吴硕官(1991)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的家庭生活、朋友交往、教育教学、公共场合和工作环境五个领域的汉语和朝鲜语两种语码的选择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朝鲜语和家庭领域的关系最密切,其次是朋友交往和教育领域,而汉语主要和工作环境、公共场合两个领域相联系。具体来说,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经常使用的是朝鲜语,工作关系、在公共场所同陌生人进行交际则经常使用汉语。
推广普通话并非要消灭方言,而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整合社会文化资源,消除语言隔阂。国家推广普通话的目标在于“普及共同语”,而并非“消灭方言”。
注 释:
[1]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电视剧使用方言的通知,发布时
间:2009年7月20日。
[2][3]《荧屏方言热的冷思考》,《观察与思考》杂志,2006年Z1期。
[4]转引自顾昕的《伯林与民族主义思想》。
[5]转引自申小龙《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第330页。
[6]转引自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增订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12月,第199页。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申小龙.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李艳梅 河南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473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