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首先是单一民族即蒙古民族的文化，是世世代代生息在蒙古高原的蒙古人所创造的文化；同时，它又是继承和会聚了草原地区历代各民族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具有广泛包容性与影响力的新的民族文化形态。自从有了“草原文化”的概念，蒙古族文化往往又被人们等同于草原文化，足见其在草原文化当中的深刻影响与主导地位。现、当代以来。蒙古族文化的变迁和发展反映了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当今的草原民族文化发展变迁的典型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草原文化未来的走向。因此，如何审视蒙古文化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变迁轨迹，如何看待和把握其未来方向和趋势，是草原文化研究领域一个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
一、近现代以来蒙古族文化的变迁是草原文化变迁的缩影
草原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生发在草原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的历代各民族文化经过反复整合而形成并被传承下来文化集合体。在民族文化层面上，如今的草原文化不仅包括蒙古族文化，而且还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也都曾经经历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加速，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变迁、融合的节奏明显加快，草原地区迎来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空前大激荡、大碰撞、大融合的时代。随着草原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日趋加深、世界各种文化的传播进一步加快，草原文化开始孕育现代转型。
从生存方式、经济类型看，尽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游牧文化在整个草原文化当中居于主导地位，致使人们常常将蒙古族文化、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等同起来。但实际上，近、现代以来的蒙古文化已经很难归之于单一的游牧文化，而是彰显出更多的复合型特征。历史上蒙古族人口密集的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变迁最活跃的地区。以科尔沁草原为例，世居在这里的蒙古科尔沁部直到清代初、中期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近代以来，随着草原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内地汉族人口的大量涌入，科尔沁地区定居、半定居畜牧业逐渐取代了纯游牧业，农业、半农半牧业人口迅速增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因素大量涌现，科尔沁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引发了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的变革。短短的二百余年间，从起居行走到饮食礼俗，从方言土语到文学艺术，科尔沁部落与仍在草原腹地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部落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异。他们失去了一些传统的文化特质。吸纳了异质文化的特质，并进行有效的扬弃和改造，使之适用于自己，创造出既不同于传统母体，又不同于传输供体的文化新质。比如科尔沁人格外喜欢的“胡尔沁乌力格尔”，就是更适合于聚居村落的民间艺术样式。蒙汉文化嫁接的这一成果不仅丰富了科尔沁蒙古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喜闻乐见的艺术产品，如今还成为蒙古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重要的是科尔沁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器物用具、起居饮食、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蒙古人的本质特征。他们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情感世界依然是蒙古人的，甚至在其他地方已经不多见的古老文化的某些遗迹，在科尔沁蒙古人当中却被较好地保留了下来。如萨满教的宗教礼仪、一些英雄史诗的篇章，在科尔沁都以活态形式流传下来了。科尔沁文化作为古老的蒙古文化的一个地域性文化。不仅依然保持着蒙古文化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素，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时代的前进，吸纳了大量活性元素，内涵得以丰富，外延得以扩展。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未来。
二、蒙古族文化代表着草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清代，蒙古民族再度回归到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但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个中原因若从文化的视角分析，文化变革的滞后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中国封建统治者主导的封建文化已经到了极其腐朽没落的地步。
于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旨在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实现中国人民现代化梦想的浪潮汹涌而至。在这些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队伍当中，都有草原优秀儿女的身影。说明草原文化内部的现代转型机制趋于形成，文化变革的动力已经孕育成熟。一大批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精英人士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不懈努力。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60年间，草原民族的文化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党和国家一贯坚持和实施的尊重、关怀少数民族，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各民族人民保存、更新和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也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内蒙古主体民族的蒙古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更是令举世瞩目。
半个多世纪以来，蒙古族文化发展、变迁的方向和趋势无疑是科学、民主与文明，这也是当代草原文化的未来走势。随着传统游牧业向定居畜牧业、半农半牧业的转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便于迁徙的蒙古包逐渐被居住舒适、经济实用的平房屋取代，文明、舒适成为人们的基本追求；如今牧区的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已经相当普及，对马匹、骆驼，人们则越来越看重它所承载的文化象征意义：现在已很少有人相信萨满巫术、喇嘛诵经的祛病避邪功效，科学养生、现代医疗的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普通大众的平常生活。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必然会集中体现在科学、文教事业上。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蒙古民族都不曾拥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科学家、文学家、专家教授，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的文化产品供给普通群众去消费，蒙古族大众的整体文化素质从来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人民群众整体文化素质的大幅度提升，使蒙古族文化的内涵得以空前丰富，文化适应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均有了明显的提升。从有形的文化特质，如日常用品器物。到无形的观念形态，如思想情趣、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个鲜活的例子，说明蒙古文化紧随时代的步伐，在创新、吸纳、更新中发展的事实。
蒙古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在保持民族传统和特色的同时，溶入时代精神和现代性，向现代化迈进的方向。就像蒙古族传统乐器马头琴，经过科学的改造以后，音量显著增强了，音域显著宽广了，表现力显著强化了，从而使马头琴的生命力也变得更加顽强、更加旺盛了。一句话，走向科学，走向民主，走向现代，这是作为草原文化主要代表的蒙古族文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对当代草原文化发展方向与趋势的昭示，表明富有生命力的草原文化同当今世界所有进步文化一样，伴随时代发展的脚步，昂首向前。
三、草原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文化竞争加剧，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同他们的政治经济一样，既面临着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
全球化浪潮不仅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经济发展进程，而且正在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建构产生着深远影响。信息革命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迅速投射到文化领域，日益彰显出它的特殊效应。以往那些阻碍文化传播的人为或自然的种种壁垒正在不断被摧毁，文化传播变得空前快捷，使我们能够博采众长；很方便地吸纳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各民族的有识之士。乃至广大普通民众，都在表现出进取的、开放的文化诉求，积极投身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当中，使我们的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为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依托，使各民族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有望使各民族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是蒙古族文化和草原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性机遇。
然而，对民族文化而言，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浪潮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必将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冲击。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将不可避免地处在全球这个大的地缘环境中进行运作，相互间的协作与依存，不同文化相互间的传播与影响将空前加强。在此过程中，并非所有得到的都是你所希望得到的，也并非所有失却的都是你应该丢掉的，一些并非我们希望的文化因子可能要取代我们本来要力图保留的文化因子。换言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公平。历史证明。交往越狭隘的文化也就越难于获得正常公平的交往。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所受到的震撼会更大，所经受的痛苦也会更多。因为，少数民族文化大多属于交往范围相对狭小、影响力相对较弱的“亚文化”。它们对外来文化的输入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常常又力不从心。在当今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的现实背景中，能不能保护自己区别于其他文化、使之成为独特类型的诸要素，如何来保护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是蒙古族文化和草原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现代文明的冲击。民族文化的一些特质逐渐在失去它往昔的功能，一些传统的既科学简洁又行之有效的生产生活技能、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民间工艺、绝艺绝技、艺术样式、艺术体裁、艺术作品正在流失甚至在消亡。其中不乏一朝失传便终成千古恨的民族文化瑰宝。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工业社会、商品社会的建立，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道德准则、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多向度的变化，而且一些变化未必都是积极向上、符合人类久远价值标准的。草原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遭受不良文化的浸染，淳朴善良的民风不时在遭受贬抑，草原文化用以处理和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传统理念，即“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核心理念，不时在遭受践踏或挑战。如急功近利的经济目的将崇尚自然的生态理念束之高阁；丧失文化“自我”的盲目媚外，使践行开放悄然变味；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招致尔虞我诈，恪守信义的道德信条遭受践踏等等，不一而足。
特别是草原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护问题，堪称任重而道远。一个民族语言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所包含的文化成果，所保存的丰富信息，是其他任何语言所不能承载的。语言是民族文化最基本的、最具本质特征的要素，是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在多语种社会，一些语种交际范围的扩大，自然意味着另一些语种交际范围的缩小。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弱小民族的语言受冲击的程度空前加剧。一些语种正在消失，一些语种已经成为“濒危语言”。“濒危语言”的保护已成为世界性的课题。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做了中国历代政权都不可能做到，也不肯去做的大量工作，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少、民族语言交际范围有限，难以成为全社会通用语言等原因，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持续收缩的局面至今尚未得到遏制，且有继续扩大之势。这种势头如果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则只会加速其萎缩的进度，保护、保存和发展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国家应当一如既往，依靠法律、政策和市场手段，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鼓励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和生活的汉族同胞学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启动和实施抢救、保护、研究濒危语种的系统工程，并不断加大力度，扶持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像保护生物物种和生态环境一样来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这是一项迫在眉睫、功在千秋、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系统工程。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该民族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赖以维系该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精神纽带，是该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础。不进则退，这是已经被文化历史上的无数个事实证明了的硬道理。草原民族的文化建构，走向科学、走向民主、走向现代的草原文化，必须勇敢面对危机与挑战。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特别要发扬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完成自己的文化更新发展任务，才能适应新的生存境遇，跟得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绽放于人类文化之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