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长征经历少数民族地区途中，为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当时各少数民族具体情况，制定了系列政策和措施并取得成功，为我党后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族政策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上层统战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民族风俗习惯问题等方面取得了的重要突破，为其他民族政策措施的顺利贯彻落实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这对于当前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长征；民族；政策
长征时期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使民族问题成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议题。我党成立之初就对民族问题有过探讨和论述，总的原则是坚持民族平等，帮助民族解放，支持民族自决等。但在长征前，民族问题还不是我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涉及的具体民族工作也不多，相关理论探讨和政策措施还停留在宏观层面。长征途中，虽然时间仓促，军务繁忙，但党和红军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深入探索和制定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涉及民族关系多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党民族工作的宝贵财富。本文仅就长征时期党的民族上层统战工作、宗教政策和民族风俗政策作一探讨。
一、长征时期党的民族上层政策
在旧中国，少数民族上层与汉族地区地主富豪一样，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经济上掠夺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统治，造成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极端贫困。从这一角度考察，少数民族上层同样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结构以及特殊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上层又有不同于汉族地主富豪的地方，他们不纯粹是本民族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群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正面影响，在民族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缓慢，普遍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氏族部落制有之、农奴制有之。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血缘、宗族等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就是说，在阶级、阶层分化的同时，还存在血缘、宗族的分类。统治者有意识地夸大血缘和宗族关系，刻意地掩饰阶级和阶层的分化，强调共同利益的同质性，淡化社会结构的对立性，从精神和意识上形成和取得了有利于自身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使下层民众甘愿忍受困苦，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要求并不如汉族民众强烈。第二、在面对大民族主义压迫的时候，少数民族上层和广大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外在的压力强化了少数民族的内聚力，少数民族上层掌握社会权力和资源，受过教育、整体素质较高，自然成为领导本民族反抗外族压迫的不二人选。在与外族的斗争过程中，他们为本民族作出了贡献，地位不断得以巩固，威信不断提高，有的甚至成为民族英雄。
可见，把少数民族上层简单地视为剥削者是不客观、不正确的，由于其特殊的影响力，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他们往往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通过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来消除民族隔阂和敌视，成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关键。我党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上层这一特殊性，即使在红军还没有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的情况下，红军在长征途中第一份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文件（即《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中就清晰地指出，少数民族上层具有“革命性”，具有与之合作的“可能性”，红军应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积极开展少数民族上层统战工作。在随后的处理与各民族关系工作中，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积极采取争取和团结的策略，收到良好成效。在贵州镇宁，红军与布依首领陆瑞光签订了“反蒋协定”，四川在大凉山，红军积极争取彝族头人，编织了“彝海结盟”的佳话，在甘南，土司杨积庆在红军的政策感召下，不仅撤出军事防务，还向红军提供粮草支持，等等。
二、长征时期党的宗教政策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马克思在全面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规律后，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两大因素，一是自然压迫，一是社会压迫，并且只要其中任何一种因素还存在，宗教这种既荒谬又符合逻辑的现象就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对中国宗教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即使在历史上长期实行世俗统治，宗教色彩并不十分浓厚的汉文化中，要让农民消除心中的菩萨，也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用强力可以消除形式上的宗教，但难以磨灭人们内心的信仰。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缓慢，生产方式落后导致自然压迫深重，而在社会关系中，在遭受阶级压迫的同时还要承受大民族主义的侵犯，统治者为了消除民众的反抗意识，极力推行宗教统治和思想麻痹政策，导致在少数民族中宗教意识甚为浓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观念和信仰一旦形成，它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反作用尤为巨大，甚至成为人们生活的唯一追求。
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原则灵活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具体实际，尊重各民族宗教感情，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被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理解并接受，有效地处理好与各民族关系。在藏区，红军保护喇嘛寺，规定不得随意进入寺庙，更不能玷污经书，被藏民视为神山神水的地方也不得涉入；在回区，红军尊重伊斯兰教规矩，提供条件保障各种宗教活动的开展，并专门派兵保护被回民视为神圣的“拱北”（回民祖先墓地）在战斗中免遭破坏。在云南中甸，贺龙向归化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在四川甘孜，朱德成功争取了格达活佛的支持；在宁夏西吉，毛泽东致信马西塔教主，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积极争取条件。与此同时，党和红军也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一些宗教改革措施，比如在涉及宗教事务文告中，突出强调保护民众不信教的自由，在组建的民族自治政权中，明确宣布实行政教分离，寺庙不得干涉政权等等。这些探索，为我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宗教政策提供了宝贵借鉴。
三、长征时期党的民族风俗政策
人类在不同的生活地域，往往存在不同的风俗习惯，汉民族有共同的文字和生活方式，但其语言在不同的地方就表现为各自的方言和饮食习惯，共同的生活地域是人们共同特征形成的基础条件。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民族是具有共同的地域、语言、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这四大要素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从它最初形式的逻辑顺序，首先是共同的地域使人们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由此伴生的共同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淀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在这过程中，有的民族由于不断迁徙和与其他民族交融，地域、语言和生活方式的特征逐步淡化，共同的信仰和心理素质成为联结本民族的纽带。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可以看到，共同的地域这一最原始的形成因素仍然存在，这就使各民族各自的语言、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还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和依附在民族风俗习惯上。
风俗习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内心信念和生活方式的外在体现，是在长期的历史中沉淀、凝集而成的，包含着厚重的精神追求和思想价值，具有强烈的顽固性和排他性。民族风俗习惯存在的方式是外在的，是人们感官的第一感受，是民族差异和区别的直接体现。差异产生矛盾，民族风俗习惯因此经常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刺激因素。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长期存在大民族主义，众多少数民族受到他民族的歧视和欺凌，维护民族风俗习惯显然成为维护民族尊严和权益的重要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党清晰地认识到处理好民族风俗习惯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蒙、回、藏等这几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族，一方面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众多的人口而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实行政教合一体制使其风俗习惯极为固化和个性鲜明，特别需要高度重视。
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充分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可谓“小心翼翼”。首先，红军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主张建立民族学校，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要求广大官兵学会用少数民族语言问候。在藏区，红军努力用藏语书写宣传标语，演唱藏语歌曲，积极沟通藏汉感情。其次，红军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习俗，特别是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回区，宗教礼仪已融为民族风俗习惯，红军对此充分理解并欣然接受。比如，西康宣慰使诺那呼图克图曾积极支持红军工作，在他病故后，红军就按喇嘛教礼仪为其念经火化。再次，红军尊重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习惯，在与穆斯林接触中，红军把避谈“猪”、保持整洁、讲究卫生等作为纪律来执行，以免引起回民不悦和反感。被毛泽东盛赞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就是针对回民生活习俗的。
在党和红军长征途中制定与实施的一系列民族工作措施中，可以说，民族风俗习惯政策是切入点、民族上层统战政策是关键、民族宗教政策是保障。尊重风俗习惯可以首先消除隔阂和敌视，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可以获得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最大话语权和影响力，保证宗教信自由可以打消信徒们在精神上的疑虑。在此基础上，各种措施的多头并举，就产生了良好的政策综合效应。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对外彰显了党和红军追求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正义，对内实现了既定战略目标，于极端环境中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这其中蕴含的深邃智慧和丰富资源，值得我们去不断地挖掘和弘扬。
本文为“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遵义师范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立项编号：JD201418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支持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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