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景颇文创制124周年之际，我很高兴地回顾从1953年开始学习景颇文至1992年退休，40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其中，有21年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右派，即便在逆境中我也没有完全忘记景颇文，不仅一直保留着中央民族学院的景颇文讲义，20世纪70年代我在文山州农场劳动时还订阅德宏州出版的景颇文《团结报》，长期阅读、学习景颇文，了解、关注景颇地区的发展情况，看到景颇族人民各方面进步，我会有一种无比的喜悦。20世纪70年代末落实政策，我重新回到民族文字出版岗位上，为景颇文的出版发行、编审工作竭心尽力，与同志们一起迎来了景颇文的出版、传播兴旺繁荣时期，所以，我的一生与景颇人民、景颇文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在此，以亲身的经历，用随笔的回忆手法写一篇短文，谨祝景颇文创制124周年。
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景颇文
我于1952年參加全国统考，考取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先到北大报到后不久，学校向我们已报到的新生宣布：根据教育部本年院系调整工作精神，我们被调整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一进校门先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同时，学习《语言学》《语法学》《国际音标》等课程。到1953年春季开学，我被分配到语文系景颇语班，开始学习我一辈子与之结缘的景颇文。我们的景颇文老师一位叫岳绍进，另一位叫腊板康，他俩教学认真又耐心，很受大家的尊敬，他们也分外爱护学生，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我当然更是努力学习，早上5点半起床去教室背景颇文，6点上早操和早自习，学习、生活很有规律，直到暑假前考试，自己对所学成绩还算满意。下半年又调来一位景颇族老师叫雷老三，这样全班学习的情绪更加高涨。我班学生成立学习互助组，我与徐悉艰、杨振常分为一个组，同学之间亲如手足互学互助，心情十分愉快，因此，大家分外努力进步很快。
去景颇族地区实习
1954年春季开学，学校组织景颇文班赴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县实习，岳绍进老师领队，从北京出发，乘火车、汽车到达昆明，由省民委接待我们，接着我们与云南民族学院师生开座谈会，举办篮球友谊赛及联欢晚会，休整一星期以后就出发前往德宏。乘卡车整整颠簸一个多星期到达芒市，又徒步行走三天才到达目的地德宏州瑞丽县，县政府决定把我们分到猛秀寨。当时，我记得有两位老师、一位汉族辅导员，9名男学生、4名女学生共16人。我们没有现成住所，队里决定自己动手建盖竹房。由岳绍进老师带领上山砍竹子等，材料备好后开始动工。
我们这些在北京、上海及中小城市长大的孩子，第一次体验自己动手建盖竹房的艰辛和享受自己劳动成果住进新房的愉快，认识到劳动光荣的含义。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大家都能吃苦，记得有的同学割破了手、砸伤了脚、扭着腰都不在意，擦点药继续干活。经半个月左右辛劳，竹子房盖好了。主房一进门是能坐20多人的竹皮桌子，供学习、开会、待客、吃饭等多功能之用。东边盖一间女生住的小房间、西边盖了老师和男同学住的大房间，旁边盖了厨房。我们每两人为一组，轮流值日煮饭、打扫卫生等等事务。白天分头在寨子里向景颇族群众学习口语、搜集各种语言、文化材料。晚上同学们还要持枪轮流站岗两小时。因为边疆经常有土匪来骚乱。过了不久，各方面情况也熟悉了，同学们就被分去学习条件好的景颇族老乡家中“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与景颇族群众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实习方法对学习和熟练景颇文景颇语非常有利。老乡跟你亲近了，很愿意把懂的东西教给你。当时，我们同他们去田间劳动，回家一起背水、砍柴、烧饭、拉家常等。这样天天生活在一起，景颇话提高得很快。
过了数月，实习队搬到了陇川县弄罕乡。有一天，肖家成同学突然患了伤寒病，队里决定派我和戴庆厦同学护送肖家成去陇川县医院治疗。当时，没有像样的马路，更没有现在的柏油路，山路崎岖，走了大半天才把家成同学送到陇川县人民医院。我和庆厦返回队部的山坡路上，遇到一位年近六旬的景颇族老乡，肚子痛得十分难受，躺在路边山坡上翻来滚去、呜噜哇啦喊叫不止，我们很是着急，几乎有些无所适从。情急之下，我们就用学会的景颇话问其家住在何处？他上气不接下气，咯咯吧吧用手指着远处半山腰隐隐约约的寨子。由于天色已晚，庆厦同学提议快背他赶回家吧！我俩就轮流东一脚西一脚把他背回他家，受到他家人再三谢意，我俩觉得做点好事十分高兴。当我俩回到队部早已更深人静，不过，由于我们把一个疼痛难忍的景颇老人安全背回其家中，受到家人的感激，心有欣慰。
到1954年9月初，实习队任命我为组长，与组员肖家成、申立权及保山地委派来的陈、刘两同志一道组成工作组去清平乡弄弄寨工作、实习。同样，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或者开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那时，我年轻好学，景颇语水平提高很快，甚至可以直接用景颇语组织开会处理工作中的问题。每一个月要向清平乡当地领导汇报工作，乡政府也十分关心我们北京来实习的学生。因为，边疆刚刚解放，情况很复杂，故发给我们一支英国造步枪、一支左轮手枪、十颗手榴弹，作为自卫防身武器。我还亲自用景颇语帮乡里审讯过坏人。根据所获情报，我们曾经历过几次准备与土匪打仗的惊险历程。当时，我拿一支步枪三颗手榴弹、肖家成拿一支手枪三颗手榴弹，女同学申立权拿四颗手榴弹，跟寨子里的民兵到寨子外边，选择地形好的地方准备战斗。经常等上几小时后又接到通知，土匪被解放军民族连给打跑了，真叫有惊无险呀！
1954年底接中央民族学院通知，实习结束，先回昆明进行实习总结，我受领导表扬。在昆明就地放寒假，于是我们实习同学分两路，一路经贵阳市回内地;一路经重庆走水路乘江轮返回家乡欢度寒假。
1955年又迎来了新学年。开学后，教我们班的老师是景颇族岳相昆，听说他曾到缅甸专门学过高深的景颇文，是一位数一数二的景颇高级知识分子。由于他在学习上严格要求学生，所以全班同学大学毕业时没有一个掉队的。1955年内，除了学习景颇文外，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教育学》《语言学概论》等课程。在大学4年中，共学完36门课程。
参加语言调查训练班
1956年2月，为做好景颇语言文字调查工作，首先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共同开办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学习。我所参加学习的语言调查训练班，这是一个全国最高级别的专家教授团队。开设《语言调查和研究》课程，由著名教授、学者罗常培、马学良（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主任）、罗季光、傅懋勣、喻世长、王辅世、金鹏、李森等专家讲授課题，共分10讲，即“对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者的基本要求”“怎样分析语音和描写语音”“音位的基本理论和实际问题”“音位系统的分析和描写”“怎样分析和记录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搜集词汇和编排词汇方法”“记录语法材料应注意的问题”“怎样搜集语法材料进行语法研究”“语言的比较和文字方案的设计”“关于指定‘方言调查研究大纲’的一些问题”。可以说，这是奠定了我一生学习、掌握、运用景颇文最重要的经典基础理论。
1956年5月12日，在中央民族学院大礼堂内同时举行了中央民族学院1956年第一届毕业生典礼和语言调查训练班结业典礼，除校长刘格平、副院长费孝通主持讲话外，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临会场，动员我们1956年34个班的应届毕业生和老师，除了个别教师、学生留校外，都参加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由此可见国家是多么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
民族语言调查队的任务是：根据195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提出了加速为无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以及对不完备的民族文字作改进、改革问题。当时，我国有少数民族3500多万。其中有两千多万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没有通用的文字，急需帮助他们创制或改革文字，是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所以，规定在1956至1957年两年内普遍调查完成各少数民族语言，帮助那些需要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民族进行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
参加语言调查队
1956年5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中央民族学院、各地方语文工作机构的民族语言工作者共700多人，组成以广西第一工作队、贵州第二工作队、云南第三工作队、四川第四工作队、西藏第五工作队、新疆第六工作队、内蒙古第七工作队共七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别赴七个省、自治区之外，还去广东、湖南、甘肃、青海、黑龙江等有关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语言调查。其中派驻云南的第三工作队，队长罗季光、副队长和即仁、常竑恩，有队员100多人，我就是100多人当中的一个成员。记得，就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结束动员报告之时，周总理前来视察中央民族学院，当敬爱的总理走进大礼堂向我们招手致意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员即刻起身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总理的到来，总理的莅临给予我们莫大的鼓励。
1956年5月20日，中央民院欢送我们第一批毕业生奔赴全国各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岗位。那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的惜别而祝福的声音，好像现在还回荡在我的耳边，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滇黔铁路还未通车，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先到广西金城江，再乘卡车经过10多天的行程，5月31日抵达昆明。我们第三工作队的办公室设在翠湖东路12号，后迁到大观路39号。就此展开了我一生热爱的“民族语文工作”。一开始就分配我到新组成的景颇语组，大家都知道景颇文早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汉森（Rer.o.Hanson）创制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景颇文字。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派遣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组组长，语言学家傅懋勣率领一个工作组，来云南指导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1952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和云南本地的干部群众一起对景颇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由刘璐、恩昆腊等撰写了《景颇语语法纲要》。同时，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也组织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和景颇族知识分子詹开龙、李文正等，与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专家一起，共同研究和确定了景颇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试验了景颇文的声调、喉塞和部分紧元音的标示方法。对景颇文的完善、改进作了大量基础性、规范性工作。
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景颇语组组成后，又对景颇语文字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一方面对改进后的景颇文进行小规模教学试验，另一方面编写景颇文小词典及课本，进一步摸索及改进拼写中的问题，以满足景颇群众的急需。参加1956年编写小词典及课本的，有景颇族知识分子岳相昆、李文正和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后来成为专家的徐悉艰、肖家成、佘国华、崔志超、胡春惠、申立权、张骥、詹开龙等。我负责编写小词典的e、f、g、h部首的词条和改进后的学习课本，并于1956年7月刊出见报。
另外，云南民族学院开设的景颇文班、德宏傣文班聘请巫凌云、佘国华和申立权在每周星期一、三、五上午作试验教学，除了把改进后的文字进行实践之外，也为景颇族培养第一批语文工作者打下扎实的基础。
为了尽快培养出景颇族干部，在保山民族干部学校开办的景颇语班，在原有肖家成、岳绍进（景颇族）、张骥负责教的三个班基础上再增开两个班。由队部决定调佘国华和胡春惠、申立权于1956年9月初到校授课，语文教材自编，还开设会计课，农业常识课，卫生知识等课程。在教学当中原省政协副主席司拉山和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莅临学校视察。通过半年的试验教学，从群众性的拼写实践中，我们已感到标示声调、喉塞和紧元音给景颇文带来诸多不便和额外负担问题。当时有些景颇族知识分子提出：这些符号是为初学景颇语的其他民族标记的，对懂景颇语的本民族来说并不需要。而且在缅甸克钦邦境内居住的景颇族（缅甸称克钦族）也使用同一种文字，并且人数比我们还多，为了有利于跨境民族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互相交流，应保持原貌。所以，1957年3月在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无论是本民族代表或是少数民族语言专家，一致同意景颇文大体上仍保持原貌，并且决定制定系统的书写规则，使之更为完善。从上所述，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专家学者对景颇语文规范问题的处理上，既体现了对景颇族的关怀、重视和支持，也体现了本民族当家做主的政策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1957年元旦过后，我们即将离开保山返昆，民干校金校长、刘教导主任特意召开欢送会，会上深情道别、畅叙工作友谊，彼此依依不舍。回到昆明，我又继续投入到了编写小词典的工作。编写小词典时大家最热烈讨论研究的是选词的问题，从收集来的六千余词条中，发现了景颇语词汇的特殊性。这是因为景颇族与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经济状况和心理素质不同，必然构成景颇语特定的词汇系统和词汇结构。
根据词条中的特殊性，《景颇语小词典》的选词就要从原有语言的客观事实出发，进行选收，不能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死搬硬套景颇词汇系统。
1957年3月，中国科学院派语言学家傅懋勣、马学良、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教授等来昆明召开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科学研讨会。这次会上通过了《景颇文方案f草案）》《景颇文书写规则（草案）》，报云南省政府审批，并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备案。参加当时方案制定工作的有本民族领导人和高级知识分子司拉山（Sara Shan）、岳相昆（Nhkum Seng Hkum）等，有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研究的专家徐悉艰、肖家成、佘国华、崔志超、詹开龙等。《景颇文方案》顺利获准省政府批准，这是科学工作者与群众智慧相结合的结晶。景颇文方案的成熟和推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景颇族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事业的快速发展。
調云南民族出版社工作
1957年初，省民语委与有关领导部门协调，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是年8月正式成立云南民族出版社。社址设在人民出版社内，对外，挂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两块牌子;对内为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民族编辑部。民族编辑部设立了六个少数民族文种的八个组，分别是：傣族的德宏傣文组、西双版纳傣文组，景颇族的景颇文组、载佤文组，傈僳文组，佤文组，哈尼文组，拉祜文组。由于已经有了本民族文字，紧接着就必须加强开展编译出版各种读物和词典工作，因此，1957年7月，从中国科学院第三工作队调周兴渤、佘国华、韩焕荣、余士杰、冯铸等。由周兴渤、沙正明（景颇族）、佘国华组成景颇文编译组，正式开展了编、译、审、校为一体的出版工作。当时，出版物的重点是：配合景颇族地区的初级基础教育及成人扫盲任务。出版以教材为主兼编、译辅助读物的图书。曾在1957年至1958年景颇语组发排、出版过的景颇文版图书有：语文、算术（一册至四册），《自然常识》、成人扫盲课本，语文、算术各一册，《看图识字》（1）、（2），《景汉会话》《儿童谜语》《看铁牛》（连环画）《把这件事告诉毛主席》《英雄黄继光》《可爱的祖国》《风和雨》《除四害《卫生常识》《疟疾》《怎样养鸡》《怎样养牛》《肥料》《跃进民歌》等。这批图书为景颇族人民提高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景颇族地区的生产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1958年7月，因受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老教授费孝通和广西南宁莫如邦、沈文献同学的牵连，我在政治上受到了长达21年之久的不公正待遇。暂时离开了景颇文字工作岗位。
从新回到云南民族出版社
1979年8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问题得以彻底平反，落实政策回到云南民族出版社。尽管这一生中年轻力壮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在信念上、业务上坚信自己，挺起腰杆，用速跑的步伐，去追赶失去的美好时光。回首往事，真令人感慨万千，虽然如花似锦的年华在繁重体力劳动的苦斗中无情地流失，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无怨无悔，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依然执着。从1985年至1992年编辑图书68种，其中有7种获得省级以上一、二、三等奖;负责终审12种少数民族图书共97种，其中有42种获得省级和全国优秀图书奖;在《中国出版》等杂志上发表论文8篇，获奖二篇，并重新走上讲堂，给云南民族学院景颇语班讲授民族文字读物及一般图书出版知识课。
我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1986年度和1989-1990年度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荣誉证书。1985年任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部主任，1987年任出版社副社长，同年评聘为副编审，1989年兼任副总编辑和党支部书记，1993年评聘为编审，1993年正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