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得天独厚的语言学资源，有几千年文献记录历史，丰富多彩的方言，还有少数民族语言。汉语资源丰富，历史长，类型多，有许多重要的语言事实和理论概括尚未进入国际语言类型学研究视线，只有进行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才能寻觅相关语法特征的时空差异，探求隐藏在差异背后的共性，更好地揭示汉语的真面貌，为语言类型学做出独特贡献。一些民族语言因长期受汉语影响，或是早期语言底层的遗存，一些语法现象有语言类型学价值。
本书有一定的篇幅涉及南方方言。吴福祥在2013年说：“方言语法史是汉语语法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语法史研究是当前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亟须大力加强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我们主张，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应该将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基于方言比较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的确是符合汉语事实、符合汉语方言事实的“的论”。邓晓华、王士元说：“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语言文化互动过程的结果，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我们十分赞同这种说法，南方方言确实有不少区别于北方方言的语法现象，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深入研究。
敝帚自珍，我们以为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对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研究，有许多意义。
第一，为建立完整的汉语语法史提供更全面翔实的材料。例如，丁声树等不承认“V在了N”合法性，范继淹认为双音动词无“V在了N”，朱德熙认为“V（双音）在了N”不合法；现在人们承认了它，但又认为是新兴格式；通过历时考察发现，其在明代已产生，清代用例更多，现代作品也有不少用例，改革开放后，其使用频率更高，且出现新用法。又如，王力在20世纪40年代认为“有+着”是五四后受欧化语法现象影响才产生的，好多学者也认同；其实，明代作品已有，《红楼梦》也有，《泪珠缘》用得更多；“有着”既可带抽象宾语，又可带具体宾语。
第二，为语言类型学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定语+人称代词”自王力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是外来句观点后似成定论；后有学者认为受日语影响，（日）太田辰夫认为是修辞用法，又有“综合说”。其实，汉语早就有此用法，《庄子》有“故吾”，一直到清末都在运用，不但例多，且形式也同现代汉语几乎一样，故不能算“欧化句”或“日化句”，也非修辞用法或“综合说”。又如，有人认为“永远”做形容词的用法是受日语或英语的影响，其实汉语有悠久的使用历史。
第三，挖掘了语法研究的新语料。例如，王力认为汉语没有“五七”用法，吕叔湘认为《儿女英雄传》的例子是作者仿古，其实，清末仍有不少“五七”，就连现当代作品都存在，少数民族语言也有例；有人认为“三五七”只《水浒传》一例，其实，近代汉语有多例，当代作品也有。又如，有学者认为介词“并列删除”现象古汉语中有，但现代汉语没有，通过考察发现，介词“并列删除”现象近代汉语也有，现代汉语也有，且比古汉语常见，目前共发现26个介词有“并列删除”现象。
第四，能纠正一些不正确的说法。例如，有人认为述补结构补语的语义指向为施事时就不能带宾语，又有人认为“吃饱了饭”和“喝醉了酒”是例外现象，“吃饱”和“喝醉”已熟语化，故不能说“吃饱了米饭”“喝醉了啤酒”；其实，“喝醉了啤酒”可说，“吃饱了”所带宾语更多，不仅有饭、菜，还有水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了”所带宾语会更多。又如，有学者认为动词拷贝句清代才产生，其实在北宋萌芽，《朱子语类》例较多，明代已基本成熟。
本书为第一部历时与共时语法比较研究的专著。虽有一些历时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语法化方面，但多为论文，且都是就某一方面的语法现象而展开，比较零散。也有语法化的专著，但内容单一。本书则是第一次对汉语语法现象从历时与共时角度进行研究。
另外，本书运用了语言地理类型学等理论研究语法。地理语言类型学已有一些成果，但以语音和词汇研究为主，涉及语法的不多。本书则以一定的篇幅从地理语言类型学角度论述语言接触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