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不应被局限于文化的角度去剖析其价值与作用。从档案学的角度出发，概括与分析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的档案作用，有利于充分挖掘彝族创世史诗档案文化，为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红河州 彝族创世史诗 档案作用 民族认同感
中图分类号 G275.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4-19
彝族创世史诗多以彝族先民的创世过程为线索，用诗的语言记述了彝族先民的天地起源记忆、人类起源记忆、洪水泛滥记忆、人类早期的血婚制以及其他的生产生活等活动，它们伴随着当地彝族的历史一起生长。被公认为彝族四大经典创世史诗之一的《阿细的先基》，其发源地为弥勒西山一带，并在云南红河弥勒彝族中盛传不衰。除《阿细的先基》外，红河州另有《阿黑西尼摩》《爱佐与爱莎》《尼苏夺吉》《绿春彝族创世史诗》等创世史诗。这些史诗均起源于彝族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兼具“神话”“创世”以及对一般日常生活的写实性因素。
口述档案是指各少数民族用固定的语言、言传口授的方式而代代相承的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古老仪式、音乐舞蹈、创世史诗、叙事长诗、传说故事等文化遗产[1]24。作为口述档案之一的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其价值、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但对其口述档案作用的挖掘仍有所欠缺。本文将从档案学的角度，对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的作用进行相应探索。
一、弥补历史文献在记录红河州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不足
彝族是为数不多的既有本民族语言，又有自源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虽然有大量记载紅河州彝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族历史等文化的彝族档案得以保存下来，但仍有部分彝族文化遗产依赖于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传承，并未形成固定载体的彝族档案，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正是其中之一。史诗详细地记述了红河州彝族的历史源流、生产生活、宗教、民间信仰、婚姻婚俗等内容，其已被学术界视作研究彝族历史、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如流传于红河州弥勒巡检司镇、五山乡等地的创世史诗《爱佐与爱莎》，共分为亘古之世、文明的曙光、历史情感的追忆三部分，涵盖了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进化、民间信仰等内容，反映了彝族阿哲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看法和对历史的追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学意义。《阿细的先基》详细叙述了彝族的血缘婚，吉罗涅底泼、吉罗涅底摩夫妇的小儿子和小姑娘在金龙神的劝说、督促和帮助之下，为了繁衍后代，不得不结成一家。兄妹虽然结成夫妻，然而其繁衍后代的使命是通过燕子完成的。他们把燕子衔来的瓜子种在地里，等瓜长大后，他们把瓜剖成四瓣，第一瓣瓜里藏着许多人，这些人分散到四方。此段传说表明彝族对血缘婚持否定态度，对彝族的传统婚俗习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要将口耳相传的、时代特征鲜明的、民族情感强烈的创世史诗档案纳入彝族文学资料范围，将其视为研究史料，以弥补红河州彝族的历史文化。由于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是历史史实与虚幻的结合，具有神话因素，其中所描述的现象，未必完全是真实出现过的史实，但也有部分真实历史事件，借虚幻的神话得以表达。因此，在研究中征引该类材料时，不能简单将其作为重建彝族历史的依据，应综合分析产生的情境、流传的环境、具备的功能等因素，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研究等方面认真考证，进而从中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如实呈现历史真相。
二、建构红河州彝族民众的集体记忆，增强民族认同感
作为口述档案的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是民族文化传播的信息源泉，它对于延续红河州彝族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可以探索彝族集体记忆在历史生活生产中的建构历程，加深彝族民众对本族群的族源认同、族群身份认同，强化跨境民族——彝族的身份认同感。
1.传承彝族文化，建构红河州彝族民众的集体记忆。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档案中蕴含的原始信息可以被提炼，衍生出二次信息、三次信息，但是其原始性始终如一，能够有效维护该地彝族文化生态的稳定性。作为文化记忆的彝族创世史诗，是彝族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既包括叙述彝族先民创世历程的神话传说，也包括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内容上可一直回溯到远古，不受近几代人时间、视野的限制，其在时间结构上具有绝对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彝族文化传承与其集体记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传承过程即追溯彝族社会集体记忆的过程。《阿细的先基》《阿黑西尼摩》《尼苏夺吉》等史诗就是生活在红河州地区的彝族先民对自己民族和祖先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是该地区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我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指出：“集体记忆赖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2]53红河州彝族的集体记忆正是通过创世史诗的口头传播实现保存，并得到强化。而创世史诗多通过毕摩实现传承，其演述历程成为该地区彝族追忆历史、凝聚民族情感、强化集体记忆的文化标志，它既是传承过程，也是集体记忆建构过程。
2.强化史诗背后的社会情境本相，增强族群认同感。彝族人民存在于彝族社会认同群体中，并从该群体内得到彝族社会的各种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也强化彝族社会群体认同。如《阿细的先基》中提到男神阿热和女神阿咪用黄泥和白泥制造了人类的“男始祖阿达米”和“女始祖野娃”。《尼苏夺吉》唱道：“诺谷小龙儿，红土塑人型，长一只独眼，生在脑门前。造四个大官，再造众百姓。”这些史诗中的叙述让红河州彝族人民可以借此追溯他们社会群体的起源（人类起源记忆），来诠释当前的彝族人群不同层次的认同和区分，如我们是怎样一个民族，判别我们中的哪些是本土的老居民、核心人群，哪些人又是外来移民。
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作为该地区的彝族社会表征，不断强化史诗背后隐藏的社会情境本相。虽然史诗中所陈述的并非全是历史事实，但是内容中包含一种默示性知识。《爱佐与爱莎》中用大量的篇幅，深刻叙述了对祖先的追忆、崇拜和祭祀，同时用“恋爱双方都提到魂归祖界，终于归宿到阿哲部祖先的故地”阐明了彝族先民“魂归祖界”的生死观。这两点都映射了当时的红河州彝族社会群体崇拜祖先的信仰文化。在史诗的传唱过程中，不知不觉传递有关彝族的创世、宗教信仰、婚姻记忆等默示信息，让我们在未察觉的状况下受其影响，从而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共鸣。在升华彝族民众民族情感的同时，也获得深深的族群认同。
彝族作为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越南和老挝被称为“倮倮”。红河州作为紧邻越南的区域，其彝族创世史诗又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的传承与传唱，有利于强化边境地区彝族的身份认同感，加深对本族群的族源以及族群身份的认同。在红河州彝族民众接触创世史诗的过程中，共同的起源及社会认知不断地被重现，有助于燃起该群体对共同的民族祖先、彝族历史、彝族文化等方面的情感。彝族发展至今，虽然其国家观念有所增强，但其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仍有不足。而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的保护传承，可以加深彝族民众对本族群的族源认同、族群身份认同，强化跨境民族——彝族的身份认同感。
三、彝族社会文化的教育作用
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档案中记载了大量原始思想文化、生产生活经验、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审美取向等知识，是该地区彝族代代相传的“古老百科教程”，可以为彝民提供兼具原始性和直观性的文化信息。它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在：彝族民众通过创世史诗可以学习与了解彝族万物的来源、人类的起源、婚姻文化、宗教信仰、宗教道德等内容，有助于彝族后代子孙学习彝族传统文化，牢记本民族艰辛的奋斗历程。
王亚南在《口承文化蜕变论》一文中指出，传统口承文化最根本的功能在于教育[3]11。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作为口承文化的内容之一，在理论上传播了历史中的思想文化、行为模式和社会传统，让彝族民众有意无意地受其启发、得到教育，实现了彝族民众对天地、自然、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史诗的产生和传播适应了彝族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具体而切实的需求，具备社会认知和宗教道德教育的功能。
由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中描述的社会组织、毕摩制度、宗教信仰等知识中，我们可以窥见该地区彝族的历史记忆，获知古代彝族的哲学观、宗教信仰、宗教道德范型等内容。如《阿细的先基》中对天地形成的叙述表明了彝族先民的原始观念，蕴含着简单、朴素的哲学思想，人类进化的过程和物种更新则展现了事物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爱佐与爱莎》中具有内涵丰富的民间信仰文化，内容中出现的气神、地神、树神、山神等，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关系复杂，充分诠释了彝族先民的原始信仰观。流传于云南红河州元阳县的《阿黑西尼摩》则较为全面地叙述了古代彝族的毕摩文化，包含毕摩的产生、活动礼仪、社会作用、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方面。
四、促进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旅游地大多地理位置偏遠，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人文景观、宗教信仰、艺术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性，但也非常脆弱，极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民族旅游的开发在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给民族文化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民族文化一旦离开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作为活态文化的人”，便难以传承，最终将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红河州彝族文化亦如此。为了更好地实现红河州彝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该地区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极为重要。
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作为彝族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和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产物，积累了朴素的哲学观、丰厚的原始宗教文化、彝族先民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映射出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想法。由于创世史诗是通过毕摩等人员进行讲唱，并有许多民众参与其中，让受众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学习文化，传播文化，并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获取生活实践能力，它曾长期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因此史诗中蕴含的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生态观和社会发展观，成为实现保有文化原真性、保护当地的社会机制和自然环境三者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因素。
创世史诗中保留的各种理念和实践经验，源于彝族的现实社会，同时又反作用于彝族社会。它既可以凸显红河州彝族旅游文化的稀缺性、独特性和差异性，增加传承彝族文化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可以唤醒彝族民众的文化自觉，在现代性语境中保护本土文化，增强生态意识，为当地的自然环境保护作出贡献，进而促进红河州彝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及当地社会的和谐。
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是彝族群体的集体想象，有利于增强彝族民众的凝聚力。它既有对历史的追溯，见证彝族民众生产生活，也有对民族特色风情的反映，可以为民俗博物馆提供重要信息资源，展现其独有的魅力。我们要尝试从旅游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角度去挖掘其多元化价值，进而培育与打造有影响的彝族档案品牌，保护和弘扬红河州彝族档案文化。
参考文献
[1]杨毅，张会超.民族档案之旅游人类学建构与扩展研究[J].思想战线，2009（3）：23-27.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王亚南.口承文化蜕变论[J].民族文学研究，1997（3）：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