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极其丰厚的“风俗”论述，其现代转化有益于时。“风”的重要政治功效是“化”，“风俗”向来与“教化”并举，成为衡量治乱良莠的重要标志、决定治乱良莠的重要因素、引导治乱良莠的重要手段。良风美俗实乃国之元气，敦风化俗方可落地生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与中华传统所昌言的“风-俗”恰相对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风俗论说，不仅凸显了良风美俗之于心身家国天下治理秩序的重要意义，更以其敦风化俗的有效动力机制为今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足以在动因、主体、方法等角度，为当下相关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风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2-0023-06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令华夏儿女倍感鼓舞的是，党和国家体认到：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更好地用优秀历史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2014年2月份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一重要论述，以及中央近期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有关部署，正是“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独特创造和思想精髓”的自觉努力；而中华文化关于“风俗”理念与实践的深厚资源，足以构成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有效维度，构成传统智慧与当下事业的会通之处。据统计，《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共16次出现“风”字，5次出现“俗”字，“风俗”连用虽未出现，却渗透着对传统“风俗”之道的自觉接续与现代转化。
一、“风俗”论说向为“中国话语”
“风俗”乃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用来论述社会风尚、评价政治、臧否道德的重要概念。[1]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为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清代学者沈铨亦曾说：“天下治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无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以治天下者以整饬风俗为先务。”
的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极其丰厚的“风俗”论述。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太雷之父、清末学者张亮采先生撰述的《中国风俗史》，充满了拳拳可鉴的国家意识，首次以“风俗”为线索，将我国历史连为一脉，被学界公认为中国第一部风俗史。该书将自“黄帝以前”直至“明”的国史，以“风俗”视角划分为“浑朴”“驳杂”“浮靡（浊乱）”与“由浮靡而趋敦朴”的四大时代；尤其是“视风俗之考察，为政治上必要之端”，力图“正风俗以正人心”。[2]P1当代学者萧放将传统“风俗”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风俗”具有较强的伦理品性；二是“风俗”既具有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扩散性，也具有难以变化移易的凝固性；三是虽难改变，但“移风易俗”究其实仍是可能的。[3]另一位学者陈新岗则深入盘点了两汉思想家对“风俗”之形成、演进及功能方面的丰厚论述。[4]台湾学者王庆中从现代社会学视野诠解我国第一部“风俗”专论——东汉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另一位台湾学者王健文则聚焦秦代与西汉的“整齐乡俗”运动，并将其作为中华“帝国统一工程”的重要环节。极具价值且亟待重视的，乃是日本历史学者岸本美绪女士的传统中国“风俗”研究。她爬梳了中国古典文献中描述“风俗”的术语，并参酌西方近现代政治社会概念框架，从“多样与普遍”“文教与朴素”及“个人与社会”三大维度归纳传统中国“风俗”的涵义。岸本氏将“风俗”概念最终阐释为：“‘风俗’一方面意味着具体的地方习惯，地方志的风俗卷包括有关岁时、冠婚丧祭、占候、方言等的详细的叙述。可是，‘风俗’的涵义并不仅限于这些具体的行动方式本身。‘风俗’概念的核心却在于，通过这些行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民精神的品质。换句话说，‘风俗’就是从‘人民精神的性质’这种观点来评价某个地方或某个时代的整个行动方式。”岸本氏更将传统中国“风俗”与近现代西方与其相近的“文明”（Civilization）及“文化”（Culture，尤其是德国语境下的Kultur）“习惯”（Custom）等概念加以比较，颇为雄辩地指出：“中国的‘风俗’概念没有‘文明’那样直线式进步的涵义，也没有‘文化’、‘习惯’那样的对抗外部影响的防御性意识。”
必须强调的是，“风俗”的内涵与外延均远大于现代西方“风俗学”尤其是“民俗学”意义上的“Folklore”，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主体意识与文明自信。它不仅是《辞海》所谓的“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而是接近于《现代汉语词典》所谓的“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正如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所见：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文化习性，应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中国式”的理论预设或概念系统，规避在中国研究中片面倚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范式危机”，而“风俗”（方教授自创的术语是“风化政治学”）足以构成其中一个重要的“中国式”概念。[5]P244在笔者看来，当下特别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前述学人对于“风俗”之政治社会功用的阐发。传统“风俗”贯通“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本于社稷大经大法却应乎百姓人伦日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文明先祖和历代贤能对良善治理之道中的精神价值之维的深刻体察，也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依托。五千年厚重历史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要坚持不忘本来、固本培元。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恰恰对应了中华传统所倡言的“风-俗”。收拾世道人心，提振社会风气，实乃当下中国的一大要务。一个良善的国家治理秩序，欲求其长远深固，甚至对世界有所担当，就既应当是一种由可靠而管用的制度勾连与保障的“物理的”秩序，也应当是一种由根深蒂固、返本开新的文化润滑与滋养的“心灵的”秩序。甚至制度之所以运行、社会之所以可能，都离不开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风俗”的力量。
二、良风美俗乃是“国之元气”
习近平总书记用“空气”的意象来形容核心价值观，可谓切中肯綮的不易之论。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气”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既是人生论上“至大至刚”“塞乎天地”的涵养对象，也是宇宙论上万物生成之所本。孟子通过明道、集义以“养吾浩然之气”，引得历代仁人志士终生履践。黄宗羲曾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值得重视的是，东汉哲人王符兼重“气”的宇宙论与人生论价值，他曾说：“正气所加，非唯于人，百谷草木，禽兽虫鳖，皆口养其气。……以淳粹之气，生敦庞之民，明德义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后化可美而功可成也。”由此观之，“气”虽无色无臭，但却“杂然赋流形”地充盈于世间，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以生命；更重要的是，深具道德情怀与精神追求的中华民族，向来珍视的不仅是自然之“气”，尤其是社会之“气”，孜孜以求、善加养护的正是“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的“天地正气”！
“气”之流动是谓“风”。风本是自然现象，“迅雷风烈”等等，莫不以其神秘和伟力而为先民敬畏折服。有了敬畏之心，有了戒慎恐惧，也就滋长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人类群体的内在律令与外在规约。“人之异于禽兽者”，社会之所以可能，端赖于此。《周易》有云：“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尚书·洪范》将风列为五种基本气象之一，并将其分为适时产生的“时风”与长刮不止的“恒风”；《说文》解曰：“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管子·四时》亦言：“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更重要的是，人们也认识到：风能动物，亦能化人。“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沾”。
“气”具有自然与社会的二重性，“风”亦如是。东汉学者应劭与班固均在此意义上论述何谓“风”，进而引入“俗”的观念。应劭认为：“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而《说文》将“俗”解释为“习”，“习者，数飞也。引申之凡相效谓之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风”“俗”并举，后世学者均有解说。元人李果说：“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风俗通义题解》）。明人张瀚指出：“相沿为风，相染成俗”（《松窗梦语》）。另一位明代学者陆树声则说：“介于上谓之风，效于下谓之俗”（《陆文定公书》）。“风”意味着“弘扬”“培育”，“俗”则意味着“推广”“践行”。由此观之，我国传统的“风俗”之论，不仅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特性，而且兼具中心性（或普遍性）与地方性（或特殊性）两大面向。“风”的重要政治功效是“化”，“风俗”向来与“教化”并举，成为衡量治乱良莠的重要标志、决定治乱良莠的重要因素、引导治乱良莠的重要手段。
先贤们认识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管子·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徐乐曾上书汉武帝，提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的著名命题，而“俗已乱而政不修”远逊“安土乐俗之民众”，恰恰构成了“土崩”危于“瓦解”的一大重要缘由。顾炎武以“易姓改号”为“亡国”，以“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为“亡天下”，风俗败坏、人心颓丧的破坏力甚至远胜于国之不国；他亦转引宋代大儒罗仲素语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同时，敦风化俗也被诗家盛赞，引为士人的家国理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又如“倘筑天平基，请自厚俗始”。宋人苏轼的风俗论可能更具现实意义。他曾将“厚风俗”与“结人心”、“存纪纲”并举为三项首要之事，并将风俗视若“国之元气”：“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他特别警示：“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因此，“爱惜风俗，如护元气。”而养护元气之法，端赖于“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易言之，即“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是也。此外，苏轼还指出：“国之兴衰，系于习俗，若风节不竞，则朝廷自卑。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
三、敦风化俗方可“落地生根”
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贵在增强自觉，重在落地生根，难在持久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风俗”论说，不仅凸显了良风美俗之于心身家国天下治理秩序的重要意义，更以其敦风化俗的有效动力机制为今日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此，我们拟从敦风化俗的原因、主体与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分析阐发。
（一）为何敦风化俗[HT]
近年来，学界对何谓传统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多有讨论、聚讼纷纭，有的认为是“三纲”，有的认为是“四维”，有的则认为是“五常（德）”。然而，姑且不论传统“核心价值观”究竟为何，中华“风俗”之道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高度珍视良善价值在世道人心中的“落地生根”，进而将风俗良莠视为社会治乱的重要判准——“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不可缺矣。”敦风化俗，实则蕴含着一种护持传统而不拘泥传统的审慎进取精神，正如严复所言的“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惟其如此，才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客观来看，“大传统”与“小传统”并进，“雅文化”与“俗文化”兼美，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国运不绝如缕情境之下文明的基本赓续。先贤们认识到：良风美俗的长期涵育足以造就衰乱之际的中流砥柱之士、赋文明以熹微之光——“至其（按：指东汉）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社会真正的危局往往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风俗败坏与人心沦丧——“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风俗毁之易而成之难，“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後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当然，历史上的儒者并不只是将“风俗”视为因循守成的力量，而是同样坚信“风俗”也应与时偕进而做因革损益。“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问题在于是“向善而变”抑或“趋恶而变”。从历史角度观之，敦风化俗的原因往往是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社会断裂、外力冲击等因素杂糅之下的“风流俗败”。我国曾经历过春秋后期直至西汉中期以及南北朝直至北宋两次漫长深刻的风俗巨变，相应地通过卓绝努力实现了“汉晋”与“宋明”两次国民精神秩序的重建，近代以降、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直至今日，正处在第三次国民精神秩序“大转型”之中。套用汉儒董仲舒的提法，此种转型的志业不仅在于“改制”，更在于敦风化俗之“更化”——“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而今，“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我国正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从大历史视角观之，这不啻于中华民族又一次“因时更化”的自觉努力。
（二）谁来敦风化俗[HT]
征诸我国历史，先贤们多将敦风化俗作为圣王、官员与士人阶层的本务。“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诚然，在良风美俗的塑造上，官员与社会贤达因其握有的公权力或影响力，理应发挥典范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灵王好细腰，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也。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但是，权力是把双刃剑，若恣意妄为，亦可使老百姓进退失据、无所措手足。更有甚者，若当局者本身有悖社会良风美俗，则其恶劣影响尤剧。因此，顾炎武将“耻”视为“四维”之要，厉声痛斥“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更为重要的是，鉴于现代社会平等化的基本特征，“风俗”之塑造理应是一种兼具“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交互”的多向度过程——“然人民如只沐浴于君主德化之下，则人民仍只是被动的接受德化，人民之道德主体仍未能树立。而只可说仅君主自树立其道德主体。然而如仅君主自树立其道德主体，而不能使人民树立其道德的主体，则此君主纵为圣君，而一人之独圣，此即私‘圣’为我有，即非真能成其为圣，亦非真能树立其道德的主体。所以人若真成树立其道德的主体，则彼纵能以德化万民，亦将以此德化万民之事之本身，公诸天下，成为万民之互相德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带好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领导干部、公众人物要增强弘扬正气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
另外，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风俗”往往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性”特点，国家却先天具有一种“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齐同风俗”之冲动。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在此，《淮南鸿烈》的《齐俗》篇颇具借鉴意义。该篇依循《庄子》“维齐非齐”之说，强调“以道论者，总而齐之”，以大道一体为主轴，以“体道返性”为目标，以感化方法和柔性方式去“循理行宜”“体情制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德”，当我们试图将其推行广布、以之敦风化俗之时，理应“以百姓心为心”，应当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应当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
（三）如何敦风化俗[HT]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道不成器，无器亦无道，二者相互依存，不离不弃。中华传统“风俗”的落地生根，妙就妙在认识到“百姓日用即道”，妙就妙在践行了“融入”二字。亦即“亦风亦俗”，高度重视习焉不察、润物无声的“百姓人伦日用”，着力使良风经由美俗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涵化人们的思维言行习惯。大德高义，终须落实到百姓日用、民间生活之中。先贤们体认到：“夫礼之初，始于饮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近期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系列部署，准确地把握到应“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坚持接地气、贴民心，坚持常态化、长期抓，以积土成山的精神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任务落实到基层，建设网上传播阵地，注重把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开展涵养实践活动，重视民族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开展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俗；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风气，使礼节礼仪成为培育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方式，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以及注重传承“家风”与旌表“乡贤”以“树之风声”，等等。上述举措莫不根植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体大思精的“风俗”传统，必将发挥预期的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必将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强我国本、德化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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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