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正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中国民族史学会秘书长。
研究方向：民族史、内陆亚洲史、伊斯兰文化史。
主要著作：《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合作）、《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合作）、《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
摘要 中华民族起源多元，文化各异，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日益密切，中华民族整体性不断加强，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逐渐形成。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族源认同和自觉汉化反映了非汉族的各民族与汉族的强烈认同心理，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整体的不可分割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蕴含的包容性与统一性，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大作用。
关键词 中华民族 族源认同 “汉化”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发展与巩固。起源多元、文化各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日益密切，中华民族整体性、统一性不断加强，逐渐凝聚成为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作为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华夏民族形成过程
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古代文明。根据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在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分布着仰韶文化，与其相关联的是传说中的炎帝与黄帝部落集团。仰韶文化的后继者为中原龙山文化，继中原龙山文化之后大致是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在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即先秦济水及海岱地区，分布着大汶口文化。它与神话传说中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东夷的先民。在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形成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其创造者应与百越民族有关。而在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则形成了另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石器文化区，可能与苗蛮部落集团有关。而广大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应是百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黄河上游与西南云贵川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属氐羌部落集团，与炎黄集团及仰韶文化有共同的渊源关系。而广泛分布在从东北北部、蒙古高原西及塔里木盆地的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文化，则是北方各游牧和渔猎民族先民的文化遗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征。
各区域文化同时也表现出相互吸收、融合的特点与统一的趋势。尤其是起源于今黄河下游的海岱区域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覆盖了差不多整个黄河流域，影响南及长江下游，北抵燕山与河套一带。据远古传说，正是这个时期，黄河中游的黄帝集团战胜了炎帝集团，建立了炎黄部落联盟。此后，这个联盟东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部族集团，势力进一步强大，逐渐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炎黄集团与太昊少昊集团在黄河中下游融合的结果，形成了夏商周三族的主要来源，是华夏民族起源的核心。与此同时，炎黄和太昊少昊这两大集团中的一些部落，又分别在黄河上游和泰山以东、以南继续按原有文化传统发展，形成了氐羌/西戎和夏商周时期的东夷。根据传说，继黄帝之后担任这个大联盟首领的有颛顼、帝喾、尧等。尧舜禹时代是国家形成的前夜，禹之后，其子启废除“禅让”，建立夏朝，这是我国国家历史的开端。
夏的区域大致在今河南中西部至山西南部一带，奉鲧、禹为祖神。《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史记集解》引《帝王世纪》：“孟子称大禹生石纽，西夷人也。”①近人的研究也表明，直到两汉魏晋时期，仍广泛流传着禹出自西羌的传说，称禹为“戎禹”，而羌人中也保持着对禹的崇拜。②这也从侧面证明夏可能是炎黄部落联盟西系中的一支。关于商的起源，《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已发现的甲骨卜辞也证实了这种以鸟为图腾的传说③，商很可能原是属于东夷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商族起源的地区，一般认为在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一带，在其发展过程中活动到今河北易县一带。商灭夏，夏商文化进一步融合，促进了华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商与夏一样，经济文化优越于其他各族，并在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实力也更强大。商利用这种优势，把不少方国归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
周兴起于戎狄之间，原是西部小国，臣于商。周文王时，国力渐强，不仅成为西部诸侯之长，而且势力向南发展到汉水流域，一部分苗蛮集团的部族归附于周。商末，纣王无道，众叛亲离，周武王遂乘机起兵，率诸侯盟友及南方庸、蜀、羌、濮等族伐纣，一举克商。周统一了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文化区，促进了部族间的融合与认同。据《诗经》记述，周族始祖母叫姜嫄。④姜、羌相通，周人的祖先大概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但周人自称夏人，并把商族祖神纳入黄帝为始祖的谱系，从而把夏、商、周三族统合在黄帝谱系内，加强了三族的认同。周王又称天子，意为天的元子，是天下共主和最高权力的象征。周实行大封建，封周王兄弟、宗室、姻亲、同盟及黄帝、炎帝、尧、舜、夏、商等“先王先圣”，之下为诸候，构建了以周天子为宗主的宗法等级分封体系。周将这些诸候称为“诸夏”，将诸候分布之地即包括原夏、商统治区域在内的整个周诸候分布之地统称为“区夏”，又认为是大禹开辟之地而称为“禹绩”或“禹迹”。西周初期将京师之地称为“中国”，后该词的指称范围又扩大到整个“诸夏”，常以“中国”称“诸夏”。西周时期，原夏人、商人、周人三族融合为一体，并吸收其他部族集团的成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趋统一，华夏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
经过西周的发展，华夏民族共同体逐渐巩固，经济文化诸方面优越于非华夏民族。西周时期诸夏与其他各族已有明显的区分，但由于华夏族还在形成中，与异族的界限并不严格，亦无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别。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尤其是北方与西北各族，纷纷迁入黄河中下游，造成了各族交结杂处的局面。异族的进攻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春秋时期，“诸夏”又称“诸华”，或合称“华夏”，包含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称异族为“夷”、“狄”，含有“卑贱”之意。同时，华夏民族也感受到了异族文明给华夏礼乐文明所带来的严重危机。然而此时周室衰微，无力号令诸侯。面对这种形势，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打着周天子的旗帜号令诸侯，“霸诸侯，一匡天下”⑤。步齐之后，晋、楚等诸侯大国相继争霸，但“攘夷”的色彩逐渐淡化，实质是以“尊王”之名行称霸之实。而且华夏诸侯从现实中也逐渐认识到“攘夷”之不可能，认为“夫和戎狄，国之福也”⑥。春秋时期强调“夏夷之辨”，然而区分夏夷的最高标准是文化，即以是否行华夏礼乐文明来辨别华夷，而族类尚在其次。孔子认为周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⑦。但他并不排斥异族，而是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⑧。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夏夷之辨”是大一统下的“夏夷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而以文化相区分，则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