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思想史上，夷夏之辨的观念主要形成了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认为文化先进的是华夏，而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所以中国（大清）是华夏；第二种逻辑是因为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地方，而中国（大清）是华夏，所以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由于中国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中国有文化既是前提也是结论，两种逻辑面目不清。而晚清之际，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已不再是必然。抱残守缺之士以第二种逻辑而抗拒西方文明，一些进步人士则以第一种逻辑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此外，清朝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使得弥平华夷和强调华夷两种思想共存，均成为晚清士人的思想资源。我们回顾这段思想史，应还原其多重面相，而不应采用辉格史式的叙述方式。
关键词：夷夏之辨；华夷观；晚清；西学中源；辉格史学
长期以来，这样一种历史叙述占领着我们的思想市场：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之际，老大帝国愚昧颟顸，执迷于“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先進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面前仍然自以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溃”。这种因过度文化自信导致的“华夏中心主义”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便是抛弃原有的以“天下”“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天下观，融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无论对这一过程持积极或消极评价）。
然而，这种历史叙述略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它没有很好地解释“天下”“夷夏之辨”“天朝”“华夏中心主义”这些概念之间的张力与界限何在。在冷战结束后，由世界局势的动荡引发的文明冲突论的讨论热潮中，一些中西学者试图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汲取资源，为对外超越民族国家和文明冲突，对内弭平民族、族群冲突和分离寻找可能道路，提出了“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天下体系”“王道政治”等一系列设想。这种努力一方面扩宽了大家的思路，一方面也引发新的争议。而争议的很大一部分便是来源于对上述概念的简单化解读。
其实，这些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不同的面相。本文将试图揭开“夷夏之辨”等被传统的历史叙述所遮蔽的另一种解释及它们对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一、古代中国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或者说华夷观，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之一，它与“天下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下观”滥觞于殷商时期，在周人那里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它将世界由内而外地划为几个层级：《国语》里写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国语·周语》）目前，历史学家对商周时期具体的服事制度是什么样子尚有较大争议，然而普遍认为当时已形成了一种“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的“价值本原”①。王居于天下中心实行统治，周围是臣服于王的四方诸侯，再外则是四方夷狄，这种状况未必是历史真实的描写，而是殷周人对天下秩序的一种想象和认同。因而，“中心——边缘”的层级安排无疑是“天下观”的核心内涵之一。那么，谁在或者应该在中心，而谁又在或者应该在边缘？“华夷观”便是在“天下观”下对此问题的回答与阐发。
“华夷观”产生于西周后期与春秋之际，它将天下划为“华夏”诸邦与“夷”“戎”“蛮”“狄”等部落。②然而它一产生，便有依文化与血统区分的两重含义在内。《左传》中记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披发而祭于野”显然有悖于周人的礼乐文明，所以此地不算华夏，而属于夷狄了。但这些“披发而祭于野”的人并不一定是华夏子民失去了文明，而是他们本来就是西戎。到底是因为他们是夷狄所以不文明，还是因为他们不文明所以成了夷狄，在这里是模糊不清的。
《左传》又记载，“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杞人本是夏朝的后裔：“有夏虽衰，杞、鄫犹在”（《国语·周语》）；“夫杞，明王之后也”（《管子·大匡》）。孔子也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杞人本是最正统的“夏”，然而这里却将其视为夷，是因为它已使用夷礼。可见血统、地域并不是成为“华”的决定性因素，关键还在于是否文明。
《礼记》中有一段话非常有名：“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唐初大儒孔颖达曾注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从中可以看出华夷之别在于“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文化上的区别，文化先进的为中国、华夏，落后的则为夷狄。
应该说，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而以文明程度的差异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念。韩愈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可以说是这种观点最明确的表达之一。它表达了两种观念：首先，华和夷是可以辨别的，而辨别的标准正在于文明的程度；其次，华夷固然有别，是有界限的，但这界限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华夷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也就是说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华夏不文明了就变成夷了，夷文明了就变成华夏了。并不是说中国一定是华夏，外国人一定是夷狄。
日本学者檀上宽指出，“一方面，如果夷狄被中华礼义同化，就会成为中华子民；另一方面，即便是中华子民，如果丧失了中华礼义，则与夷狄无异。”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朝鲜、越南和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内的东亚国家往往也这样看待华夷问题。在传统中国看来，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当然是夷，而它们也长期仰慕中华文化。当它们认为中国已经丧失了中华礼义时，例如明清易代之际，便纷纷秉持这样的华夷观念，自认为因传承了中华文化正统而成为华夏，而中国大地以华入夷，“华变于夷之态”了。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