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乃乔
从本质上来讲，话剧《蒋公的面子》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文学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温方伊在2011年下半年所写作的一部“学年论文”，然而无论怎样，说到底《蒋公的面子》还是当代学院派的话剧创作。2012年5月15号，这部“学年论文”出身的话剧在第五次修订稿的基础上公演后，即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剧场效果，并于2013年成功地进入了商演空间。也正是在这一年，《人民文学》第6期全文刊发了《蒋公的面子》的剧本，对于一位大学本科出身的小人物温方伊来说，此种殊荣无疑象征着国家级刊物所给予她的认同与肯定。
然而，关于《蒋公的面子》公演之事态的发展并不是只是在鲜花与掌声中激情地持续。2013年10月3日，《新民晚报》文艺版记者朱光女士撰文《戏剧应如何表现特殊历史时期》（附后）对《蒋公的面子》及另外两部话剧进行了批评，她所持有的批评立场主要是定位在如此一个命题上：戏剧应如何表现特殊的历史时期。客观地讲，朱光女士的批评话语出场后，其与《蒋公的面子》公演所收获的轰动效应两者之间构成了必要的张力，我们坚定地认为：崛起的戏剧创作呼唤崛起的戏剧批评。然而问题恰恰不是如此简单，朱光女士的批评在刊出之后，《蒋公的面子》则在上海遭遇了禁演。从学理上讲，戏剧创作与戏剧批评的确应该时时处在张力的逻辑关系中，以此相互推动及相互受益，但是如此之结果让当事人均在意料之外。无论如何，也正是在戏剧创作与戏剧批评本然的互动逻辑上，朱光女士的批评话语也在相当敏感的程度上激发该剧导演吕效平教授的思考与回应。
2015年10月，我在韩国全南大学东亚研究所邂逅吕效平教授，学者朋友见面所聊谈的话题依然是学术问题。我深切地感觉到，《蒋公的面子》的创作、公演及其批评已经越出了作品的本体，指向了与其紧密维系的历史、社会、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人格、商业伦理及人文道德等诸种元素。准确地讲，较之于“文革”的八部“样板戏”，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也无奈地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无论这种繁荣是受动于当代中国戏剧发展的时代自律逻辑，还是出于体制评奖的需求或商业演出的获利，总之，戏剧批评则微弱到全然遮蔽于戏剧创作的阴影之下，基本上丧失了批评的有效话语权。这是一个只有戏剧创作而没有戏剧批评的时代。从知识分子的良知所评判，我们也特别不愿意目睹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即那些生活在视像时代的话剧爱好之大众，他们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放弃视像走进剧场空间的现场体验者，我们不希望他们在当代话剧的现场疯狂、玩闹、拼贴与无序的反讽中莫名其妙地过把瘾就死，其结果是对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表现元素的当代话剧所隐喻的历史、社会与美学内涵一无所知。一部优秀的话剧一定需要优秀的话剧批评给予启蒙式的鉴赏，当然话剧创作本身则更需要批评的推动。需要提醒的是，当代话剧在舞台表演形式中杂混了歌舞、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元素，以综合的视觉审美抓取观众的眼球。而《蒋公的面子》则是一部在舞台表演形式上相当纯粹的话剧，这一点很难得。无论怎样，我们在这里把“戏剧”与“话剧”作为两个交集的概念在同一逻辑上使用。
实际上，我们从《蒋公的面子》公演后所遭遇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已经倾听到了戏剧批评崛起的声音。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不把这一崛起的批评声音给予放大，推动戏剧创作与戏剧批评以构成两者之间有效的人文互动，使之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潮之一呢？也正是在这意义上，我邀请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吕效平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宫宝荣教授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麻文琦教授，就《蒋公的面子》及其批评与反批评进行三方对话，当然，在南京、上海与北京的三方对话中，朱光女士是缺席的在场者。此次对话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戏剧创作与戏剧批评走向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