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并非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希腊欠债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高福利，而是超出自己能力举办了一场奥运会。
欧债危机以来，希腊被当成了高福利的典型，但这是真的吗？也有人说，高福利的北欧五国确实成功了，那高福利的南欧却失败了，但人云亦云的事情往往禁不住深入推敲。
南欧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高福利国家，所谓希腊是高福利国家都是赤裸裸的谎言，而且也就是这一两年才被媒体广泛炒作的谎言。其实，世界主要国家的福利程度在学术界早就有共识，那就是北欧高于西欧，西欧高于南欧，南欧根本就不存在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
欧债危机中，希腊几乎成为“明星”国家，但是翻看媒体的报道，几乎都是一边倒地批判希腊的高福利制度。而希腊的福利水平其实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低于北欧五国那些真正的福利国家水平。
媒体并不能全信，特别是西方媒体，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中国入世谈判时，西方也炒作了一阵子“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论调。而当时的中国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而要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至少要人均GDP20000美元，也就是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发达国家最低标准的1/20，即使入世11年后的今日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当时西方媒体炒作中国是发达国家纯属政治需要，这也凸显了西方的舆论霸权。希腊遭遇的就是与当时中国相同的情况。
希腊的福利到底有多高呢？在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0.6%，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英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欧盟27国平均社保支出总额占GDP的26.9%。北欧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更是约占GDP的1/3，这些都远远超出希腊的水平。
可以说，希腊是莫名其妙地“被高福利”了，而在之前的任何经济资料中都没有将希腊当成过高福利国家的记录。民间俗语有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西方舆论霸权面前，希腊不服不行。
西方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希腊欠债了，欠债该如何还，必须削减政府开支；政府开支如何削减，当然是削减民众的福利了。因此，英国、美国都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就是为了让希腊削减福利。希腊人民当然不愿意，因为希腊本来福利就很低，如果再削减那怎么受得了。
2011年的希腊面对高达17.6%的失业率，将近10万的失业人口，福利其实少得可怜，仅仅是发放最基本的退休金和退养金方面希腊就用掉了其福利开支的90%，而用在医疗、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只占3.2%左右。
希腊的失业保险项目只能覆盖极少数的失业人群，失业方面的福利开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失业者，才能申请失业救济金。通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开支与失业率成正比，但希腊的失业保险金多少年来，并没有随失业率增长而增长。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与丹麦、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希腊，家庭仍然是给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庇护的主要场所。
其实希腊的高负债并非因为“高福利”，而是因为举办2004年奥运会的亏损所致。希腊是个小国，其人口不过1100万，这个数字还不及我国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一半，这样一个小国家，却要承办一场奥运会，其财政负担可想而知。
雅典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46亿欧元，这大约是2000—2004年希腊财政总收入200亿欧元的1/4。事后雅典奥运会总开支大约130亿欧元（约合160亿美元），几乎是预算的三倍。雅典奥运会刚刚结束，《经济学人》杂志就替雅典算了一笔经济账，除去商业赞助、门票销售和其他商业活动获得的收入之外，希腊的纳税人还必须承担3亿美元的奥运会组织费用、15亿美元的安全保卫工作费用、70亿美元的其他费用。场馆建设和安全费用的大幅提升是亏损的两大因素。
雅典在“9·11事件”后举办首届奥运会，史无前例的8万安保人员和众多北约舰船出动，希腊人几乎倾其所有用于支付安保费用，平均每个希腊人要为此付出100多美元。雅典奥运会在安全费用方面的支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6倍，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50倍。希腊奥运会也是自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52年来第一个由小国举办的奥运。其结果就是雅典奥运会是自1992年奥运会以来四届中亏损最大的。如果亏损在今后5年通过增税补足，则每年需要征税约5.5亿欧元，相当于希腊2000年财政收入的1/10。这才是希腊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所在。
另外希腊危机也有其他原因，希腊面临债务危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失范的问题。研究发现，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西方的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五国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而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五国基本都是极端多党制。比如，希腊危机爆发时的议会产生于2009年10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组成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60人，新民主党91人，希腊共产党21人，人民东正教阵线15人，激进左翼联盟13人。爱尔兰也是极端多党制国家，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超过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众议院共有6个政党享有席次。在意大利，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30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有10个。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就越差，国家欠债也就越多，管理也最乱。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国家举债，比如美国虽然设定了政府债务上限，但这一上限在过去十年被上调了10次，完全成了摆设。
希腊作为典型的极端多党制国家，社会管理能力极差，其共同的表现就是黑社会横行，地下经济发达，偷税漏税严重。日本、意大利等极端多党制国家都是举世闻名的黑社会国家，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政治人物都难以上台。在意大利，黑社会已经成长为第一经济支柱。同样，希腊也是如此，比如希腊政府对人口走私问题置若罔闻，许多专门拐卖妇女儿童的蛇头都把希腊当成了欧洲人口走私的中转站。
希腊地下经济规模巨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位居第一。希腊“全民逃税”，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0%。据估计，不向政府纳税、不为职工办理任何保险、无法纳入政府正常经济统计系统的“影子经济”，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在希腊，如果病人上私人诊所看病，最好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另外，大多数医生不会给病人开收据，这样就可以逃税了。去年，希腊政府做过一项调查，在雅典一个高收入社区的150名医生中，超过50%的人说自己年收入少于3万欧元，甚至还有三十多人居然说年收入少于1万欧元。这样的结果让财政大臣疑惑不解：就凭那么少的收入，你们怎么可能住豪宅、开名车、养游艇，还把子女送往贵族学校念书？希腊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说法：希腊是一个挤满了富有群体的贫穷国家。
政党越多的国家，选举越频繁。在意大利，总理的平均任期是一年，日本也是“十年九相”。极端多党制国家的这种频繁选举，费用也非常高。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
另外，希腊民主制度也导致公务员福利最高。西方国家都面临着民众投票热情不高的情况，很多大选民众投票率都不到一半，因此投票率较高的公务员成为各政党争夺的票仓，因此都向公务员许以各种承诺，公务员待遇过高成为多党制国家的通病。
在希腊，公务员不仅有法律保障的铁饭碗，还能享受超高福利，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一年领取14个月的养老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公务员的待遇，而不是普通民众，我们很多媒体在说希腊高福利时都引用这个案例，其实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希腊，政府部门中的公务员数量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是英国这一比例的5倍，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劳动人口，希腊的比例会更高。因此希腊面临的不是“福利病”，而是“民主病”。
总之，希腊发生债务危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这些原因中并没有高福利一项，因此高福利绝对不是头号因素。其他欧洲国家炒作希腊福利过高，其实是为希腊削减福利创造借口，这如同当年中国“入世”时将中国炒作成发达国家一样，背后都是舆论霸权在作祟。
但削减福利绝对不是上策，相反却是导致希腊经济衰退、迟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国际经验早就表明，一个国家福利越高，抗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强，因为当一个福利充足的国家，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个国家就不会产生过度的需求萎缩，因此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现代社会经济危机发生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其危害程度也没有降低，但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那种灾难性局面，其根本就在于现代国家都健全了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希腊在经济危机时发生了经济衰退，其实就是因为希腊的社会福利水平太低所致。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巴巴拉·韦斯说：“希腊这些南欧国家在失业保险方面，比欧洲大陆福利国家和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要少得多。这也是北欧福利国家在应对当前的危机时，远比希腊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后者则不能。”当前希腊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持续衰退，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不是因为福利过高，反而是因为缺乏福利保障而导致的消费低迷。
但是，2010年，丹麦赤字仅为GDP的2.6%，政府债务规模从未超过GDP的60%这一上限，芬兰赤字仅占GDP的2.5%，并且瑞典、挪威都有财政盈余。而且北欧很多真正的高福利国家都有着明星般的经济表现，因此福利并非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