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泾波替司徒雷登探路，提出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转变；毛泽东为黄华掌舵，详细指示谈判事项；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一次接触，黄华要求美国撤走驻青岛的军舰
司徒雷登伸出试探的触角，得到中共方面的迅速回应。黄华一到南京，就根据周恩来交待的任务，组建外事处，开展工作。5月6日，司徒雷登派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出面找黄华。傅泾波是黄华在燕大时的同学，也是司徒雷登的心腹，多年来一直追随司徒雷登左右。次日，傅泾波与黄华见面。老同学见面，没有多少寒暄便直奔主题。傅泾波说，一年来司徒雷登渐渐了解过去对国民党认识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乃铸成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被调回国的错误。故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与中共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同意。
傅泾波还对黄华说，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并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在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现在是“美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较换个新人好些。”
黄华表示，与司徒雷登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痛极深，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的秘密使命是受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黄华将与傅泾波谈话的情况立即报告中共中央。5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央致电南京市委，对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一事作了详细指示：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得到中央的批准后，黄华于5月13日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大使官邸。这是师生在时隔数年后的再次重逢。1946年黄华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两人曾经见过一面。然而此刻，一方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一方是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代表，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事实。落座之后，黄华仔细端详着昔日的“校长”，还是那宽阔而突出的前额，又瘦又高的身材，但头发已稀疏了许多，深陷的眼窝中透出疲惫的神态，显出几分苍老，毕竟是74岁的人了。
黄华先向司徒雷登询问解放军战士进入他的住宅的情况。司徒雷登谈了当时的情况，说，有几个年轻士兵进来了，他见到了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好。他说话的语调平静。黄华听毕表示，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自将保护其安全。这一点他尽可放心。
司徒雷登接着黄华的话说，美国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加中国的内战。他已经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蒋物资，待上海解放后移交解放军方面，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黄华回答，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为了摸清美国方面是否有直接出兵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黄华提出，美国既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其后，司徒雷登又派傅泾波两次去见黄华，保证司徒雷登对上次所谈军事问题字字负责，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驶离青岛，撤往日本等地。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美国舰队即行撤走；解放军打到别的地方，美国舰队也自该处撤走。现在美国舰队的中心已不在中国。黄华责问台湾附近何以仍有美舰，并说，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美国如愿意恢复中国人民对它的好感，打开双方外交关系，首先须撤退一切在华武装力量，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美方解释，台湾基隆港附近的美国军舰是过路性质。美国的这些姿态表明，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会晤，引起了留在南京的各国外交使节的一片哗然，纷纷传说司徒雷登已与中共取得联系，要求其他外国使馆同美国一致行动。还传说黄华带来了周恩来的信件，引起了其他使节的怀疑，纷纷要求与黄华见面。为了不致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解开各国使节的疑惑，黄华又把在南京的所有外国使节召集起来开会，重申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以及对待留在南京的各国使馆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回答了使节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黄华与司徒雷登举行第二次会晤，实际上北平与华盛顿在较量；司徒雷登提出访问北平，会晤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司徒雷登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邀请信，而华盛顿指示任何情况下不得访问北平
6月6日，黄华约请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外事处进行第二次会晤。会晤一开始，司徒雷登就提出了他本人去上海和回美国的问题。黄华不慌不忙地告诉他，可以按侨民身份到外事处提出申请。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司徒雷登转达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他说，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曾允许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再归还中国。但对日和会因种种原因迟迟没有举行，何时召开无法肯定。
渡江战役后，毛泽东开始筹划解放台湾的问题，同时他也担心这时美国出面拉上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和约。因此，他在6月3日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的复电中，特意加写了这样一段话：“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华严正回答司徒雷登：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人民从未承认，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
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要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说到这里，司徒雷登连忙表白，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就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如今后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他迁，可以肯定申明美国代表不拟随同前往。但是，中国目前尚无一个新政府成立，美国方面没有承认对象。现在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故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原来，5月间，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电报，提出美国在外交上承认新政府的三个条件：1、实际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2、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3、其政权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司徒雷登的这些话，无疑是艾奇逊三个条件的翻版。
黄华坦诚地谈了个人对形势的看法，估计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并说，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我方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在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所以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对美对蒋的援助问题，司徒雷登辩解说，现在所运来的，为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来的，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
司徒雷登还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如中美关系有第三者出来协助亦有好处。在一旁的傅泾波补充说，中美关系获得解决，可以成为改善苏美关系的跳板。黄华马上否定了第三者介入的必要和可能。
司徒雷登又说，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声明，他以个人身份，希望中共今后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新政府。黄华当即加以驳斥，指出中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许外人干涉。傅泾波又问，中国究竟是先工业化抑或先共产化。黄华毫不客气地反驳道，你的提法不对，中国人民今天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且这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同样不容外人干涉。这次会晤在凝重的气氛中开始，又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
6月8日，傅泾波再次求见黄华，转达司徒雷登对上次会晤的意见。司徒雷登认为，美国现在很难对同新中国的关系作出正式表示，需回国后努力争取，但他需要知道中共中央更高层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此前司徒雷登曾接到美国副国务卿魏伯的来电，希望他能在返美前到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并顺便看看燕大。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希望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见面，与中共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接触，了解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看看燕大。黄华个人以为美国对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尚未作出明确表态，所以司徒雷登前往北平的请求不会得到中央同意，因而以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不便为由加以婉拒。
毕竟事关重大，黄华随后立即将司徒雷登的要求上报中央。出乎黄华意料的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的请求，只是认为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为好，遂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于是，陆志韦于16日致信司徒雷登，说明已“晤见周先生”，周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中共领导人已知“你有来访燕京的兴趣，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
这时司徒雷登通过别的途径，已经知道黄华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专门派来同他联系的，也已经将他访问北平的要求转告中共最高领导层。但司徒雷登接到陆志韦的信，心中仍有疑惑，于是在6月27日派傅泾波会见黄华，说明司徒雷登以前曾希望来北平，现因返美行期迫近，如北平同意他去燕京，请早决定。为节约时间，希允许他乘留在南京的美国飞机前往。希望黄华电告北平，问明中央的意见。
黄华立即发电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指示，准许司徒雷登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为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他如来京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他借口不乘飞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翌日，黄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通知司徒雷登，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所希望的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
司徒雷登得到中共方面准许他访问北平的答复后极为高兴。他在6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周雨康（译音）从北平返回。……得知黄华是因为我而被派到这里来的——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要求——毛表示我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黄华显然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
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傅（指傅泾波）拜访了黄华，被告知收到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的一封措词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他说毛、周衷心欢迎我去，但明显重申这一消息是他下午时带来的另一封电报——黄华来了，带着那封电报，呆了大约一个小时。”
司徒雷登同时也向黄华表示，美国国会将于7月底休会，时间上恐怕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随后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他前往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晤谈的理由。他说，北平一行会使他有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消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开明的反苏派势力，并“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当然，他对此行也有顾虑，那就是可能在国内引起批评，使国务院为难；美国的盟国可能感到美国率先破坏了对付中共的统一战线而引起非议；此行会提高毛泽东和中共在国内和国际的威望等等。但他提醒国务院，总的来说，此行还是有意义的。他强调说，毛、周和黄华都“非常希望”他能成行，并等待答复。他希望国务院尽快作出指示。同时，司徒雷登也在积极准备北平之行，并通知在北平的朋友们，说他有可能去北平。在此期间，通过黄华的特别安排，司徒雷登还对上海进行了短暂访问。“我对共产党统治初期的上海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控制是有魄力的，胜任的，也是廉洁的。”
讵料这时美国方面又出现波折。6月25日，16位共和党议员和4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杜鲁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不要承认中共政权。为此，美国政府接到司徒雷登的报告后，立即进行了紧急磋商，认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并在国内引起反对派的攻击，于7月1日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第二天，司徒雷登派傅泾波来告黄华，已接到艾奇逊的电报，要他必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他回国短暂停留后便会返回中国，届时可去北平。黄华当即不卑不亢地表示，北平是根据司徒雷登的请求才同意他去访问燕京大学的，去与不去由他自己决定。傅泾波又问，司徒雷登返美后如何保持联络？黄华断然回答，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司徒雷登与北平保持联系的另一条渠道，著名民主人士陈铭枢将军担任信使；访问北平计划落空后，司徒雷登仍然得到来自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要信息；毛泽东重视中美关系，精辟解释“一边倒”方针
在通过黄华与中共高层加紧联系的同时，司徒雷登还试图通过陈铭枢、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建立起与北平的第二条沟通渠道。
陈铭枢，字真如，广西浦北(原属广东合浦)人，原粤军重要将领，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30年代曾与蒋光鼐、蔡廷锴一道，带领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和发动福建事变。后脱离军界，从事反蒋民主活动。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铭枢作为民革一部分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应中共方面的邀请前往北平参加政协筹备会，6月10日途经南京时拜会过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认为，陈铭枢是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恳切邀请下访问北平的，一定会给他提供“可靠的有关共产党人意图的第一手材料”，所以请陈铭枢向中共最高层了解对美政策方面的问题，并委托陈铭枢向中共方面传递五点内容，其中重要的两点是美国相信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和要了解中共是否尊重联合国宣言所列举的人权，是否会去发动世界革命。他还对陈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
6月24日下午5时，司徒雷登向华盛顿报告说：“我已间接地得到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司徒雷登7月初接到国务院不允许他去北平的指示后，自然十分惋惜失去了一次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的机会。7月6日，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报告，他将在7月12至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以便从他那里了解来自毛泽东、周恩来方面的消息。7月9日，陈铭枢会见了司徒雷登，向他介绍了在北平与毛泽东等接触的情况和自己对中共领袖的印象。见惯了国民党官场腐败的陈铭枢，对中共领袖的新作风新气象赞不绝口，他对司徒雷登说：“当一看见毛先生的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
对于司徒雷登最关心的中共对美国政府的态度，陈铭枢也根据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向司徒雷登作出说明。陈铭枢请司徒雷登注意，中共对外政策原则立场有两方面基本内容：一方面，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针对司徒雷登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的怀疑，陈铭枢提示司徒雷登：“要理解毛泽东先生和他的党对中国未来所担负的这种使命，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理解前述两项主张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在同陈铭枢谈话时专门阐述了他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毛泽东很关心中美关系，中共对司徒雷登寄予了“希望”。希望美国从今以后不再在中国援助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像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那样行事和制定政策，如果美国能像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美国。
陈铭枢把毛泽东的这些意思忠实地转告司徒雷登，同时还对后者说，毛泽东还曾特意交待他，请司徒雷登先生仔细读读他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他将从中知道中共方面的态度。讲话中提到，中国愿意在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毛泽东还解释道，“美国”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称法是有区别的。“美国”是指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至于“美国帝国主义”，则是指美国政府中那些制定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的人。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美国方面最大的担心，莫过于新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在与陈铭枢的谈话中详细解释了“一边倒”的政策。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原意，陈铭枢向司徒雷登解释了“一边倒”的准确含义。“‘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将是一种侮辱。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决不可能有依赖别人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在向陈铭枢实际上是向司徒雷登解释“一边倒”时，还列举了美国的例子来说明民族立场和政治路线不容混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政治路线与英、美不同；然而，从民族立场的观点出发，俄国却能够同英、美并肩战斗。另一个例子是你们的华莱士先生，他对人民深怀同情，这自然与杜鲁门总统的立场相反。尽管如此，却不能说华莱士先生在美国的民族立场这一个问题上同杜鲁门总统有分歧，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必定有着深厚的爱国热情。”同样，“现在的中国革命，除了要根除封建和买办的影响，抛弃所有的外国锁链之外，还必须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尊严。我们必须赢得一个长久的和平建设时期，必须取得一个强大的地位。”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深意的。
习惯于从字面上了解中共政策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共方面的这些意见当然听不进去。他在仔细研读了陈铭枢与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后，作了完全片面的理解甚至是误解，认为中共方面没有任何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象，美国全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努力已告失败，从而感到十分沮丧。
这样，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的接触，因美国政府缺乏诚意而毫无结果。
司徒雷登与黄华的最后一次会面中，表示“看发展情形再谈”；司徒雷登自称在华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可他回国后的命运更是“捉摸不定”的；而黄华却成为22年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见证人
6月底，司徒雷登开始为撤离做准备。7月25日，司徒雷登为办理出境手续，又与黄华谈了最后一次。
司徒雷登问黄华，中共方面对美国今后对华政策有何希望。黄华说，现在谈不到希望你们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内战，并组织所谓的“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自将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政策。司徒雷登仍继续为美国政府辩解，说“美国政府最近将来也不需要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发展情形再谈。”他还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美国政府迄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或支持，故没有责任。他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评论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
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因解放后我对外侨案件的处理及劳资纠纷，甚感不安，不知当局是否不希望美侨留华。对此黄华答道，我方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华的守法者，均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对犯法者当依法处理。他提出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司徒雷登呆在中国的最后一段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呆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不舒服的、捉摸不定的，令人烦恼而灰心，甚至叫人担惊受怕。”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携傅泾波一行8人，乘美国运输机悄然离开中国，按指定的航线由南京飞冲绳返美。
就在司徒雷登离华的第3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白皮书除了污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外，还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打内战提供军事援助的绝密资料，把内战失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而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毛泽东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评论，揭露白皮书的虚伪和反动实质。毛泽东把司徒雷登称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并以他特有的辛辣和幽默写道：“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4天，美国政府也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中美两国的关系从此进入了长达22年的相互敌视和隔绝的时期。
司徒雷登回国后，曾期望能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重视，但在外交界本来就没有根基的他，却处处受到当政者的冷遇。在美国朝野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中，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也是备受攻击的人物。尽管在美国司徒雷登也曾发表谈话，赞扬人民解放军的严明纪律和中共领导人的良好精神，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破产，李宗仁太软弱而且无权，共产党必然成功。但他对新中国基本上还是采取了一种敌视的态度。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致信杜鲁门总统，请求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杜鲁门接受了司徒雷登的辞职。12月31日，司徒雷登正式结束了他驻华大使的三年任职，息影政坛，隐居郊外，在寂寥冷漠中渡过自己的晚年。这个在中美关系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于1962年在华盛顿寓所中悄然辞世。
时隔20余年，作为当年中美秘密接触的主要当事人，黄华亲身经历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7月9日，他派遣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在前去机场迎接的有数的几个人中，就有黄华。随后他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的会谈，还陪同基辛格参观了故宫。1978年7月，中美两国开始建交谈判，当时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黄华是谈判的中方代表。12月16日晚，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宣布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黄华陪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年，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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