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藏族，却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生活了20多年了，这里的人们对我很好，还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十多年前被推举为杭州市的政协委员。说来也巧，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是政协委员。
1956年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和西藏地方官员在一起。左一为詹东·计晋美
姑爷爷詹东·计晋美和父亲孙格巴顿
我们老家在西藏日喀则的谢通门地方，我的姑爷爷（父亲的姑父）詹东·计晋美是西藏上层中很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在九世班禅时期，曾任班禅行辕秘书，班禅驻重庆、南京办事处处长。1923年九世班禅出走内地后，年轻的姑爷爷也随后到了内地，一直追随九世班禅。九世班禅圆寂后，又辅佐十世班禅。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解放在即，蒋家王朝即将覆灭。这时的国民政府极力拉拢、诱骗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主要成员，企图把班禅和堪厅迁往台湾。作为堪厅的主要成员的詹东·计晋美毅然决然作出了决定：“不去台湾，留在西北，审时度势，视情而行。” 当时十世班禅才满11岁，虽然不可能决定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但他在长辈的影响下，明确表示：我是藏族人，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爱故乡，绝不离开生我养我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姑爷爷协助解放军进藏，1951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副指挥员，从西北进藏。1952年任班禅堪布会议厅主任、扎萨，是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一位具有长远政治眼光的元老。1956年姑爷爷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兼日喀则专署专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9年1月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父亲向十世班禅大师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
我的父亲孙格巴顿也是当年班禅堪布会议厅的重要成员之一，父亲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院边疆政治系，曾任十世班禅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专员，是早期班禅堪布会议厅中惟一的一名大学生。父亲曾参加过九世班禅洛桑土登·曲吉尼玛转世灵童的寻访和灵童认定的全过程，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前，父亲一直协助他在扎什伦布寺的工作，还参与了班禅圆寂后事的处理。
父亲经常给我们讲当年的故事。1949年春天，当国民政府土崩瓦解，国民党机关纷纷南迁四川，班禅办事处也随之去了重庆。这一年时局动荡，政治局面十分复杂，常有国民党特务出入班禅办事处，班禅堪布会议厅内部争论也非常激烈，国民党政府动员年幼的十世班禅和班禅办事处的主要官员去台湾，许诺如果去台湾则任命包括父亲在内的主要官员为政府高官。那时政局非常紧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从局势分析，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尚不尽知的情况下，何去何从？幸运的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班禅办事处摆脱了各种势力的重重纠缠，及时收听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将军对十世班禅真诚的讲话。同年班禅致电党中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党中央，维护祖国统一。从那天开始，大家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解放的那一天。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那一天，父亲紧紧握住了地下党代表的手说：我们终于在黑暗中熬出了头，感谢你们地下党。那天父亲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为受苦受难的人们重见天日而欢呼跳跃，并代表十世班禅和西藏所有的爱国人士参加欢庆重庆解放的活动，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全中国。
我(左一)和父母及妹妹。
那时父亲连夜以班禅大师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向刚刚复刊的《大公报》和《新民报》等各大报社发表书面谈话，这一举动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尔后，父亲当选为重庆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并出席了重庆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父亲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几天后中共西南局委派天宝、楚图南、柴成文（二野司令部秘书长）同志先后与堪布会议厅官员谈心，从各个方面给予了关心和照顾。天宝同志还请父亲组织在渝藏族参加庆祝重庆解放的大游行。
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1951年5月在西南军区礼堂，由中央军委李达参谋长主持举行了献金仪式，父亲代表班禅堪布会议厅，将原班禅驻京办事处结余的公款150两黄金献出，以此慰劳、支援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后勤部部长陈明义代表进藏部队接受了黄金。同年10月1日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致电党中央，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党中央。与此同时，父亲还与姑爷爷詹东·计晋美等一起，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实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一光荣的任务。1950年元旦晚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在重庆市礼堂设宴招待班禅办事处主要人员，当时刘司令员还特意向大家介绍了进藏部队十八军的军长张国华与大家认识。宴会后，张国华亲切地与大家座谈了有关西藏的问题。
回首往事，当年父亲率领原班禅办事处人员留渝迎接解放，是很好地贯彻了班禅拥护共产党，拥护大军进西藏的精神，意义重大。当然这更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1961年全家在北京合影。
1956年5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父亲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以及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等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不辞辛苦经常深入四川甘孜、阿坝和凉山三个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对那里的文教卫生、文物保护等多方面工作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针对四川省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比较落后，父亲建议中央要对这三个少数民族地区在财政上计划单列或专项支持，以便使这些地区尽快和邻近省市得到同步发展。
“文化革命”中，姑爷爷和父亲因为都是堪布厅的高官而受到冲击。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世班禅和姑爷爷詹东·计晋美及父亲都得到了平反。从1978年至今父亲一直在四川省政协工作。他先后任第四、五、六届四川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现在父亲虽然已到了杖朝之年，但他仍然身兼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对工作依然兢兢业业，那股精神一直被我视为楷模。为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父亲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的是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关怀和信任。
1989年1月，父亲跟随十世班禅前往西藏，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扎什南捷落成开光典礼。在那些日子里，由于班禅工作十分繁忙，为发展宗教事业他日夜操劳，父亲常提醒他注意身体，他却为之付出了自己毕生精力和智慧，永远地离去了。父亲参与了料理十世班禅大师的后事之事。
拉萨与杭州的友好使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杭州的媳妇，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安了家。1992年至今我一直荣任杭州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作为一名藏族政协委员我非常自豪非常骄傲。
我的父亲和母亲
1992年我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杭州民革市委会委员和支部主委。1987年杭州市民族团结促进会成立后，我被推荐为副秘书长。杭州市有46个民族，他们就像绽放的46朵鲜花，为杭州增添着绚丽的色彩。自从我担负起政协委员后，就积极履行着委员的职责。我身在杭州很关注第二故乡杭州的经济发展，更是时时关心家乡新西藏的变化，时常牵挂着家乡西藏的父老乡亲，只要有空我就回到雪域高原去看望生活在那里的亲人和父老乡亲。近年来老家也常有人来杭州看我，他们给我带来了家乡的土特产也带来了家乡的问候。吃着家乡的特产、听他们讲家乡的巨变，心里美滋滋的。
1985年杭州与拉萨结为了友好姐妹城市，多年来两市在经济技术项目上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双方党政代表团也曾多次互访，每到此时我都会抓住时机，尽自己“匹夫”之责，先后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巩固发展杭州和拉萨两地经济互补，促进两市友好往来的设想》和《建议在杭州开设藏医院和开设藏医门诊的设想》等建议，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首肯。近年来，杭州与拉萨不断加强经济和技术往来，如今在拉萨街上随处可见到浙江援建的高大建筑和浙江商人，在拉萨随处可见到杭州的丝绸和龙井茶等，而在杭州的大药房里也可看到来自雪域高原的藏医藏药和土特产品。
“我要在杭州宣传拉萨，在拉萨宣传杭州，做一名藏汉的友好的使者。”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一条五彩的雪域天路正展开着宏图，这一切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喜悦，更是一种希望，一种民族强盛发达的希望。我要为故乡西藏的巨变而自豪，也为杭州的经济腾飞而骄傲。
祝福杭州吉祥如意，祝福拉萨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