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会计学大家杨时展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会计的“受托责任”学说和有关会计发展、审计改革的贡献，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为此，正值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杨先生的家乡人和一名普通的会计工作者，笔者采访了杨先生的亲人及同事，披露有关杨先生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以求共同缅怀这位中国会计史上的杰出大家。
一、生平考证
杨时展先生于1913年11月生于浙江宁波某旧军人家庭，祖籍衢州，1924年其父亲被派遣驻防新昌，故随父母定居新昌，遂为新昌人。杨先生曾就读于新昌南明小学，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现新昌中学前身)；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同年到新昌民众教育馆从事平民教育工作；1932年进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学习，同年在大学就读期间积极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36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同年末，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类)考试，以笔试第一、综合第三的优异成绩，分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1937年，为照顾家庭，调浙江财政厅会计室，1938年任浙江财政厅会计主任；1943年兼授国立英士大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课程；1944年任浙江省会计处专员室主任，于1945，年春应国立英士大学之聘，任该校正教授，同时兼任会计专修科主任，1946年改任英士大学经济系正教授；1948年秋，他因参加过1947年的反内战、反饥饿、返迫害大游行并救助过进步学生而被追查，前往广西桂林，是年冬天，应广西大学之聘，任会计银行系教授；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底彻底平反；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了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的第一批人才；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2年国务院授予其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二、家庭传奇
一位豁达耿直的好父亲。杨时展先生的父亲杨辅庭、又名杨左江，是早期孙中山革命的追随者、辛亥革命的优秀战士。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征战南北，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征讨军阀孙传芳，在国民政府任过职，后安居浙江新昌小县城，被人尊称为杨哨官。据传，解放前的新昌是一个多绿林好汉的山区小县，许多人因战乱被逼为盗。杨先生的父亲驻防新昌后，在对强盗、匪贼的拘捕管理中区别对待，对被逼为盗的，捕后给予一定补助后劝其弃恶从良；而对一些主观强盗，捕后必定加以严惩。自从“杨哨官”到新昌任职后，新昌的治安形势明显好转，居民们安于劳作，相安无事。杨先生的父亲是一个乐善好助、豁达开朗的人，接济过许多穷人，也能接纳进步思想，有许多进步人士与其为友。抗日战争爆发后，其家成为抗日进步人士聚集的场所。1938年其父去世后被葬于新昌的革命英烈墓群之中。
一位尽责的好兄长。杨先生家有姐弟兄妹五人，杨先生排行老二。其姐杨静芝，1932年曾接替杨先生从事民众教育馆工作，后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其姐夫是黄埔四期学生；三妹杨曰吟，一生贡献给了新昌中学的教育事业，终身为师；四弟杨时俊，参加革命后更名为陈山，被称为战士、诗人和剧作家，曾担任浙江省作协文联副主席；五妹杨曰筠(仍健在，现住上海)，曾是上海某普通的街道干部。在杨家，杨先生虽排行老二，但作为长子深得父母疼爱，又因杨先生小时候擅长读书，姑姑对他也喜爱有加。但随着父亲的退职，家境渐落，杨先生不得不较早地承担起家庭责任。杨先生读高中时，家庭开支仅靠母亲做手工活挣钱维持已经十分困难，还时不时还需要接受姑母的资助(姑母经杨先生部下介绍，嫁给了杭州某金姓大家，后因姑父早逝，族群的挤压、战乱等原因，迁居新昌)。但杨先生发奋读书，获得的奖学金除支付读书费用外，全部寄回新昌贴补家用。1931年，杨先生高中毕业，为分担家庭压力，他并没有急于选择进大学读书，而是毅然回到新昌，到新昌民众教育馆从事平民教育工作，宣传抗日。同时，回新昌后，杨先生对弟妹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教育，为弟弟今后成为记者、诗人、剧作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32年，大姐杨静芝有了一个女儿，取名杨宜诚(杨宜诚1949年6月参军、当过苏联专家的翻译，195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毕业、后任教于东南大学，现住绍兴)，这是杨家最早诞生的第三代。但由于特殊原因，杨宜诚的父亲并没能承担起抚养女儿的责任，弃母女而去，杨先生作为舅舅毅然担起了外甥女的教育和抚养责任。1932年，出于免缴学费并减少家庭负担的考虑。杨先生毅然报考了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选择了财政会计专业。此时，杨先生已经开始了对受托与责任的思考，萌生了受托责任学说的雏形。杨先生在读大学期间仍是杨家经济的主要支撑者，以后无论是在南京政府供职，还是到省财政厅任会计主任，他都带着自己的亲人，时刻体现出作为儿子、兄弟、舅舅的责任，即便在其受到迫害、只身逃离杭州、前往桂林后他仍未忘却这种责任。
极具传奇的好兄弟。杨先生之弟杨时俊(1917年4月至1997年4月，后更名为陈山)被称为战士、诗人、剧作家，有着传奇的一生。1932年新昌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具备较好的文学功底，杨时俊担任过乡村教师、记者等；1935年，他联合嵊县、新昌进步青年建立进步文化团体——南鹿学社，并被推为理事；1936年发起组织民众剧社，后扩大组成抗日流动宣传队，深入城乡公演救亡话剧，发动民众抗日，当时，杨时俊与俞菊生、叶宗淦、俞元亮被合称为“新昌四杰”；1938年3月，参加新昌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在绍兴促成三区政工队重新成立，并任中共绍兴县工委委员兼三区政工队中共联合支部书记；1941年，任《浙江日报》记者，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开始发表新诗，是中共永康县委派人报社的地下党实际负责人，同年冬被捕，后冒死越狱，并通知组织和同志转移。
1942年后，杨时俊先后担任三北游击司令部四明山总办事处副主任、中共鄞慈县委代理书记和办事处主任、上虞县l临时办事处主任、统战部长、武装部长、代理县委书记。解放后，杨时俊长期担任文艺领导工作，1949年9月，被选为军队代表参加全国首届文代会，为中国文联及中国作家协会基本会员。他曾担任南京市文联秘书长、华东文化部党组成员、作协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并曾与黄源、伊兵等一同创造性地改革越剧，编写并出演越剧现代剧《儿女英雄》，写出战歌体长诗《浙江潮》和新越剧《红灯记》、《北撤余音》等，其中《红灯记》获华东野战军全军文艺首奖。杨时俊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并结成诗歌10部，其中已出版的有《救亡诗抄》、《浙江潮》(后改名《北撤行》)、《渡江战》、《开国集》、《报国集》、《星际时代的开始》、《擂鼓集》7部。此外还著有大型诗剧《中国海》、新编历史
京剧《梁红玉》，以及大量诗论、剧论、散文、回忆录等。
三、杨家的天伦之所，革命的聚集之地——王家塘5号
杨先生的父亲是军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军阀割据，战争不断，因此杨先生一家一直生活在动荡和漂泊迁徙之中，直至1924年其父亲被派驻新昌县城后生活才得以安宁。此时，他们租住在王家塘5号，这里是杨家最享天伦的地方，也是父亲杨辅庭的终身归宿。王家塘巷是距离新昌县政府办公地点不过几十米远的一条小巷，出新昌县府，进入县前巷，右拐进入王家塘，再穿过一个小弄堂便到了王家塘5号正屋。这是一座面北的二层砖木结构房子，三开间，做工考究，一眼就能看出主人不俗的财力，中间是南方传统的堂屋，正屋左边也是二层砖木结构的偏房，正屋的前面是一个大天井，再不远处便是一片诺大的桑园，旁边还有一座静穆的基督教堂，咋看好似一派田园风光。王家塘5号原来是某天台大烟商的房子，杨先生的父亲为便于工作租住在此。后因姑父(郁达夫夫人王英霞的叔叔)早逝，姑姑一家因受到族群挤压、战乱等原因迁居新昌，随杨先生家一同租住在此。表弟金望平是新昌早期的地下党员之一，是建国后新昌中学的首任校长；表妹在杨先生的影响下，在浙江大学从事会计教学。
由于杨先生父亲的豁达，王家塘5号也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聚集、谈国论事的好地方，在这里可以毫不忌讳地谈论毛泽东、共产党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怒潮席卷中华大地，这里更成为了新昌抗日宣传的据点。当时弟弟陈山、俞菊生、叶宗淦、俞元亮(当时号称“新昌四杰”)经常在这里聚会，还有吕家振(1916年－1967年，新昌人，早期共产党员，早年在上海打工，接受过话剧和电影艺术的熏陶，先后任省歌剧团团长和省越剧一团团长)等抗日先驱曾到杨先生家做客，或排演节目(如在此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一系列剧目)，杨先生的弟弟陈山等成为了主角，妹妹杨曰吟、杨曰筠等也曾参加演出。王家塘5号一度成为宣传革命、主张抗日的活跃场所，杨先生则与其父亲一样，成为王家塘5号人们生活的忠实保障者。
四、至诚执着，人生无悔
杨先生的一生可以说充满艰辛与坎坷，他经历了家境的起落，外敌的入侵，社会的动荡、战乱，还饱受了解放后被错划右派、“十年浩劫”的磨难，品尝过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感受过人民解放、改革开放的舒心，但不论悲喜，杨先生对人生真诚的追求依然执着，对党的信任、对为人民服务的信条更是痴心不改，对自己至诚执着，无怨无悔。
早在1931年，杨先生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就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是读书还是工作?为了家庭，为了提高平民素质，为了抗日战争，杨先生毅然来到新昌民众教育馆，参加平民文化教育，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2年多时间里，他担任教员，为提高新昌民众的文化水平、宣传抗日倾心尽力。其间，在他家里先进青年们频繁聚会，杨先生对青年们也给予了生活上的关心与经济上的支持，充分表达了救国愿望。1932年，他面临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出于追求事业和减少家庭负担的双重考虑，他没有考虑其他大学，而是毅然报考了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并选择了财政会计专业，从此与会计终身结缘。毕业后他先后在国民政府、浙江省财政厅工作，还曾担任会计专员，兼任会计教学任务，当时其名声已大。在英士大学期间，即便他因支持进步学生而受到排挤与追查，但始终没有放弃对会计事业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杨先生将满身热忱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针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建言献策。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他曾直书毛主席剖析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而被错划为右派，当时杨先生44岁。这一划就是22年，可惜，人生最辉煌的时间就在这种批判与劳作中度过，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都很难得到保障。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他仍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并坚信真理总能为人所接受。直到80年代恢复工作为止，他从未向组织申辩过。在与家人、朋友的交谈中，对这段历史他并没有计较，而总是笑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相信共产党的自纠能力，假不覆真，人生无悔!恢复工作后，杨先生将更大的精力投入改革开放之中，可谓老骥伏枥，为中国的会计、审计事业建言献策。
五、人生无小事，理论有大成
杨先生是一位为人谦逊、治学严谨并有理论大成的人，他的“受托责任学说”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受托责任学说指出，任何个人和单位，接受了委托人的资金、资源，具有代为保管和运用这些资金和资源的权利，就应对委托人负起责任：以最大的忠诚，最使委托人满意的方式；运用受托的资金和资源，完成委托人托付；向委托人报告，请求解除责任。这种责任是因受托而引起的，就叫受托责任。同时，杨先生还认为，所谓委托人，就是人民、股东、捐款人、其他各种出资人，而受托人，则是政府、董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其他各种受资人。他从受托责任出发，对会计本质定义、，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会计教学体系的完善等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甚至还对共产党的公仆论及为人民服务的论述也作了深入理解!为此，从受托论出发，杨先生注重自身修养，视人生无小事：杨先生在民国时期担任专员办主任时经常要下基层。但他从来不乘坐轿车，而是穿着“草鞋”下基层；在回到新昌拜亲访友时，杨先生必先通知，到家门则先轻敲、后脱帽并鞠躬，其称之为知礼节；杨先生十分注重节约，他穿衣、吃饭等都非常朴素和简单，青布衫、打布丁在他身上时常可见，他死后连坟墓也未建，可知其淡泊，而对学生朋友则十分慷慨，视人生无小事，真正做到了“修己爱群”。
六、人生易苍老，促统情难易
杨时展先生是武汉早期的民革成员，曾担任武汉市民革主任委员、湖北省民革副主任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随着两岸统一企盼的进一步升温，1993年10月，年届八十高龄的杨先生不顾年老，抓住学术交流的机会应邀访问台湾，拜会了自己耐老师陈立夫先生(1932年，陈立夫在中央政治大学讲授《唯生论》，其深入浅出的讲解给杨时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陈立夫先生以师生情、同乡情和曾在英士大学任教授的感情加以宣染，希望老师能在促统上作出贡献，真可谓是人生易苍老、两岸的统一情难易。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与台湾管理会计学会的李宏健先生、东吴大学棱长蒋孝慈(原名章孝慈、蒋经国的儿子)先生等进行学术探讨，在以学术促交流、以交流促统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七、亲情、乡情、人间晚晴
杨先生对新昌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虽不在新昌出生，但他对新昌却有割舍不下的亲情与乡情，不仅因为他在新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结识了许多小伙伴，还因为他曾在新昌生活、工作过，那里有生他养他的父母，有他的老师、同事，有爱他的姑姑，尊敬他的表弟与表妹，还有两个妹妹(都嫁给了新昌人)及外甥、外甥女们。新昌是杨先生父母的终身归宿，他的家就在新昌。可以说，杨先生与新昌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杨先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新昌人，平时讲话是满口乡音。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先生思亲恋乡的心情倍增，在他恢复工作后曾四次回过新昌。1981年，杨先生刚恢复工作不久，经济还很拮据，60多岁的他带着想与家人诉说的话语，怀揣着急切的心情第一次回到了家乡，祭扫父母的坟墓，与父母诉说心里话；探望弟妹、朋友和自己的小辈们；追忆童年的乐趣，驻足南明小学校门，留恋曾居住的王家塘旧宅，可谓感慨万千。而后，杨先生还于1987年、1991年和1996年三次回过新昌，1996年之行是他与家乡的永别之行。
编辑 庞群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