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我国近代史上，曾有过各种形式的“宪法”，但是由于宪法本身的局限性或者制宪者的违宪行动，而导致宪法的短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宪法的观念，也深深地灌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上。在毛泽东领导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红色政权建设中，对法制建设还是十分重视的。在苏区，他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就提出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制定过一些保障人权的条例。在抗日战争后期，在同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中，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新民主义宪政”的口号。他曾给宪政下过一个简明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他还强调“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统一。
1949年9月，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至今仍被学者们誉之为“海纳百川、协商国是”的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准则，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1953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起草宪法和选举法的工作。
1953年12月24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抛开一切国事，带着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专门进行宪法的起草。同时，中央组成了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的宪法研究小组，并聘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配合毛泽东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宪法第一稿于1954年2月中旬完成。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开会讨论宪法草案初稿。在起草委员会多次讨论的同时，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各界代表八千多人进行了讨论。以这个初稿为基础经过修改后的宪法草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6月14日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经过历时两个多月、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的大讨论，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再度作了修改，并且经过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身体力行，不仅提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反复进行文字修改。当时曾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被他断然拒绝。他还删掉了一些对他本人歌功颂德的词句。毛泽东在6月14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了他的理由：“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1954年9月15日到2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这部宪法明确指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确认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并规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宪法规定了我国国家机构和公民享有的权利自由，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第一部宪法横遭践踏，第二部、第三部宪法相继出台
由于历史曲折的发展，这部体现人民意志的比较成熟的宪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维护和执行。
宪法的某些内容被弃置，发生在宪法公布后的仅仅8个月。这就是1955年5月轰动全国、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作为左翼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其文艺思想虽然并不为一些人所喜欢，其本人在文艺界也确有种种宗派思想的表现，但是，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争鸣”一下也未尝不可，其宗派思想也够不上违法治罪。但是，胡风却被错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同胡风有联系或仅仅同情胡风的一大批文艺界、知识界人士受到株连，蒙冤入狱。
众所周知，给胡风定罪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报上公布的其私人信件(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信件有的是被断章取义了的)，而宪法第90条规定，公民“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未经胡风本人同意，更未经调查取证核实和法院审判有罪前，就将他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在报上公布，是对公民通讯自由与秘密的侵犯，也是对其隐私权的侵犯。而毛泽东以此定罪，将胡风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毛的这一个人专断，显然超越了宪法。
胡风案件是个典型的违宪事件，至于其他的违宪事件还有。所以，当1957年反右前夕短暂的“百家争鸣”中，见诸报纸的对于党和政府有关违宪的批评并不鲜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女中央常委谭惕吾在鸣放会上发言，批评共产党带头违反宪法，指出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实为没收)违法。她说：“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而顾执中教授的意见则更为尖锐：“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
当然，谭惕吾、顾执中等人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接下来的“反右”运动，又是一桩违宪事件。
当时划右派和处罚的依据仅仅是党中央1957年10月15日下达的一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划分右派为六类，其中划一般右派分子有六条标准，划极右分子有四条标准。由谁来划呢?则是各级党组织。这既非依据宪法和法律，又不经司法审判，在大批判中更不容许被划者有任何自我辩护的权利(更谈不上律师辩护了)。
宪法的规定被置之不顾，也可以从“反右”中法学界学者及法官的遭遇得以体现。
法学界受批判的所谓“右派言论”，大都是近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识或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为此，一大批法学学者成为右派，连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小组成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也未能幸免。
对于宪法及法律的粗暴践踏，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至。宪法连依据它而选出的共和国主席的基本公民权利也无法保障，遑论其他。但是，奇怪的是，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却又想起要制定宪法。于是，10年没有开会的全国人大又在这年的一月开会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10年前的人大代表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已为数不多了。1968年8月，由康生指使和审定的《关于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中，竟有60人被列为特务、叛徒、走资派和“有严重问题”。于是，更加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这次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其代表的产生是秘密指定的，其开会时间与地点及会议过程也是绝对保密，成为世界宪政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它同宪政的民主性、公开性是背道而驰了。
关于这次大会修改宪法的主要指导思想，张春桥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是这样讲的：“1954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部分内容，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结我们的新经验，巩固我们的新胜利，反映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主要任务。”一句话，就是要巩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将以前的历次违背第一部宪法的行为在这部宪法中合法化。
经过这次修订而颁布的第二部宪法，其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前历次运动中所形成的被毛称之为“大民主”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写进了宪法；自1957年以后已名存实亡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被从宪法中抹掉了；第一部宪法中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删除了。因为公民在法律上不再享受一律平等的权利，所以与之相关的公民的权利——迁徙自由，通讯秘密权利，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等，也都在取消之列。这部宪法是对公民权利的一次大剥夺。
这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宪法，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修改制定的，使其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错误，这样的宪法是注定不能长久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折腾全国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5年制定的第二部宪法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三部宪法。
这部宪法恢复了第一部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宣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规定了国家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在总纲中还特别规定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管理各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设置。这部宪法比第二部宪法自然有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它是在“文革”结束仅一年多后制定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当时“左”的烙印。
修改宪法指导思想中的“抓纲治国”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表明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依然被承继下来，因而，宪法中再次确认了第二部宪法中对公民人身权利构成侵犯的“四大”。
这部存在许多缺陷的宪法，在公布后不久，就与形势的发展需要相抵触，因而先后对它作了两次修改。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决定在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用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来修改宪法中的个别条款，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又通过了宪法修改决议，决定删除公民基本权利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权利”的规定。
两次对宪法的修改，无疑是适应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的需要。但是，在当时拨乱反正鼓声急的大变动时代，这两次修改还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在第二次修改宪法的同时，中央即在酝酿对宪法作一次大的修改，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