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因不满内战独裁政策，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和排斥，被迫赴美“考察水利”。在美期间，冯玉祥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坚决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对华政策，并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从而展现了他一生最光辉的一页。然而，就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冯玉祥应中共之邀，不远万里转道苏联奔赴解放区，途中却“意外”地在黑海遇难，留下了千古遗憾。
被迫赴美“考察水利”
1946年6月，冯玉祥面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挑起的日益浓厚的内战阴霾，心情十分沉重，在由重庆回南京的船上曾写道：“抗战胜利今还都，应当欣跃又狂欢，为什么心头不轻松？为什么面上少笑颜？那是为了政局未开明，那是为了各地有内战，大家个个皆不安；何时和平得实现？时时都在祷告，刻刻都在挂念；同胞还须努力，为了实现那一天。”
眼看着“那一天”越来越远，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冯玉祥与国民党民主派进行的秘密反蒋活动，更为蒋介石所不容，竟派特务对其进行严密监视。冯玉祥深感在国内难以立足，便借蒋介石曾要他治理黄河的话茬，提出赴美“考察水利”。
此时，蒋介石也正想把冯玉祥放逐海外，便顺水推舟地给了他一个“水利特使”的头衔；同时，未经征得冯玉祥本人的同意，蒋介石指使国防部按照抗战后颁发的复员令，给冯玉祥办了退役手续，迫使其离开军界，从此结束了他50多年的军事生涯。
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偕妻女及工作人员一行八人，乘“美琪将军号”轮船离开上海赴美。行前，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临别赠言”——《上蒋主席书》，再次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民主。冯玉祥开门见山指出：“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更要和。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惨之结局。且打了还是要和，任便打多久，到头还是和。打得愈久，所遭惨痛愈深，而问题依然未解决。与其将来和，何如现在和。故和平为不二之计。”他将此次赴美的真正任务确定为“一是反对内战，二是反对美帝援蒋”。
1946年9月14日，冯玉祥一行抵达美国旧金山，受到侨胞们的热烈欢迎。在美国安顿下来后，从1947年1月13日起到3月底，冯玉祥先后到美国东部和南部八个州，参观考察水利工程和水利机构，来回78天，行程三万多里，获得了不少观感。
公开举起反对美国援蒋的旗帜
冯玉祥虽然身在美国，却时刻心系祖国。面对内战愈演愈烈，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冯玉祥心如针扎，痛苦至极。1947年3月，美国报界发表了他的谈话，其中指出：“而今中国内战之炮火惨烈，为八年抗战中所未见。同胞们死的死，伤的伤；饿殍载道，百业凋零，人人都已走投无路。苟无有效之方法制止，中国将成何局面？中国将成何国家？”
不久，国内又传来青年学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酿成“五二○血案”的消息，冯玉祥愤怒了。5月26日，他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青年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青年主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诚恳地向仆人们说：‘你们不要打仗！’这是他们的本分，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力。仆人杀主人，仆人打主人，这是彻底的反叛行动。”最后，冯玉祥提出八条紧急措施，要求立即停战议和，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
《告全国同胞书》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此，时在北平的余心清向冯玉祥报告说：“自先生之言论隔洋传来，使青年朋友兴起，使舆论激动，使腐败当道震栗，使老百姓寄以最大希望，此所谓‘一言九鼎’、‘一鸣惊人’，而国际人士，更引起重视。”这是冯玉祥公开站到爱国民主运动方面来的新开端。
1947年9月，冯玉祥出国考察转眼一年期满。他知道此时回国，一定会遭到蒋介石的报复。因此，他决定以继续考察水利为由，给行政院长张群写信要求延期一年，很快得到批准，却只给了半年经费。同时，经过努力，冯玉祥留在国内的其余三个儿女也于9月底来到美国，实现了全家团聚。这使冯玉祥解除了后顾之忧，准备大干一场。他在日记里自勉自励道：“要敢说，要敢做，要为人民受难，要为人民死，不要东西，不要钱，不为自己，不怕一切，不为自己活着。”
应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爱国进步人士赖亚力、吴茂荪、王枫等人的邀请，冯玉祥决定即刻从美国西部迁居纽约，以便领导大家开展反对美国援蒋的斗争。10月9日，冯玉祥到达纽约，第二天下午即在旅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政治态度，并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犯了严重的错误”。
当晚，冯玉祥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国庆演词》。他回顾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猛烈抨击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败政劣迹，控诉了其对人民进行的残酷压榨和剥削，指出：“中华民国过去36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过，老百姓的生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苦过”，“全中国人民，除了少数特权者没有一个人能过好生活，除了英勇地起来革命，便没有出路”。冯玉祥公开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斗争，冯玉祥准备在美国建立一个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得到了旅美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筹备，1947年11月9日，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简称“旅美联盟”）在纽约正式成立，冯玉祥被公推为主席。联盟的“中心任务”是“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和平民主力量之更进一步的认识与同情”，“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战独裁力量之停止支持”；“它的唯一目的是谋求终止兄弟互相残杀以及建立中国民主”。联盟的会员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并先后在旧金山、华盛顿、明尼苏达等地成立了分会。
旅美联盟成立后，冯玉祥更加积极地开展反对内战、反对美国援蒋的宣传活动。有一次，应纽约华侨服装行业组织衣联会的邀请，冯玉祥在题为《非和平民主不能活了》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现在已成人间地狱”，只有和平民主才是出路，要和平民主就得制止美国援蒋，“那就需要我们的侨胞共同向美国人宣传了”。衣联会为了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当即决议：印刷反对美国援蒋的传单15万份，夹在衣包内，以广宣传”。
美国基督教组织美以美会，也请冯玉祥前往演讲。他别出心裁地给蒋介石取了四个诨号：“蒋介石在中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教授、学生、青年和老百姓，因此，他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中国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共产党，还不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军队待遇不平等，当然一师一旅地带着军火去投靠共产党，人民生活无着，自然会拥护共产党，去加入共产党来推翻这专制无能的政府。所以我说蒋介石是一个‘制造共产党工厂的总老板’。因为你们美国人送给蒋介石的坦克、大炮、枪支、弹药，他都转送给共产党了，所以我说蒋介石是输送军火到共产党去的‘运输大队长’。而且他还是一个‘无底洞的洞主’，无论你们美国给他多少支援，总是永远填不满的。”
在冯玉祥的呼吁下，美国各界民主人士发起组织了一个“民主远东政策促进会”，公开抵制和反对美国政府的错误对华政策。冯玉祥应邀前往演讲，指出：“蒋介石政权的崩溃是毫无疑问的事了。美国不援助他，他固然要垮台；美国援助他，也挽救不了他灭亡的命运。援助他无非是等于对垂死的人注射血浆。”“美国政府援蒋是走的一条错路，是破坏中美友谊之路，是最不聪明的办法。”
与蒋介石的彻底决裂
1947年11月15日，冯玉祥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与蒋决裂？》一文，对蒋介石的暴戾恣睢、姑息养奸，招致天怒人怨的种种罪行作了充分揭露后，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美国应停止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美国应当看到，依仗外国的支持以维持自身权力的一个腐败的少数派，只是一个可怜的盟友”。冯玉祥宣告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于12月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继续进行反对美国援蒋的活动。此时，正值美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讨论对华紧急拨款事宜，特请冯玉祥前往发表意见。冯玉祥列举了他所知道的美国历次贷款在中国的浪费、贪污等情况，以及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各种贪污办法。他还“举出了精密的数字和证据，正和美国所调查的事实完全相符”。因此，美国会决定“将贷款从6000万美元减为1800万美元”。
冯玉祥在美国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国内外大小蒋记报纸倾巢出动，一齐向冯玉祥“开火”。其中，《中国少年报》发表社论《国贼冯玉祥》：“冯玉祥自假借考察水利名义来美后，实际做着种种卖国活动，对政府肆意恶詈，组织非法团体与共产党公开联络，歪曲事实，煽动各地留学生等，华侨舆论早已不齿其所为。近复变本加厉，当美国国会议员热烈讨论紧急援华之时，彼竟在美京四出活动，反对美国借款助我。祖国同胞久经丧乱垂死待救，冯玉祥忍心谓不应救济，其丧心病狂，叫他做国贼，实属罪浮于诛。”
仅仅“口诛笔伐”，并不能解蒋介石的心头之恨。接下来，一系列政治迫害开始了。1947年12月27日，冯玉祥收到一封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转来的公函：“顾大使转冯焕章先生鉴：奉主席谕，先生考察职务以本年底为止，请于12月底前回国。特达，吴鼎昌。”蒋介石亲发手谕勒令冯玉祥回国。冯玉祥随即发表声明，指出：“余来美考察水利，系行政院委任，并直接对之负责，今蒋不循正常行政手续，竟下手令着余立即返国，实使余莫名其妙，尤证明其独裁武断也。余固不能予以承认，而决定静候进一步之释明。”“有许多人对余警告，谓余如是公开批评南京政府之内战及独裁罪恶政策，将引起被召回国以封塞余口之企图，若蒋氏之手令系为此而发，余极望其能坦白公开承认。”蒋介石的回国令对冯玉祥没有生效，继而又以“冯玉祥在美国肆意诋毁元首”的罪名，撤销了他的水利特使职务，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随后，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了他的护照，使他在国外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境地。因为没有护照，美国移民局随时可以进行控告，还会遭到法院传讯。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冯玉祥被推举为政治委员会主任。这无疑是与蒋介石进行有组织的对抗，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于1月7日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之罪名，开除了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又非正式地电请美国，希望把冯玉祥驱逐出境。
1月14日，冯玉祥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被开除党籍之事发表声明：“蒋介石将我开除出他的国民党，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使我感到意外的却是他还没有像对李济深将军所做的那样，对我下通缉令。我被控告对党‘不忠’，如果这是指我反对他进行内战和独裁的罪恶政策而言，我就得认罪。但是，忠于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任何行为，都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因此，我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像对待清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一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中国能最终实现和平与民主”。紧接着，2月8日，冯玉祥在《纽约下午报》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一九四八年正月十四日，我正式宣布与你的政府完全脱离关系了。从现在起，我将攻击和反对你到底。”“现在你打内战已是失败了，而你的崩溃之期已逼近了，我知道你仍希望美国援助，但这也是不能拯救你的。”“我写给你这一封信，或者是最后的一封信，并不希望改变你的政策。不过，为要向你提示一个最后的机会，以拯救你自己吧！”“下野，立刻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交还人民！”
冯玉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为以防不测于2月10日立下了亲笔遗嘱，强调“蒋是封建头子，帝国主义之狗，非铲净不可”，并对身后事作了安排：“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深埋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好给学校和图书馆作桌椅用。”当晚，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遗嘱写好了，不怕任何时候皆可死的。”
“胜利号”上的离奇火灾
冯玉祥被撤销职务、吊销护照和开除党籍后，在美国成了一位“非法”的流亡革命者。此后，他在公开讲坛上发表演讲受到美国政府限制，美国报纸也渐渐不再刊登他的文章。此外，美国移民局的官员也故意找上门来，要检查冯玉祥的护照，向他发出了不能继续居留美国的信号。
此时，国内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冯玉祥感到已没有必要继续留在美国，毅然决定回国。此前李济深曾告诉他若在美国待不下去就到香港去。但冯玉祥知道，香港是国民党特务最集中的地方，安全没有保障。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绕道苏联回国，直接奔赴解放区。
一天，冯玉祥夫妇秘密来到苏联驻美大使馆，提出途经苏联回国的打算。此后，冯夫人李德全又两次单独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抗战时期，潘曾任苏联驻华大使，是冯玉祥的老朋友。他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最好搭乘苏联客船走，若搭乘他国客船，国民党政府可能会向对方提出引渡冯玉祥，或在船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冯玉祥同意了潘的主张，表示愿乘苏联客船回国。1948年7月，苏联客轮“胜利号”驶抵美国。行前，冯玉祥分别于7月30日和31日在报上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表示：“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治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从旧王朝走向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士对于南京政权之必倒，和中国人民之最后胜利，都已经没有什么怀疑。”“我们欢迎所有民主的美国人士到新中国来观光、投资和工作。”
一切准备妥当后，7月31日，冯玉祥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同行的有夫人李德全和四个子女冯理达、冯颖达、冯晓达、冯洪达及女婿罗元铮和秘书赖亚力。与冯玉祥同船的还有四名苏共中央委员和400多名准备回国的苏联公民。
“胜利号”是苏联从希特勒德国手中缴获的一艘排水量为9000吨的豪华客轮。船上宽敞舒适，富丽堂皇，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冯玉祥一行八人被安排在顶层的头等舱，分别住在四个包间，舱外是宽阔的甲板。冯玉祥并不知道他所乘坐的这艘豪华客轮，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特地拨专款从苏联承租的。李德全也是在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和吴玉章在一个小组学习时才听说此事的。
经过十多天的航行，“胜利号”越过大西洋，于8月17日驶抵埃及北岸的亚历山大港。冯玉祥发现紧靠“胜利号”停泊着一艘国民党军舰，分外警惕，足不出舱。在此期间，有3000多名被埃及政府驱逐的苏联亚美尼亚人登船回国。他们为此兴高采烈，有时竟举起火把在船上欢歌狂舞，也无人制止。冯玉祥看到这种场面，不无担忧地说：“可要提高警惕，防止起火呵！”数日后，船到苏联黑海东岸港口巴统，3000多人尽去，船上又恢复了安静。
巴统地方官员邀请冯玉祥上岸参观，并建议如果对长时间坐船感到疲倦了，可由此地改乘火车去敖德萨。但大家认为只剩两天的海程了，便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事后，家人追悔莫及，如果改乘火车，也许就能躲过劫难了。“胜利号”在巴统停靠了一周左右，重又拔锚横渡黑海，向目的地敖德萨驶去。
9月1日中午，船长对大家说，经过一个月的长途旅行，明天就要到敖德萨了，建议午后各自回舱，收拾东西，好好休息一下，准备明天下船。午饭后，冯颖达、冯晓达跟着进了父母的舱室，李德全开始收拾东西，冯玉祥半倚在床上，给两个女儿讲述他1926年访问苏联的情形。正说着，冯晓达忽然闻到一股气味，四下一看，发现有烟从门缝里涌进来。“着火了！”冯晓达惊呼着从沙发上蹦起来，第一个冲了出去。冯颖达跟着也朝外跑，她忽然想起应当去通知姐姐冯理达。
冯玉祥来不及思索，跳下床来，本能地向舱门外奔去，李德全抓起丈夫的大衣，紧跟在后面。这时，过道里已是浓烟滚滚，一片漆黑。李德全隐约听见丈夫痛苦的呻吟声，但她已被浓烟呛得头昏眼花，说不出话，无力再往前走，又踉踉跄跄地回到舱内，一下栽倒在沙发上，失去了知觉。
正躺在床上休息的冯理达无意间一抬头，看见从舱顶的壁缝间钻进缕缕黑烟。正在整理东西的罗元铮还以为是小孩在上面奔跑而扬起的灰尘。这时，冯颖达一头闯进来，喊了句“着火了！”转身又往外跑。冯理达眼疾手快赶紧把她拖回来，紧紧把门关上。“从窗口出去！”罗元铮迅速打开舷窗先把冯颖达推出去，接着和冯理达从窗口爬了出去。
住在他们对面的赖亚力和冯洪达，也是从天花板冒出的黑烟中发现火情后，从舷窗爬出来的。冯洪达出来之后，首先想到的是爸爸妈妈怎么样了？但赶到父母住舱外面时，只见窗户紧闭，里面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情急之下，冯洪达抡起双拳猛砸玻璃，手都出血了，玻璃却纹丝不动。这时，罗元铮递过太平斧，冯洪达用力将玻璃劈开，从窗口爬进舱内。
舱内浓烟弥漫，冯洪达睁不开眼，更无法呼吸。他憋着气，伸手到处乱摸，在沙发上摸着已昏迷的母亲，就抱起来送到窗口，冯理达和罗元铮把母亲接了出去。冯洪达探头向窗外深吸了几口气，接过罗元铮递进来的灭火筒，艰难地打开阀门，一股泡沫强劲喷射而出，浓烟稍被驱淡。这才隐约看见父亲巨大的身躯面朝下扑倒在进门的地方。冯洪达猛扑过去，把父亲翻过身来，托起他的头，想把他抱起来，但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四个身穿消防服的苏联船员冲进舱来，他们一个人拉起冯洪达，三个人托起冯玉祥送到窗口，但冯玉祥身材高大，从窗口出不去。冯洪达见状，又抡起斧子，向窗框横劈竖砍。在苏联船员的帮助下，窗口扩大了，冯玉祥终于被救出，抬到了远离烟火的甲板上。
船医赶来，翻开冯玉祥的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扩散，再试脉搏，也已停止，立刻进行人工呼吸，也不见心脏起搏。船医想注射强心剂，但医务室已被烧毁，什么药品也拿不出来了。窒息过久，急救无药，顷刻之间，冯玉祥将军与世长辞。
“胜利号”上有20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这次大火中丧生。与冯玉祥同住头等舱的四位苏共中央委员，三人遇难，一人重伤。李德全经过抢救苏醒过来，但最先出去的小女儿冯晓达，却再也没有回来。
尚待破解的遇难“真相”
关于冯玉祥遇难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
根据1949年李德全的讲述，当时，“船上负责放映电影的青年在四层底舱正在倒回几百卷放完的电影拷贝，由于倒时速度太快，磨擦起火，引燃所有的胶卷，火势凶猛，顺着木制楼梯很快就烧到各层的出口”，从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但据幸存者赖亚力后来讲，当年“胜利号”上的火灾不是一个意外事件，而是一次蓄意谋害。1982年夏天，赖亚力和夫人朱虹到青岛疗养，约冯玉祥的小儿子冯洪达及其夫人余华心见面，第一次透露了这样一个内幕：当年黑海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最后有一个调查报告，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
冯洪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赖亚力说：“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考虑吧。”余华心又问：“那是谁干的？”赖亚力说：“这到现在还不清楚。有过很多猜测，比如船在美国曾经进行检修，船体刷过油漆，这中间有没有人做过什么手脚？另外，那几千名亚美尼亚人登船时，是不是有国民党特务混在里面？或者有什么其他政治势力的阴谋，都讲不好。”
冯洪达叹道：“还是一个谜呀！”余华心安慰说：“至少咱们知道了海难不是意外灾害，而是谋害。”接着，赖亚力进一步解释道：“对你们家人和世人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真相。我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告诉你们？是因为看了你们写的书，我觉得是应该告诉你们的时候了，我的年纪也这么大了，我再不说，你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事实真相了。”
苏联解体后，许多档案资料皆已解密公开，但仍未见到当年的那份调查报告。这使冯玉祥遇难的“真相”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也许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