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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下半年，在中国大地上的两个主要政党都把“运送”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国民党忙于向台湾抢运大量黄金、文物等贵重物品，共产党则在毛泽东指示下将国统区和海外的民主爱国人士陆续接到解放区，共同协商建国大计。不同的“运送”，说明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也预示着完全不同的结局。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了。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其中第一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
由于新政协当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要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社会各界、各党各派都争先要求获得代表资格。代表的提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一种是由本人申请。据当时的工作人员童小鹏等回忆，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这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有时毛泽东、周恩来也来参加讨论。
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用了3个多月时间，才最终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共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5类，总计662人。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表册，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十分感慨，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在筹备会结束当晚的宴会上，毛泽东频频举杯，谈笑风生，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到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无党派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老，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老人陈嘉庚、司徒美堂……”寥寥数语，如叙家常，形象地重申了共产党主张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不是某个党派的国家的一贯思想。
在半年以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
1949年9月21日，600多名代表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政治协商会议上最受代表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选举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
9月30日，大会进入最后一天，首届政协选举结果揭晓。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6位副主席中一半是民主人士。周恩来当选为政务院总理，4位副总理中郭沫若和黄炎培2位出自民主人士。在34个部委机构中，担任正职的有14位民主人士。如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史良任司法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朱学范任邮电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任教育部部长，无党派人士李书城任农业部部长，起义将领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等等。这样的安排，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标志着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确立。
在毛主席纪念堂保存的主席遗物中有一个放大镜，很多人走到它的展柜前都会驻足观看，原来这是1951年九三学社送给毛泽东的一件礼物。放大镜的造型和制作都十分考究，可能是用的时间长了，象牙把儿上有个裂口，但上面刻着的小字仍然清晰可见：“敬爱的毛主席九三学社全体社员谨赠”。
九三学社的前身为抗日战争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并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一些社员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职务，很多社员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少社员认为代表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九三学社“任务已尽”，没必要存在，“组织可有可无”，主张解散组织。
这段时间适逢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回国后得知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已登报声明解散，深表惋惜。闻听九三学社也在酝酿解散，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要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转达他的意见，阐述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九三学社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然而，党内有些人对统战政策缺乏了解，甚至讲怪话：“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针对这种错误认识，毛泽东说：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忽视。要团结他们，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的口号。
这番话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表明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事业中同民主党派真诚合作的愿望和决心。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1951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把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问题，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通过了《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怀和帮助下，1950年，九三学社不仅恢复成立了中央理事会，得以保存下来，还在北京西四颁赏胡同乙25号（今颁赏胡同4号）找到了办公地点，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居无定所”的状态。九三学社社员从心底里感谢毛泽东，想到送一件礼物表达由衷的敬意。经过多番讨论，最后决定送放大镜，因为九三学社社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设身处地地想毛泽东年过五旬，读书看报时用放大镜，眼睛会轻松些。
和九三学社情况相近，其他各民主党派经过组织整顿和发展，原来人数较少和组织不健全的状况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解放初期8个民主党派人数不足1万人，到1957年突破10万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发去一封电报。电报指示要如实查报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特别注意调查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以便答复黄炎培。
原来此前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黄炎培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意见信，反映政府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等，其中有些话讲得比较尖锐。
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信后非常重视，在书房专门约见了他，促膝长谈两个半小时，一一商讨信上提出的补救办法。临别，毛泽东叮嘱黄炎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黄炎培被毛泽东的态度所鼓舞，回去后继续了解乡村和城市有关情况，又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提到，川沙、南汇、奉贤3县现有没饭吃的灾民20万人，此3县为生产极丰富的地方，3县人口并计80万，灾民几及四分之一，可见严重。灾情之所以严重，由于受灾而没有减免征粮，相反地加重了征粮。
收到黄炎培的第二封信后，毛泽东于5月12日致电饶漱石等，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此后于5月19日再电饶漱石和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仍请对川沙、南汇、奉贤3县情况派专人去做一次调查，以便对黄炎培所谈做一个切合情况的答复。毛泽东于6月7日亲笔复信黄炎培，信中提出让陈丕显和黄炎培面谈，并说：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丕显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坦诚的态度，让黄炎培很感动，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此后的10多年间，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黄炎培，对他反映的情况表示感谢，对他的建议予以肯定，对他努力学习力求进步给予热情的鼓励，对他积极主动的工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些信现存的就有50多封。
和毛泽东通信往来的民主人士还有很多，如柳亚子、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陈叔通等，他们信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这种坦诚、虚心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在党内领导干部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推动形成了新中国良好的民主氛围。
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有一庄严宏伟、朴素典雅的建筑，门额上高悬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金光闪烁，十分引人瞩目。这就是全国政协礼堂。它的设计、建造正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后。
1953年1月，周恩来代表人民政府宣布了通过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民主人士对实行普选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拥护的，但也有一些人担心普选的结果会是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代表占压倒多数，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针对这种疑虑，毛泽东在会上说：“党的政策，不是人多称王。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对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在第一届人大1226名代表中，共产党员668人，占54.5%，非党人士558人，占45.5%。这个比例，既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坚强领导，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此后，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方面的代表名额，大体上保持了这个比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这是党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为消除人们思想上的疑虑，毛泽东专门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他解释了人民政协存在的必要性，说：“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他说，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政协的任务包括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讲话不仅消除了民主党派的不安情绪，而且对多党合作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性。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充分贯彻了这一讲话精神。
为了改善全国政协的办公和会议条件，1954年春周恩来指示，为全国政协建一座能容纳1200人的大礼堂。这在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由于是中央直接抓的项目，参加政协大礼堂建设的各单位都非常重视，工程进展非常顺利。1955年秋，礼堂就建成了。
和谐的气氛，融洽的关系，共产党人的高度信任，调动起民主人士极大的政治热情。全国人大一届一次常委会开过后，人大常委会委员、民主人士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到这份建议十分重视，并且加以扩大。他提出，在人大代表进行视察工作时，全国政协委员，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委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一同视察，这对行政、立法工作，法院和检察院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好处，对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有好处，对下面干部可以起督促作用。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55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视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政协委员们把视察作为深入基层，参与新中国建设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积极性很高。宋庆龄在云南视察时，先后到了10个地方。她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的妇女病、眼病较多，环境卫生也不尽如人意，于是在报告中提出具体建议。卫生部门很快采取措施，大力整治环境卫生，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并开展对妇女病、眼病的治疗和预防。1955年的视察活动，超过1/3的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形成了200多份180多万字的视察报告。
从1955年到1964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基本每年都共同组织大规模的视察活动。几十年过去后，这一做法已经成为政协一项传统的制度。委员们通过视察，进一步了解真实国情民生，加强与群众联系，建言献策更有针对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主党派是否继续存在下去问题，又一次被提出来。面对疑问，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确定了今后将“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对这一方针做了进一步阐述：“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仍将长期保持多党合作格局，也为人民政协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
为了便于政协委员参与国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从1959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起，政协全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同时召开，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一起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由此成为惯例，逐渐形成了对我国政治生活影响深远的“两会”格局。这也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被庄严地写入了《宪法》。毛泽东对于这一制度的奠基之功也将载入史册，永远被人们铭记。
（压题照片：1954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持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