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及其政治工作的开端。起义部队通过建立党的组织领导机构，初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原则；通过开展行军作战中的宣传工作及作风纪律整顿，初步探索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方法；通过反思起义部队政治工作得失，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真正创立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政治工作
[作者简介] 朱纯辉（1965—），男，陕西户县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工系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领导科学、军队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8-0076-05 [收稿日期] 2017-06-01
1927年8月1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北伐军2万余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江西南昌由此成为人民军队的诞生地，8月1日成为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人民军队建军90年来，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始终保持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光辉形象，与南昌起义开始创建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分不开。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中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实践，对于今天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在强军兴军实践中的“生命线”作用有着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一、成立起义军党的组织领导机构，
初步确立党对军队领导原则
大革命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协助国民党组织革命军队的过程中，仿照苏联红军做法，先后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创建和指导了政治工作。党在革命军中开展的政治工作，对于增强军队的革命性，提高战斗力，保证东征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时期的政治工作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和深刻教训。其中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忽视军队党组织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未能紧紧抓住军队的领导权，以至于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我们党不能有效组织指挥军队进行反击，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没有人民的武装，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这就为南昌起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提出了使命要求。
1.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黨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党中央1927年7月中旬及时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根据党中央决定，周恩来于7月27日到达南昌，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起义部队统一整编为第十一军、二十军和九军，各军建立了军党委，各师也建立了师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有的连队也建立了党支部。起义军在南征途中，各级党组织还坚持发展党员。8月27日，前敌委员会在瑞金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吸收贺龙等一批优秀分子入党。1927年10月，起义部队南征失败后，一些经受不住考验的人，包括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干部战士的思想也和队伍一样混乱。[1]（P131）10月底，朱德、陈毅利用粤、桂、湘系军阀混乱之际，在赣南大庾地区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顿、整编。整顿的“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2]（P486）。在重新登记党、团员基础上，成立了由五六十名党、团员组成的支部，并把领导机关的一部分党员分派到连队，各连均配备一名政治指导员，专门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大庾整编为把起义部队改造成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2.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为了加强党对起义军的独立领导，起义军在军、师两级还设立了党代表；在团、营、连三级设立了政治指导员。规定党代表也是部队的主官，除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外，还负有全面工作的领导责任。军委、师委书记多数由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担任。如聂荣臻为十一军党代表兼军委书记，廖乾五为二十军党代表兼军委书记，朱克靖为九军党代表。当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在南昌选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参谋团、总政治部、财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等机关，其中总政治部是起义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由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章伯钧任副主任；各军、师也相继建立了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科，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党代表兼任。如二十军二师党代表陈恭兼任二师政治部主任等。
3.创立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由北伐战争中党直接掌握的一些部队和一些同情、拥护共产党的将领掌握的北伐部队所组成，从本质上讲这些部队具有雇佣性质，带有旧军队深刻的烙印，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独立领导，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局决定：“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在军中指导一切。”[3]（P88）起义军攻下南昌城后，前委在整编部队中，使每个军、每个师都设立党的委员会和党代表，每个团设立总支部或支部，设立党代表，各军师设立政治部，这一建制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三大根本制度——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的开端。1927年12月党中央在给朱德的信中明确提出：“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之源，你们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3]（P65）南昌起义中，党中央使起义军“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的决定，为秋收起义以及后来的古田会议真正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积累了经验，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设立专门的起义军宣传工作机构，
初步探索了人民军队宣传工作经验
为发动群众、鼓舞士气、凝聚军民，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成立了以共产党为实际领导核心、国民党左派人士参与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下面设立了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宣传工作，恽代英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各军、师政治部下设宣传科，组建一个宣传队。当时宣传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军内外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同时，起义军还发动当地民间机构，如江西省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农民协会等参与宣传工作。
1.在宣传教育内容上突出革命前途教育。起义前夕，《中央委员宣言》就明确提出，“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的主张”[2]（P16）。起义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郑重宣称：“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2]（P36）恽代英在行军中鼓励官兵要“牢牢记住，消灭几千年的阶级剥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青年人要勇敢地肩负起这个任务来”[2]（P332）。起义军转战闽粤赣边界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朱德亲自召开军人大会发表讲话：“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4]（P56）天心圩整顿，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时间，却使部队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稳定了思想情绪，使官兵重新燃起了革命的希望。
2.在宣传教育形式上采取官兵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报刊是政治宣传的锐利武器。起义部队领导人充分利用各种报刊媒体开展宣传工作。如起义胜利后，南昌的《民国日报》《工商报》等报刊先后刊登了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令》《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南昌市军民联欢大会》等一系列宣言和文件，将南昌起义政纲公布于众。部队南下途中，革命委员会将汕头的《国民日报》改名为《革命日报》，并发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响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田”等革命口号。同时，张贴革命布告、宣传标语、散发传单、举行集会等，也是南昌起义重要的宣传方式。如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全城都贴上崭新的标语口号。据亲历者回忆：“天一亮，全城大街小巷贴满了军部的布告和政治部、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的宣传标语”[5]（P118）。1927年8月2日南昌各界举行欢庆大会，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南昌起义胜利，会场高呼口号，到会群众莫不精神奋发。部队南下途中，起义军在瑞金、上杭、潮汕等地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尽可能地向群众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对起义的支持，郭沫若、恽代英等领导人还亲自登台演讲。为了更好地鼓舞部队士气，军中各级政治部，派出宣传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广泛教唱革命歌曲。
3.在宣传教育人员上注重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武装革命的开端。为了起义成功，党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挺、恽代英等一批在大革命时期从事过军事和政治工作的骨干去领导南昌起义。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党团员和干部身先士卒，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党员最多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干部战士斗志旺盛、勇敢善战。负责宣传队工作的恽代英，天天置身于士兵的行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讲解革命道理。在他的带动下，宣传队每到一处都四处出动，张贴标语，组织各种宣传活动。部队南下途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加入到宣传队伍中，给官兵讲解南昌起义的意义，鼓励官兵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前进。会昌战役中，为打下会昌城，担任主攻的第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亲自向部队作战斗动员。朱德指挥的部队在会昌战役中担任佯攻任务，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动员部队想方设法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广大指战员在各级领导干部带动和政治工作鼓舞下，前仆后继、英勇杀敌，赢得了南下途中一个大胜仗。[6]（P58）
三、加強对起义部队的作风整训，
初步提出了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内容
一支军队有无铁的纪律，是区别新旧军队的重要标志。南昌起义部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从一开始就强调严明的纪律。虽然当时还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但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纪律要求。
1.严肃行军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南昌起义过程中，前委和总指挥部始终把军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并作出具体规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准鸣枪抓夫，不准采摘农田瓜；住宿农家，所用柴米油盐要照价付款等。[1]（P130）当起义部队南征时，前敌委员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教育官兵，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拥护共产党，做好南征准备。1928年1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部队抵达湘鄂赣交界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针对起义部队一些官兵出身旧军队，还没有摆脱军阀部队的作风影响，在行军作战中时常出现纪律松弛的现象，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经过整训，部队的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为后来部队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在与国民党第十六军范石生的合作中，明确提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1]（P134）
2.严肃群众纪律，爱护人民群众利益。1927年9月24日，起义军攻克汕头后，贺龙总指挥以命令的形式颁布了起义军的安民告示，要求部队：“照得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严惩决不姑徇。务望各安生业，特此郑重声明。”[6]（P556）在行军作战过程中，有些官兵受旧军队影响，积习难改，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政治机关用了很大力量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向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朱德、陈毅领导的起义军部队到达信丰时，专门进行了一次纪律整顿。朱德要求各级指战员必须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陈毅在军人大会上宣布了革命纪律，并当场严惩了三个严重违犯群众纪律、损害军队声誉的坏分子。
3.严肃财经纪律，缴获物资要归公。鉴于当时的起义军部队是在募兵制度下募集而编成的，士兵们的脑海里除了吃饭、领饷、打仗，就是升官发财或战死，对于革命目标一无所知。所以，部队在打土豪分财物的斗争中难免会出现抢夺群众财物的现象。上堡整训中，朱德要求指战员必须严守军队纪律，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都要归公”[7]（P394）。但凡募捐所得款项和打土豪所获财物，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和处理，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动用。
四、对起义军政治工作问题反思，
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创立提供了有益借鉴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道：“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8]（P610）南昌起义过程中，尽管政治工作在保证党对军队领导、鼓舞部队士气、严明群众纪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其间开展的政治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党的组织未能真正掌握和领导部队。南昌起义中，虽然中央赋予前委“指挥前敌一切事宜”的权力，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为原则”，但由于起义军的“旗子仍用国民党”，暴动成功后部队立即挥师南下，没有及时对部队进行改造整顿，更由于党缺乏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还不懂得从组织上建立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机制，致使前委在起义前后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指挥机关，主要承担政治领导责任，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除了重大政策外，许多重要问题都是由负责同志随意处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在南下途中也是主要负责政治领导，并没有对部队行动实施有效指挥，“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领导”[9]（P419）。正如刘伯承后来总结所说的：“此次暴动的总领导者，是前敌委员会……各同志处理紧要事件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10]（P22）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后来受到中央的警告处分，以表示对南昌起义及“叶贺失败事件”[11]（P130）负有领導责任。
2.行军作战中的宣传教育工作未能真正深入士兵群众。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2]（P349）南昌起义中，虽然各级领导干部都为宣传教育工作付出艰辛努力，也取得良好效果，但南昌起义的最后失败与宣传工作未能真正深入开展不无关系。一方面是对于起义意义的宣传教育没有深入人心，官兵心里颇为灰心；另一方面是军纪教育维持不好，以至于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时有发生。如起义军南下抚州途中，由于“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火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士兵将近四千”[5]（P137）。正如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总结的：“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指叶贺二部）的士兵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夫、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这都是因为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兵士的原故。”[3]（P41）
3.一些专职政治工作干部未能真正履行好职责作用。南昌起义中，虽然军师各级都配备了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团配备了指导员等专职政工干部，但是许多政工人员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陷入无事可做的状态。高语罕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讲道：“做政治工作的，一路之上，只有吃饭睡觉，闹得不但民众不晓得我们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军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瞭。”[5]（P130）时任南昌起义军事参谋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回忆道：“革委各机关及各军中负责政治工作者，只得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全文，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继承国民党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这样工作自然不能生何等影响。”[5]（P150）在反思行动错误时，刘伯承讲道：“一切政治工作人员自然不能在最短时间觉悟农民、组织农民，但到一地宣传，亦须努力为之。又在有组织农民之地，亦没有确实联合。又贺龙军内部政治影响亦嫌薄弱，这也是政治工作人员不甚努力之表现。”[5]（P157）即便是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一些“政治工作人员如章伯钧之流，都是借军队掩护出海逃生之心理”[5]（P164）。
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再次证明，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始终保持军队中“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并须建立强有力的军队政治工作，确保人民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始终保持军队的革命观念和战斗意志。如陈毅所讲的，对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5]（P320）。
南昌起义部队政治工作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开端，不仅初步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探索了我军政治工作方法，提出了我军纪律教育主要内容，同时各级军政干部经过艰苦斗争环境的洗礼，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也为我军政治工作创立奠定了基础，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了一批得力的军政干部骨干，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帅。南昌起义中政治工作暴露出的问题以及从失败教训中得出的理性认识，在随后的秋收起义及朱毛会师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中，由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付诸实践，并不断深化、提升到马列主义的科学水准，最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实际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从而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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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Nanchang Uprising marked the creation of PLA and its political works as well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independent armed struggle led by C.P.C. By founding the leading organs， the uprising troops established initially the principle of “Party leading the army”. By spreading its opinions， rectifying the style of work， and correcting the discipline， the Uprising troops made a tentative exploration on PLA political works. The reflections on gains and losses had some referential value to the creation of PLA’s political works.
Key Words ： the Nanchang Uprising （1927） ； PLA ； political works
[责任编校：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