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特指新政协）已经过去整整65年了，许多曾经置身那次会议的人，在回忆当年情景时，都会说到一个词，就是“难忘”。
的确，我们在今天重温那次会议的一些情景和往事，诸多党派社团、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参与、同聚一堂、共商国是的生动场景，以及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显示出的政治诚意、政治智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依旧可以用“难忘”来形容。
佩戴着代表证的“假代表”
从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献和报道中看到，出席新政协大会的所有代表、候补代表都是通过正式邀请，在胸前佩戴代表证进入会场的。然而在这些代表中间，却有一位佩戴代表证的“假代表”，对此，直到今天，几乎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这个假代表是谁呢？他就是当时便衣保卫队中南海分队的分队长刘忠。
原来，就在全国政协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突然找刘忠谈话。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大任务，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早在全国政协会议准备期间，刘少奇、罗瑞卿、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汪东兴等就曾专门召集刘忠等人，在中南海瀛台开了一个会。刘少奇在会上说：“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左中右各派都有，情况十分复杂。好人是多数，中间派不少，坏人也肯定有，但人人有代表证，很难分辨出来。所以，抽调你们来，就是要保卫毛主席、中央首长和代表们的绝对安全，不准出任何差错。保卫这次会议的任务完成好，就给你们打100分。”
因此当李福坤再次把刘忠叫来做重复性交代时，刘忠不禁觉得有点怪异。李福坤没有直接解释，而是说：“这次交给你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来刺杀或暗害毛主席。”
“我们现在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准备把你安排到这人右前面的座位上，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你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你切不可有半点疏忽，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要当政协会议代表，我们会发给你一张代表证。”
任务交代完后，李福坤放低声音对刘忠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队友。我会布置他们在外围与你配合，你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领了任务的刘忠，内心再难平抑下来。他担心可疑对象身上携带了手枪，那样制服的难度就会增加。因领导交代，不到万不得已，自己不能轻易动枪，那会危及其他代表和领导人的安全，给大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政协召开预备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来到会场。刘忠以正式代表身份，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他发现那人40岁左右，身材高大，一身西服革履，很有派头。刘忠看了心想，领导之所以选中自己担负这一重任，大概也與自己的个头比较高有点关系。
会休时，刘忠见毛泽东从主席台的座位上起身，而他座位左后的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内心一阵紧张，赶快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此刻，毛泽东下了主席台往会场外走。刘忠发现那人也想往前挤，刘忠遂抢前一步，挤在他的前面，不让他超过自己。当那人试图从他左面超过时，刘忠就在左边挡住他；想往右绕，刘忠就把身体移向右边。
刘忠的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他说：“你为什么挡我的道，我要去看毛主席！”刘忠也强词夺理道：“我在给你闪道，你还老挤我。我几次给你腾道，你又不走，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一时会场内吵嚷成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了吵闹声，回过头来，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刘忠发现，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着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李福坤等人，他们几乎把毛泽东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他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尽力阻挡他的脚步，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根本看不见了，他才放过了身后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动手，他们就立即上去接应。
据说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好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不得而知。一场与“准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
未能到达的代表：杨杰遇刺
1949年9月21日晚7点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刘白羽回忆，在正式会议开始前，周恩来先走上主席台，代表筹备会作报告。当周恩来报告了各方面代表人数之后，他那素来清晰的声音突然带有一点喑哑地说道：“特许列名缺席代表的杨杰将军，已不幸于本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去世。”
周恩来说到的这位“杨杰”，是原来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单位的代表。
杨杰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和蒋介石是同学。归国后即投身辛亥革命，后来出任陆军大学校长成为著名军事教育家，许多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出自他的门下。抗战期间，杨杰一度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后因经常发表联俄、联共、联合各民主党派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言论，为蒋介石所记恨，被免去大使职。回到重庆的杨杰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密切，思想上进一步靠近共产党。
杨杰同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军阀刘文辉、邓锡侯、龙云、卢汉等关系密切，与国民党重要人物张群、朱绍良、杨森也常有往来，成了西南地区一呼百应的人物。蒋介石亦因此曾试图拉拢杨杰，亲自召见，以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相诱，被他当场拒绝。见杨杰不能为自己所用，蒋介石十分顾忌，派特务对其监视，甚至买通杨杰的姨太太偷取杨杰文件。
进入1949年，杨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所特有的威信，组织策划川、康、滇军队起义，由此引起国民党特务机构保密局的高度警惕，将杨的行为一一上报。
中共对杨杰的安危非常关切，入夏以后，潘汉年亲自劝告他迅速离滇赴港，然后及时转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杨杰考虑到在西南策反工作已有眉目，此时离开则前功尽弃，乃托人转告中共中央暂缓离滇。
然而不久，云南风声骤紧，形势突然严峻。原来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被蒋介石召到重庆面谈，卢汉本想麻痹蒋介石，却不想后来却接受了蒋介石的一些条件，回昆明于9月9日搞了一个“九九整肃”，抓捕了昆明进步人士400多人。不过卢汉虽当面答应了蒋介石逮捕杨杰的要求，却背地里给杨杰通风报信催其快快逃离。
杨杰于9月9日秘密飞往香港。蒋介石得知，十分震怒，命保密局长毛人凤组织追杀。特务从昆明的杨家搜抄出了日记、信件等，从中获知杨杰在香港的一些关系，特别是察觉到他与香港的李宗理来往密切的信息。
毛人凤得到线索后，打电报给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郭旭，让他转告当时正在香港执行暗杀前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暂缓暗杀龙云，先刺杀杨杰。
叶翔之受命后，立即四处寻找杨杰在港的确切地址。一个名叫李元山的特务找到了伪装成民主人士的军统分子卢广声，从他那里得到了杨杰的住址。卢广声对叶翔之说，杨杰在香港寓所大门常关，闭门谢客，一般人不易入内，并说动手需赶快，否则杨杰很快会离港。叶翔之决定模仿李宗理的字迹，写一封约杨杰见面的信，以接近杨杰谋刺。
此时，中国共产党也密切关注着杨杰到港后的危险处境。9月18日，在香港的中共秘密组织通知杨杰，已经买好了到北平的机票，让他准备马上离港赴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然而就在19日上午，叶翔之和特务韩世昌等却抢先了一步……
就这样，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反蒋反内战的民主斗士，终于没能躲过国民党特务的卑鄙暗杀，没能现身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场。
周恩来沉痛地宣布杨杰遇刺的噩耗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提出临时动议，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的亲属发唁电表示哀悼。唁电文稿随即被拟写了出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鉴：
惊闻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人，无不痛悼！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惊遭惨祸；本会议全体同人，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所有与会者含着悲愤，举手通过了这份唁电。
黎族代表“偷渡”国民党防线，绕道抵达北平
被邀出席新政协首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共30名（严格地说，萨镇冰也应该算是少数民族，色目人）。本来，能出席的少数民族代表还要多一些，但由于飞机失事、国民党刺杀，我们痛失五位代表。
30位少數民族代表，占总人数比率还不到5%，这让人感到少了一些。对此，主导新政协的中共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为吸纳并保障少数民族代表能参加新政协会议，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尽了非常大的努力。比较典型的，就是黎族代表王国兴历尽周折从海南岛来到北平的经历。
在新政协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致电海南岛琼崖区党委，询问能否推荐一名黎族代表参加新政协。琼崖区党组织经研究决定推荐在1943年7月组织黎族白沙起义的总指挥王国兴。王国兴是在共产党引导下，由自发起义的头人成为中共党员的，是海南岛黎族民众公认的领袖人物。
当时的海南岛尚未解放，国民党军封锁了整个琼州海峡，雷州半岛沿海防卫森严，要想渡海出岛十分困难。为了确保王国兴的安全，琼崖区党委将护送的任务交给了曾与王国兴共同战斗过的临高县委副书记朱家玖，并为王国兴配了一位秘书——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冯子平——全程陪同。
王国兴8月初从海南岛中部的白沙毛贵出发，跋山涉水好几天，来到面对琼州海峡的儋县（今儋州市）泊潮村，朱家玖带着女船民黄金女早已在此等候。夜幕降临，黄金女驾驶着小渔船，把王国兴三人偷偷送过了琼州海峡。黎明时分，小渔船到达登陆点，躲过国民党的巡逻队之后才悄然上岸。经过一段潜行，他们在一个小渔村同粤桂边纵队的联络员接上了头。
在纵队派出的六名武装人员护送下，王国兴一行昼伏夜行，走了数天的夜路才到达地处广东广西交界的廉江粤桂边纵队的总部。纵队司令员梁广热情地招待了王国兴一行，并迅速为他们办好了去香港的手续，继而派专人护送他们通过水路前往香港。
当王国兴到达香港时，中共香港分局派出的人员已经在码头迎候。在香港，王国兴见到了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他将代表琼崖纵队参加首届新政协会议。两位代表在这里受到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的盛情款待。
3天后，王国兴和马白山乔装华侨登上了一艘外国轮船。在船上他们才得知，还有20多位华南地区代表与他们同舟。为了防备途中可能遇到的盘查，中共香港分局为每个人都配备了与他们伪装身份相符的行李和道具，给马白山和王国兴携带的是两大箱线装书。
经过数日航行，轮船驶过了台湾海峡，又经东海进入了黄海，停靠在青岛的码头。后面的路程便都是在解放区了，他们不再需要伪装，堂堂正正地登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
辗转几千里，行程数十天，一环接一环，环环有人接应护送、安排打理，如果没有不间断的通讯联络、周密的部署，王国兴能否从海南岛安全抵达北平，顺利参加首届新政协会议，那就很难说了。
中国的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西南边陲，那里当时都还在国民党势力控制之下。要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情况，推荐出民族代表并将代表护送到北平，其过程都要像王国兴一样大费周章，因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未能推选和派出代表参加新政协。
新政协会议之后，有关方面在进行总结时，对少数民族代表的事进行了检讨，认为没有安排满族代表是一个失误。当时有人反映说在名单公布后，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
其实，在第一届新政协，满族代表还是有的，只不过分散在其他的单位中，如中共代表中的齐燕铭、特别邀请人士中的罗常培。
曾经的“对手”代表：解放军英雄与国民党将领坐在一起
当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作为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刘梅村感到无比激动。而在激动的同时他发现，他和一位他虽不熟悉却早就知道的人，正坐在同一屋檐下讨论着同一议题。
这位他熟知却不熟悉的人，就是曾任国民党第71军军长的陈明仁将军。此刻的陈明仁作为特邀代表，也从湖南被邀请来北平与会，这让刘梅村的思想受到很大震动。
那还是在1947年夏季的东北战场上，陈明仁是国民党军队驻四平的守将，而刘梅村则是解放军攻打四平城的尖兵。当时，刘梅村是“顽强冲杀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带领自己的连队在5天内执行5次主攻城池的任务。
在刘梅村的带领下，他的连队炸毁和拿下国民党军的几十个碉堡，打垮敌军一个团、两个营和两个连，俘虏敌军官兵400多人。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俘虏中，就包括陈明仁的弟弟陈明信，他当时是国民党第71军特务团的团长。
也是在那次攻打四平的作战中，刘梅村身上多处负伤，最后因流血过多失去了知觉。想不到两年之后，一度在战场上拼死厮杀的对手，竟然同聚怀仁堂，共商建国大计。
这小小的一个巧合，反映了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显示了人民政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这次会议，使得身处基层部队的刘梅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初步认识。
从战场上的拼死血战，到同坐桌旁和颜悦色交谈，刘梅村思想的弯子转得还不算艰难。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很快适应这个变化。
据少数民族代表天宝回忆，即便在新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后，仍然有些共产党代表不太愿意接触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起义将领更为反感，连吃饭也不愿意和这些人同坐一桌。
的确，那一时期确有一些共产党人，甚至连一些民主人士，都对邀请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参加新政协会议怀抱抵触情绪。当时有段相当流行的俏皮话：“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双方都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不是轻易就能化解的。
中共的领袖们比较早地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刘少奇、周恩来等对党内反复进行相关的政策教育，同时也开始向党外人士展开说服工作。指出一些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虽然曾经属于反动阵营，但后来在和平谈判和起义中立了功，站到了人民这一边来了，就应该不念旧恶，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他还诙谐地批评了那些难以克服关门主义态度的人：“先对蔡廷锴吐口水，再同他握手，那是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握手，是孤家寡人的政策。”
新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反复向党内同志讲：“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他还说，革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
有牢骚与化解，也有暢言与争论。新政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让所有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大会。关于这一点，在以往的叙述中，人们谈论比较多的，是国旗、国名的讨论过程。其实，在许多议题上，都集合了各方意见，经过了反复斟酌。宗教界的代表们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自然特别关心其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佛教代表是赵朴初和巨赞法师，他们首先提出，在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的不信宗教环境里，更有必要在国家大法中标示出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代表们觉得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关于人民权利的表述只提“信仰自由”，仅仅把宗教信仰自由概括在一般人民权利之中，是不够明确的。同时，只在民族政策中规定少数民族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是不够的。
会议根据宗教界代表的意见，对《共同纲领（草案）》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作了重要修改，将“信仰……的自由权”改为“宗教信仰……的自由权”。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国家大法中得到明确的保证。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