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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电影，作者电影，纯粹，风格，信念，理想。这些词，在中国经济和票房狂飙猛进过后的今天看来，也许有些过时。不过，对于执著于这行的人们来说，它们仍有无限可能，也有无限适应当下的方式。表面上看，路阳与杨超这两位青年导演没多少相似之处——前者成名于新式武侠片《绣春刀》，后者则经过十年筹备以奇幻艺术片《长江图》一鸣惊人。前者是淡定、温和的“理科男”，喜欢日本动漫和“一个人抵抗天神”；后者则惯于挥斥方道，评判时代与风尚，梦想着构筑史诗级别的科幻巨作。但细究起来，他们骨子里又有相似之处，都曾在年少时不顾一切追寻导演梦，也都曾饱尝失意愁滋味。我们记录下他们的人生细节和奋发过程，这一切与他们创作的故事一样精彩灿烂，富于深意。
路阳 人不热血枉少年
路阳个子不高，总是温和地微笑。一对长眉浓黑弯曲，像刷刷两笔画出来的，富于戏剧性，像漫画《七龙珠》中的悟空。但这个现在还常上B站的老资格漫迷说，他不怎么喜欢《七龙珠》，“敌人后来就无限强无限强，反正就是无限强。”他喜欢那些更为粗粝、狠辣的，比如《21世纪少年》、《JOJO的奇妙冒险》、《寄生兽》。直到宁浩出言指点，他才明白这些漫画和他的叙事主题有什么共通之处。
“都是一个人很纯粹、很不管不顾地要去对抗整个世界的这么一种……反正就是自由、梦想和友情，这些说起来很中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些挺会给人希望和激励的。我想，起码让观众看到故事里的人对生活是这样的看法。如果有人认同，我就很高兴了。”
所以你是真的相信那些“中二的东西”吗？
37岁的路阳有点不好意思地垂下目光，“我是啊，真的是。”
带着这点相信，13年前，毫无基础的他硬要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后来，他又辞掉大学行政的铁饭碗，回家蹲着写剧本。剧本是完成了，他在整整两年间找不着钱来拍，陷入可旧的“鸡生蛋蛋生鸡”循环——“投资方问你有什么演员？演员问你有什么投资方？那时只靠诚恳也不够，毕竟人家凭什么相信一个只拍过成本一百多万的小电影的新导演？”
也是带着这点相信，在《绣春刀》意外大火之后，路阳沉寂至今。2015年，内地年度总票房暴涨了近49%，全行业都在谈大投资、大IP、破十亿、以小博大挣快钱。连行外的巨富名流初次试手，也个个捞得盆满钵盈。资方拿着爆红的网络小说IP找到路阳，拿读者量、商业性、类型性证明“一定会卖得好”。他不是没动过心。“大家都是人，是人都会有欲望。”挣扎到最后，路阳还是没接。
他还得继续打磨《绣春刀2》，继续讲沈炼的故事。那是一个小小的明朝“公务员”，试图超越视他为蝼蚁的体制，改变自己炮灰身份的故事。那是一个一人要对抗全世界的故事。
路阳知道，在沈炼的世界里很少有人能理解他。但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一切看似无望的努力，值得自己为之不计代价、坚持到底。路阳也知道，这是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想象。他只是默默奢望，在电影之外，也有人可以像沈炼那样“纯粹地去生活”。
讲述这些愿景的时候，路阳表情不变，语气平淡。就算是说“梦想”、“纯粹”、“希望”，他也不擅长显示热情。青年导演大多有艺术家的习气，惯于侃侃而谈、意气风发，不像他这样。他说，这也许是因为自己骨子里还是个理工男吧。中了电影毒，却不是天才命
中学时，路阳按照父亲要求读了理科。父亲是中央戏剧学院教影视艺术的老师，积淀深，见识多；跟那时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觉得学文科难有成就。但父亲又憋不住，常拿些影碟让儿子看，又带儿子去看话剧。路阳觉得，父亲也是挺矛盾的。
电影第一次震撼路阳，就是那些年间的事。后来，他将那一刻向媒体描述了多次：一天回家，他看到桌子上放了两张影碟，一是北野武的名作《花火》，一是另一位日本导演萨布的《盗信情缘》。以前就看看《星球大战》、《终结者》的少年没听说过这些。看完两张碟，他心中突兀地冒出一句话：做导演，原来是这么棒的事情。
“不是说那个电影很好看。而是，做导演很棒。”
从此，他对电影魔怔上了。之前，路阳的理想是画画，他爱漫画，但自认没天赋，画得不好。后来他去了电影学院，又发现自己导得也不好。谁叫他本科读的是“管理信息系统”，毕业后又去了北京市通讯公司。做了一个多月的办公室信息管理，才逃走去考导演系。电影学院的同学们个个科班出身，看片量惊人，理解力超群；他则毫无基础，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拍完第一个短片习作，老师在课上指着路阳的作业说：这就是反例，你们千万别犯同样的错。看看人家拍的，确实是好。“我能怎么办？”被老师说一句“剧本改得还行，拍得不够好”，他就喜出望外了好久。
临到毕业，他28岁了。奥森.威尔逊在他这个年纪已经拍出了划时代巨作《公民凯恩》。而路阳当时还是没着没落的。他问老师田壮壮：“我以后能做这个吗？我挺想做这个的。”成名了几十年的老师有些无言以对，最后说：你得想办法提升艺术感受力。
来来去去，不是个天才的命。路阳的眼前是大师们组成的一座座高峰。高山仰止。他自认是普通人，距离山峰太远，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那个高度。但他想：普通人要是也能去爬山、去拍电影，不是很幸运吗？
拍第一部片《盲人电影院》的时候，路阳只有五六万块钱做全部后期。盛夏，剪辑师在鼓楼东大街的一条胡同里租了间没空调的房子，每天对着三个电风扇剪。粗剪完成，路阳请一向不看好自己拍电影的父亲来看。看完父子俩就在胡同里大吵了一架。父亲说，你这拍了些什么啊？什么东西啊？
“后来他说，我说的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也希望你能做好。我才知道他跟我一样紧张，紧张得他当时已经没有客观的判断了。”
四年后，路阳请父亲看《绣春刀》的第三版粗剪。父亲看完很高兴，他对主创们说，我请你们去对面吃螃蟹吧。那天他们吃了一大桌子菜，花了不少錢。结完账，父亲把餐厅返的一把优惠券揣进路阳兜里，“请你的朋友们多来吃啊。”他说。
现在，路阳回忆道：“那个时候好像有个阶段，就特别希望两个人认可。一个是我爸，一个就是我老师田壮壮。”
没完没了的艰难
在《绣春刀》之后，认可路阳的当然不仅仅是一两位师长了。但很快，他便发现自己还需要得到更多，这其中就包括以苛求和严厉著称、担任《绣春刀2》监制的宁浩，以及期待越发高、口味越发精的中国观众。
至今，在问答网站知乎上，《绣春刀》的描述依然显得意味深长：新人导演路阳出品，以较高的影片质量和渣一样的市场宣传出名。是的，顶着意外的好口碑，电影在2014年的票房最终还是定格在了9000万元。在单片票房纪录已提高到50亿级别的今天，这个数字微不可闻。路阳没有余地再做一部得了掌声却不赚彩头的《绣春刀2》。何况，他自己承认上一部的不足来，比哪个评论人都直白——“女主角戏弱？那个不怪她，演员挺好的，是我的问题。”
于是，虽然资金多了，路阳却觉得艰难非但没少反而更多。花四个多月写完《绣春刀2》剧本初稿后，他发给宁浩看。对方大晚上特地跑来，从人堆里抓出路阳拉到一边说：“你要没拍过前面那个，拍这个剧本也行；但这两个剧本主题上也像，人物也是延续的，没提升啊！”
争了半天，路阳从了。尽管初稿花了大心思，投资方也满意，但他还是因为宁浩的一个问题动了心：是想重复上一个，还是拍一个新的？
所谓“新的”，从来是谈何容易。写到第三版时，路阳的脑力开始干涸，越写越不对劲。但宁浩的回应还是“不够好，还是不够好”。行，再想。写到第四版，路阳在崩溃中苦思得来一个十几分钟的开场段落，总算有趣，总算吸引人了。宁浩松了口。但写下去，又困难重重，路阳只觉得自己踏入_个大坑，怎么都填不上，天天焦灼万分。
他承认，自己不是没畏过难。绝望中他甚至想过还是回头用第一版。毕竟，“那个剧本其实挺完整的”。但身边的其他主创都“忽悠”他，“你得坚持，这个就是比那个好，哪怕再费劲都要坚持去做更好的……”
剧本做得难，拍的时候更难。路阳毕竟年轻，他并没想到，分镜脚本里写一句“镜头从水上拉到船上”，开机时就要五六十个人协同拍摄。这么多人在激流中漂着，安全怎么保证？镜头怎么固定？光这么一个难题，摄制组就得设计整套装置来保证实施。有别的剧组看见了，急急地來借。路阳捂住了：这可是咱们的知识产权呐。
苦恼的时候，路阳也在想：怎么就写了个这么难拍的东西呢？但“老宁”——他后来习惯这么叫那位难满足的监制，带着亲切，也带着叹息跟他说了以下这番话，他便渐渐想得通了。
“人生其实很无奈也很无常，你在世界上生活，有很多事情、很多人要去关照到。你不可能是自由的。但在电影里面，你完全是自由的。所以，别想太多了。”
过了35岁，拍了这些年电影，路阳还是钟情于硬科幻漫画《寄生兽》。其中有个与主线无关的细节，他一直记得：男主角路遇一条意外被车撞死的狗。他嘴上说该把死狗扔垃圾桶里去，实则把狗埋在了一棵树下。寄生在他手上的外星人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呀。”
在几十卷漫画后，原本要入侵地球的外星人要离去了。跟男主角告别时，它说起当年那件埋狗的小事。它说，人类真是了不起呀。
“你看，他只是做了一件很不起眼的事，但是他影响了外星人。你永远不知道，也许你在某时做了一件事，就有意想不到的影响。”
路阳又移开了眼睛。如果对他很陌生，也许会将这表情误认为害羞。他说下去，“你也不需要去解释自己做的事，认为是对的就去做。那怕整个世界都要向你扑过来也没关系。我就是喜欢那种力量感，就像普通人要去挑战天神一样。”
杨超 稀缺者的自傲
1992年春天，一个其貌不扬的落榜生站在天安门广场前，泪流满面。他前一年高考就考砸了。重读又继续旷课，每天在录像厅花一块钱看四部电影混时间。听同学说有个北京电影学院可以考导演，他就脑门一热想去试试。家人觉得他疯了，“我们整个市里没有听说谁考上这个学校的”。结果果然失败。留下一个可悲的姿态后，他只能回家，进了武汉铁路局附属的大专读会计，等着日后顶父亲在铁路局的编制。讲完这些，杨超叼着烟笑了：“可傻了，那会儿。可感伤了。”
提到年轻时的失意——比如落榜，比如后来从电影学院毕业就失业、靠父母接济了两年多；比如参与创立国内最早的独立电影社团之一“实践社”却遭解散，做公司又没钱的时候，他总是面带笑容，调侃着。比起自嘲，那语气更近乎自傲。
在那些年里，文艺理想随着大时代变迁，渐渐成了边缘、小众，甚至讽刺的标签。坚持至今需要历经万难，自然有傲人的资本。后来，在杨超导演的电影《长江图》中，男主角高淳是长江上的船工，也是个失意的诗人。为什么如此设定？“他是那一代的底层文青，是失败者的代表。”失败的文青？这与你自己……？
“心态有点像吗？我觉得是的。”毫不犹豫地回答着，杨超又点了一根烟。
“待避”，是铁路行车的术语，是指两车同轨相遇时，级别低的火车需要等在旁边，让级别高的火车先通过。这也是杨超在电影学院毕业作品的片名。一个没能上大学的年轻人，无奈地从父亲那继承了铁路工人的职位。他整日百无聊赖，自认为失败者；想逃，不知逃到哪去；想留，又跟周遭不断冲突。
拍完《待避》，杨超毕业即失业。他在电影学院门口租个平房，每天继续读书、吃食堂。他自认没脸没皮，继续找家要生活费，要了两年。直到《待避》被戛纳选片人挑上，获得戛纳电影基金会青年奖。拿着5万的奖金，杨超又晃荡了两年多。他办过公司，失败了。弄独立影展，被主管单位叫停。最艰难的时候，他拍过豆瓣评分4.4的抗日片《小英雄雨来》。他自己也说，那不叫电影了。
让人“没来得及看懂”
2016年初春，《长江图》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此时，杨超42岁了，距离他落榜已过T25年。电影史上，少年成名者多。近年来屡受戛纳青睐的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现在不过27岁。在分配运数时，上天从来不公平。有人年轻得志、不知坎坷为何物，也就有人历经磋磨、两鬓已开始发灰才得到认可。
何况，在世俗意义上，杨超是否算成功还得打个问号。今年9月，《长江图》在内地上映，一个月下来累积票房300多万。根据时下盛行的“唯票房论”，杨超耗费十年筹备和创作的心血之作，拼不过大片们在一小时之间展现的市场价值。
当然，这些也在杨超的意料之中。那些失意的漫长岁月，那些默默耗费着心血、向着一线光明艰苦跋涉的清贫日子，并没有白白度过。年轻的天才惯于创作切口微小、个人抒情色彩浓重的自传性质作品《长江图》则截然不同。不论对其完成度如何有争议，评论界都一致认为：电影具有史诗气质，以及为文明变迁作传的野心；加上浓重的文人立场、魔幻现实风格设定，使它终成一个难啃的大骨头，一部纯粹的艺术电影，“一个比较疯狂沉重的作品”（杨超语）。
可想而知，这种东西在这个时代有多罕见，又有多容易被视为过时。连相关好评，也如片中的台词和留白一样显得晦涩，“诗歌、性、情爱、吊丧包裹着的内心悲怆，在最后一刻依然无以释怀。旧世界素材群像延伸出这个国家民族的时代苍凉，而三峡区域的整体失魂与缺席，即是游魂流离失所的现状……”
而负评，就直接不客气了，“上世纪90年代第六代那些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装腔作势的坏毛病原样复制在这部电影里了”“最后主角一路逆流而上，一路吟诗一路流泪，敢情是为了寻找真爱啊，……世上难道再没更重要的事了吗？”
对这一切，那个曾经的“失败文青”没有急着辩白。像大多首次获得大众关注的独立导演一样，杨超谦逊地说着“有更多人看到电影我就很知足了”。但遮不住的傲气随后而至：“也有一些……我觉得要再等等，这个电影很多人没有来得及看懂。”
野心的围困
到底是什么样的叙述，才会让创作者有信心说出“很多人没有来得及看懂”呢？
从获得柏林银熊奖“杰出艺术成就奖”开始，《长江图》便进入了国内观众视线。当时，接过奖座的是影片摄影李屏宾。这位以“侯孝贤御用”著称的顶尖摄影师，创造了磅礴优美的视觉基调。这也成为了《长江图》一大招牌。当时圈中甚至有不少人以为，这是一部环保题材的半纪录片，重点在于展现长江流域的风貌和景色。
而事实上，杨超写的剧本有繁复的结构和叙事企图。失败的诗人高淳无奈继承了亡父的事业，成了长江上一艘小货船的船长。在逆江而上送货的途中，他在不同的渡口反复遇到同一个女人。随着航程上溯，她变得越来越年轻，身份也从妓女一路转换，成为修行者、有夫之妇、水鬼……高淳渐渐发现，她其实是他之前的恋人安陆（这也是长江沿岸的一个地名）；而她出现的地点，都与一本作者不明的手写诗集有关。他开始全心全意追寻安陆，甚至试图改变她的人生历程，却没能控制住船上的种种危机。悲剧性的结果终于无法避免，而长江仍如常奔流。
让时间逆流而上，打破线性的走向，这并非《长江图》唯一的超常之处。深入其中后，观众便不难发现，所谓“安陆”其实近乎长江的一种化身。安陆的变化，其实是长江历史的回溯。这种寓言关系，在安陆呐喊出“这是我的长江”时已经显露。而回溯长江，又是为了给中国情景的变迁作传。听着绕吗？是的，别说“看着难”，《长江图》拍起来更难。
男主角秦吴叹道：“这个戏是我从影到今天为止拍得最苦的一部戏，永生难忘，备受摧残。”他和其他演员在一条破旧的客轮上，一百多人挤在一起，住了三个多月，吃饭睡觉洗漱都在“一个监狱那么大的地方”进行。拍摄季节是冬天，长江流域最湿冷的时候，他和女主角辛芷蕾却还有几场跳水戏。胶片摄影和长江的不可逆性也加大了难度。拍到八成左右，杨超多年从各大影展筹集来的资金就已经花光了。直到一年半以后，剧组才重新找到资金，又把演员们找回来补拍了两次。第一次做女主的辛芷蕾给当时经纪公司的老板打电话说：再也不想拍电影了，太苦了。
而后来，因为时长的关系，很多大家辛苦拍摄的镜头都被剪掉了。因为导演自认为能够承载其电影野心的270分钟版本在诸多限制和考量下不得不缩减到与正常电影等量齐观的115分钟。
稀缺的批判
《长江图》在柏林的获奖，在舆论中激起的关注度不大不小。这不是《红高粱》、《黄土地》的年代了，国产电影不会因向世界展示出“贫穷落后的中国”而受到苛责。但是它同样不会因此得到地动山摇的赞赏。杨超对此倒是看得很清楚，而这清楚是讥诮的。“以前国际影坛觉得你们这些不用做大餐，你们也不太可能有结构感、有深度，把中国拍的给我看就可以了。这一方面是歧视，同时也是优待，大家只要把中国的现实录下来就可以了。现在不一样了。”
杨超知道自己很难满足。虽然已到中年，但他依然保留着批判现世的习惯。只是比起年轻人的愤世嫉俗，他的尖锐带着一种冷度。
“中国电影目前是缺少影评声音的。影评本来是连接观众、作者和市场的特别重要的一环。前几年影评人还写长的，但现在越来越短了，我觉得影评人错过了很多好电影，比如说《三打白骨精》。那是中国大片在类型上非常大的突破，每一个阶段都有主题的递进。但大家忽略了它。现在都习惯贴标签，一分为二，特别简单。‘票房好的就是傻逼’——这是一个大标签。”
“那具体到你的作品上呢？”“还有小标签呀。比如大家很难区分‘文艺片’和‘艺术片’。”
“其实文艺片是商业片的小门类，都要讲故事的。在形式、手法、语言上，文艺片必须尊重大众的喜好。艺术电影则不一样，它承担的是探索艺术语言极限的使命。中国每年生产不到十部艺术电影。”
说到这儿，杨超没有叹气，反而一笑：“为什么我非常愿意让所有的人分清这些？这好像是对我不利、对艺术电影不利的。什么‘探索艺术边界’，一点不商业，注定赚不到钱。但我觉得相反，如果能确定艺术电影的本质以及其稀缺性，它一下就会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这个不怕小众，怕不被知道。苹果电脑一开始就很小众，只有做图的人用。”
“但艺术电影和文艺片被混在一起，艺术电影的稀缺性没得到多大的认可。文艺片又被视为小众，损失了商业价值。这个分开对双方都有好处。”
杨超并没有夸大“艺术电影”的少见程度。早在2005年，《长江图》就凭着一个剧本大纲赢得了戛纳的创投支持，在《长江图》漫长的筹备期中，他得到的不仅是包括李屏宾在内的众多前辈名士的鼓励和帮助，还有鹿特丹电影节HBF、法国南方基金、香港国际电影节HAF、台湾金马影展四大创投的资金。“大家在不同的阶段推这个事前进，让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圈内的公益项目。”他知道，这些支持不仅是基于《长江图》本身的质量。因为稀缺，众人才会有意拾柴使火焰高燃。
可是，在票房总量狂飙猛进多年后，“探索艺术语言边界”不仅越来越难为市场所认可，也缺乏实现的基础。而这基础指的不仅仅是资金投入。比如，杨超在选角之初便感到，找寻长相超于主流审美之外的演员已太难了。
“你看到西方女演员，你首先觉得这个是人，然后觉得这个是女人。你看到中国女演员，基本上就先觉得这个是女人。很多中国女演员在银幕上，都像是脸上写着三行字：第一，我很漂亮；第二，我知道我自己很漂亮；第三，我希望你们也知道这一点。要找个不一样的，是很难的。”
但杨超和他的电影，却只想追求这样‘难的”、罕见的。2016年年末，他一边跑着《长江图》在北美上映前的路演，一边也琢磨着接下来拍点什么。这个科幻迷声称，他的新片多半是商业的、奇想的，可能就是他琢磨已久的“年轻人为了爱情对抗帝国”的反乌托邦故事。它必定与《长江图》大相径庭，但一定都具有某一面向的稀缺性。
现在，杨超把电影公司命名为“传灯”，一个佛教术语。他说，命名原因不是宗教，而是美感。“這是指上一代的祖师把一切真理托付给下一代的祖师。就像在黑暗中，有一个灯火一样，非常弱小，但是会被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