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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武侠小说，人们首先会想到金庸、古龙、梁羽生。其实，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当属湖南平江籍作家向恺然。民国初年，深受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影响的向恺然移居上海，潜心文学创作，凭借《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怪异传》等14部长篇小说，成为武侠小说界的领军人物。正是从他的作品开始，武侠小说才开始专注于反映江湖世界的奇闻逸事，专注于表现武侠人物的喜怒哀乐，专注于展示“以武行侠”的高尚情操。其快意江湖、恩怨情仇的故事结构，性格豪爽、仗义耿直的英雄形象，让读者印象深刻。这些特点对包括金庸、古龙、梁羽生在内的后世武侠作家影响极大。
以《江湖奇侠传》红遍大江南北
向恺然生于1889年，自幼聪明好学，14岁考入长沙实业学堂，因带头要求公葬爱国志士陈天华，被开除学籍。随后由父亲变卖家产，供其赴日本留学。1914年，他以留学生活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留东外史》，署名“平江不肖生”，在上海公开出版，大受读者欢迎。当时，海上文坛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本名却渐渐被人遗忘。他生性淡泊，不喜交际。正当《留东外史》热销时，他却深居简出，搁笔过起了悠闲日子。当时外界传闻他回湖南老家了，又有人说他到日本去了。有一天，著名作家包天笑从朋友张冥飞处得知，他蛰居在新闸路斯文里，决定前去拜访。第二天下午4时，包天笑带了一包礼品，敲开了向宅大门。宾主寒暄后，便坐下来海阔天空地闲聊。包天笑居沪多年，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人文掌故，加上见多识广、博闻强记，聊起奇闻轶事，生动有趣，引人捧腹。那天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临走时，包天笑热情邀请对方为自己主编的《星期》杂志撰稿，向恺然爽快地答应了。以后，他的《留东外史补》《猎人偶记》相继完稿，果然由包天笑编辑发表。《猎人偶记》写的是作者早年在湘西当地猎户所获得的猎兽珍闻，使沪上读腻了洋场才子虚构作品的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风靡一时。
此事被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获悉，便竭力鼓动向恺然为该书局写小说，承诺支付特别丰厚的稿酬。不久，《江湖奇侠传》第一集、第二集先后完稿，相继刊登于世界书局所办的《红杂志》上，一时洛阳纸贵，引起轰动。
眼看《红杂志》销量节节上升，利润滚滚而来，沈知方心花怒放，当即决定趁热打铁，汇编发行单行本，以赚取更大的回报。两个月后，世界书局版绘画本《江湖奇侠传》投放市场，不足一月便销售一空。此后一版再版，依然供不应求。小说的持续热销，终于引起海上大导演张石川的兴趣。有一次，他偶然翻阅此书，竟爱不释手，一口气将其读完。于是，他竭力说服明星电影公司老板，请人将其改编成剧本《火烧红莲寺》，并邀请影后胡蝶出演剧中主角。后来，这部影片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公映，观众云集，一票难求。
毫无疑问，《火烧红莲寺》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武侠神怪片之先河。此后的数年间，武侠片几乎成了国内拍摄电影的主要题材。据初步统计，1928年至1931年间，上海大大小小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影片四百余部，武侠竟占了二百五十余部。难怪报纸评论说：“红莲寺一把火，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敲开了侠影戏的大门墙。”借助于影片的影响，平江不肖生也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与“时还书局”大打侵权官司
民国时期，书籍的盗版、侵权行为司空见惯，加上司法腐败，打击乏力，作家的权益很难得到维护。向恺然就因为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冒名印成续篇，一气之下，闹到法庭，结果却以失败告终。
1921夏，向恺然偶然听朋友聊起“无来禅师”轶事，很受启发，于是花数月时间，精心构思完成长篇侠情小说《半夜飞头记》。小说讲述无锡名妓陈珊珊在一次宴会上邂逅青年才子王无怀，两人一见钟情，私订婚约，后因另一名妓白玉兰也暗恋王无怀，从中作梗，百般阻挠，陈、王历经磨难，有情人终成眷属。书稿完成后，即投寄振民编辑社。该社当即与之签订合约，以每千字二元五角的稿酬買断版权，正式出版。初版一千册，投放市场不足三个月，便告售罄。
当时，位于梅白格路（今新昌路）人和里的时还书局因久未觅得好稿，图书发行每况愈下，老板陈彝梅束手无策。一次，一位稔熟的王姓律师来访，谈及好友向恺然的《半夜飞头记》由振民发行，赚了不少钱。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彝梅当然知道向恺然的鼎鼎大名，便询问小说内容和振民支付作者稿酬等情况，认定这部小说有再版的价值。第二天，他派人暗中调查振民出版此书的实情，发现一千册书刚够本埠发行，外地寄售尚属空白。时还书局在各省设有分售或寄售机构，再推销一千本不成问题，他决定与作者协商，由时还书局重印该书。于是，委托王律师转告向恺然，愿重金购买这部书的重印权。向恺然本来就嫌振民给的稿费太低，听说时还书局愿意重印，且支付稿费每千字三元，便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时还书局版《半夜飞头记》分上、下两册问世。新书的装帧设计别出心裁，除了上、下册分别用不同的彩色图案外，封底还专门印有半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并题有“时还”两字，异常醒目。陈彝梅是天生的出版商人，不仅慧眼独具，而且擅长商业运作。为打开新书销路，他一面出资在《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连续刊登大幅广告，一面请人在报刊撰写书评。其广告词云：“不肖生近年精心创作的侠情小说，故事跌宕起伏，情节生动有趣，读者诸君定将爱不释手。”经过大力宣传和推广，小说再版后销售依然十分火爆，不足两个月，各地分售机构催运新书的函件如雪片般飞向书局。陈彝梅喜出望外，立即命令书局增加印数，重点供应北京、天津、汉口、杭州、南京、济南、重庆、成都等旺销市场。至1929年春，此书重版达十余次，印数超过三万册，为时还书局带来丰厚的回报。
《半夜飞头记》让陈彝梅尝到了甜头，便再次找到向恺然，请其趁热打铁，创作这部书的续篇。向恺然欣然从命，很快拟就续篇标题“双雏记”，并着手沿袭旧作，构思故事情节。《半夜飞头记》最后几次发行时，仿照笔记小说体例，于书尾添加“欲知书中人结局，则阅《双雏记》”数语，以吸引读者眼球。
尽管《半夜飞头记》带来的收益不错，但洋场米贵，向恺然靠卖文仅够勉强维持生计。他常常感叹自己辛辛苦苦写稿，获利最大的总是书商。于是，他向陈彝梅提出，写续篇可以，但稿酬得增加至每千字三元五角。陈彝梅则坚持每千字三元是市场最高价，再提高已不可能。双方协商数次不成，不欢而散。
读者迟迟未见《双雏记》出版，便跑到时还书局打听内情。陈彝梅好言安抚，声称新书很快将要面世，请大家耐心等待。陈彝梅想既然向恺然不肯续写，决定请人代笔。他亲自跑到苏州，邀请浙江上虞籍作家俞印民担此任务。俞欣然接受，依据原书情节和向恺然的思路，续成章回体小说《双雏记》。1926年10月，陈彝梅请作家杨尘因作序，将《双雏记》公开出版。第二年再版时，陈又邀请沪上名士陆士谔撰写评语，竭力推介。尽管续篇不及《半夜飞头记》写得出色，但给小说主人公的结局有了交代，还是受到不少读者的认可，因此销售形势也不错。
1930年年初，云游南北多年的向恺然回到上海，偶然从朋友处得知时还书局已请人写成《双雏记》，内心颇为不快。认为时还书局不遵旧约，连招呼也不打，就请人撰写自己计划创作的小说续篇，侵害了自己的权益。于是，他给陈彝梅写信，希望对此作出解释，并给予经济补偿。不料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陈彝梅的傲慢态度彻底激怒了向恺然，于是他便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时还书局控告到上海临时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名誉，并赔偿损失。
同年2月23日，上海临时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为叶推事。原告和被告均未出席，分别由代表律师参加辩论。法官宣布开庭后，先由原告代表律师起立发言，称当事人向恺然原籍湖南，居沪多年，以写武侠小说闻名遐迩，著述颇丰。昔年曾著侠情小说《半夜飞头记》，由被告书局出版，颇受读者欢迎，先后重印十多次，销量甚大。当时原告和被告商定撰写续篇，并由原告拟定书名“双雏记”，且在《半夜飞头记》结尾处预告消息。后来双方因稿酬问题意见不合，此书一直未能撰成。被告出于商业利益，竟不向原告方说明及征得同意，擅自约请小说家俞印民沿用“双雏记”题名，写成文字粗劣之小说二册，公开出版，误导读者诸君，并侵害原告的名誉和财产，请法官公正裁决，责令被告赔付现洋二万元。原告律师陈述完毕，即由被告律师答辩：当初双方均同意续写《双雏记》，原告提出稿费每千字增至三元五角，书局方面认为按此酬支付，无利可图，双方遂反目分手。后来被告延请俞印民撰写续篇，是征得原告允许仍用旧名。原告要求执笔者不可率尔落笔，应尊重原作思路，合理铺陈故事，避免损害其文名。书局方面早将这些意见转告俞印民，且新书确已一一照办。因此并不存在侵害原告之事实，请法庭明鉴。接着，双方代理律师就证据和法律条文展开激烈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关于此书的出版广告及宣传文字，双方的意见也截然不同。原告律师认为，续集构思已很长时间，详细提纲早经拟定，可被告请人冒名写成于前，并公开印行，致使其代理人蒙受经济损失，理应给予赔偿。被告方的理由也很充足——当时所登的广告及宣传品，均无“不肖生撰”字样，何来冒名之说？且新书由他人独立完成，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辩论至此，原告律师将印有“欲知书中人结局，则阅《双雏记》”数语的《半夜飞头记》一册呈堂，被告律师也把新书《双雏记》交给主审法官。法庭经短暂商议后，即由叶推事宣布退庭，谕准双方提供旁证，案件延期再审。
当时，时还书局营业蒸蒸日上，且与向恺然曾数度合作，不愿伤了彼此和气，希望庭外和解。向恺然也不想打官司，费时费力不说，即便获胜，最后也得不到几个钱。于是，双方派代表进行谈判，尽管都表示愿意和解，但对赔偿金额，意见不一，最终没有谈成。
过了一个月，上海临时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仍由叶推事主审，双方代理律师出席。法官宣布开庭后，被告律师首先发言，称已获得多份证据，请法官查验。当即将数张刊登《双雏记》广告的《申报》和两本登有宣传内容的时还书局版图书取出，让庭丁转交给法官。叶推事一一验看后，交书记官收录在案。原告代理律师没有提供证据，称案件情况特殊，并无物证，而理由前次已经陈述，请法庭依法公断。叶推事听后，当即宣布暂时休庭。法官和陪审官等离开坐席，依次进入法庭旁的房间内会商。十多分钟后，大家重新回到法庭，由法官宣读裁定书：被告未违犯法条，驳回原告控诉，案件审理费由原告承担。
控告群众公司冒名欺骗
与时还书局的纠纷尚未了结，“遗著”事件又接踵而至。
原来，十年前，向恺然和武术家陈铁生、唐豪、卢炜昌合作编写过一本《国技大观》，由国技学会出版，也颇受读者欢迎。后来，他厌倦了沪上卖文生涯，只身赴湖南军中任职。又辗转北平、沈阳等城市，一边为报刊撰稿，一边研习拳术。有段时期，他蛰居天津，闭门谢客。有人因长久不见其人，猜测他可能已离开人世。消息传到南方，沪上小报刊文传播此讯，包天笑还化名“曼奴”在《晶报》发表《追忆不肖生》一文。此事曾引起热议，一时不肖生的死活问题成为了一个谜。1929年8月，袁寒云在《北洋画报》发表《记不肖生》，证实他住在天津。不久，他本人獲悉此事，立即致函北洋画报社，并寄上近照一张。至此，谣言遂销声匿迹。大概因为路途遥远，消息不通之故，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听信传闻，擅自重印《国技大观》，封面上竟赫然印有“不肖生遗著”五字，本想以此作号召，增加图书销量。不料，弄巧成拙，引起作者的强烈不满。向恺然当即找到该公司老板东方亮和姜侠魂，讨要说法。不料，东方亮等认为“遗著”的事错在报纸，而非图书公司，拒绝赔礼道歉。向恺然据理力争，对方始终态度强硬，不肯认错。万般无奈，他再次具状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东方亮、姜侠魂告到法庭。
1930年3月27日，上海临时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主审法官为孙原推事，原、被告均不到场，分别由代理律师出席。原告代理律师先宣读控告书，称被告东方亮、姜侠魂印行《国技大观》一书，不顾事实，随意加上“不肖生遗著”字样，属刑事假冒名义、欺骗读者，应依法予以惩处。接着，被告代理律师张崇鼎进行答辩：“《国技大观》内有《子母三十六棍记》《大刀王五》等数篇，确系不肖生（向恺然）所著，有亲笔原稿可证。当初上海群众图书公司与原告签有合约，所有稿费均已付讫，也有相关字据证明。至于封面上印‘遗著’字样，显属事出有因。其时沪上确有不肖生已死之传言，报刊亦有相关报道，足证此种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何况人没有不死，如佛家所谓‘涅槃’，道家所称‘羽化’，‘遗著’之说绝非侮辱之词，并不触犯刑律。”法官又问原告意见，原告律师反驳道：“即使社会上有此类传闻，但被告未作核实，擅自印在书上散布，显系欺骗读者。事情真相大白后，被告仍未采取措施，任此书继续流传，确属有意欺骗，请法庭依法惩处。”以后，双方就是否假冒和欺骗问题，进行激烈辩论。辩论结束，张律师反戈一击，称被告对向恺然提起反诉，控告其犯欺诈和诬告罪，要求法庭传其亲临公堂，接受审讯。法庭经过商量，由孙推事宣布，因不肖生当日没有到庭，案件延期两星期再审，届时须传原告出庭受讯。
向恺然收到法院传票后，与律师商量对策，认为这场讼案即使获胜，也至多责令被告停止印发新书，或者给予警告之类的轻微惩罚，因此听从律师的建议，同意法院再审时仍不出庭，任由法官裁决。
4月12日，临时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均由代理律师出席。原告代理律师陈述内容和初审时基本相同，而被告代理律师也无新的理由，只向法庭提供了两份书证。主审法官验看这两份证据后，就匆匆宣布裁决结果，称本案自诉人经正式传唤，迄今未曾到案，代表律师也未提出新的证据，依《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以撤回自诉论处，因此本案不予受理。话音刚落，被告律师也当场声明撤回对原告的反诉。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