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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写实主义
所谓“健康写实主义”，是指以灿烂、健康的精神拍摄写实影片，转批判负面印象为讴歌正面精神，打造一条健康的写实路线。而“不健康的写实主义”渐渐地在台湾失去了市场。1965年，金马奖恢复颁奖，李行导演的《养鸭人家》夺下最佳影片，这是台湾电影首获金马奖，也是金马奖对“健康写实主义”创作路线的认可。与此同时，该片也确立了导演李行在台湾的宗师地位。李行是台湾电影圈的弄潮儿，不论是王哥柳哥系列泰语片，还是健康写实主义；不论是琼瑶爱情电影，还是乡土写实电影，李行都居功至伟。而在息影之后，李行更是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93年他续任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促成中国大陆电影人来台正式组团参加金马奖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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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电影
1983年，第20届金马奖。在这届金马奖上，新老两代导演同场竞技，颇有一些“敢叫旧貌换新颜”的味道。最终陈坤厚用《小毕的故事》打败了白景瑞、胡金铨、李行等一众影坛名宿，拿下了最佳影片奖。而在陈坤厚掀起的浪潮之下，台湾影坛迎来了侯孝贤、杨德昌、张毅、吴念真等一批年轻导演，史称“台湾新电影”。台湾新电影于1982年发轫，1987年即退出历史舞台，和法国电影新浪潮一样转瞬即逝。但其对电影的高度艺术自觉、对台湾社会、历史的深切观照，都有别于之前的商业片，台湾影评人焦雄屏更是认为新电影“为一代台湾人心境塑像”。在这年轻人的时代里，杨德昌、侯孝贤成为了台湾电影的名片，成为了台湾电影在世界影坛上最雄辩的代言人。杨德昌的影片如一把手术刀，诊断高速发展的都市痼疾；而侯孝贤则用自己的乡土情结，描摹了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心路历程。两个人虽然没有太多的交集，但却极为互补，完整地描述了整个台湾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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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和悲情人物
1989年，侯孝贤拍摄了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悲情城市》。影片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但是侯孝贤的作品，在岛评论一直两极分化；再加上影片题材敏感，所以金马奖是给还是不给，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出于安全起见，《悲情城市》只拿到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两项奖。而了无新意的《三个女人的故事》则获得包括最佳影片等八项大奖。结果出来后，舆论一片哗然，连侯孝贤也气愤地说：“金马奖一向就是分配的嘛！很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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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侠时代
2000年，《一一》退出金马奖，《卧虎藏龙》坐上了金马奖的头把交椅。这部影片不仅有匠心，更有艺术责任感。它不似胡金铨武侠片的阳刚暴力，也不似徐克武侠片的豪气干云，取而代之的是寻找江湖人文内涵的一种深沉思索与含蓄。李安的《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之后，华语影坛上刮起新式武侠旋风：张艺谋拍摄《英雄》《十面埋伏》，陈凯歌拍摄《无极》，冯小刚拍摄《夜宴》等，却再也无力创造出《卧虎藏龙》般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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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故事和台湾的编剧
台湾的编剧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总会写一些庸俗的剧本，以赚取观众的眼泪和票房；二是他们往往也有艺术自觉性和历史使命感，会创作一些关于台湾人民和台湾历史的剧作，严肃而稳重。这些编剧之中，又以吴念真为杰出代表。吴念真参与过以艺术为唯一宗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也写过像《搭错车》《鲁冰花》这样世俗的故事剧本。这位曾经编写了60余部电影剧本的人，被称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在他的故事中，主角几乎全是老兵、学生、外省人、女性等社会弱势群体，故事全部来自于台湾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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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和大陆势力
1996年，姜文带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前往台湾，参加金马奖。最终，该片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6项大奖，算得上是大丰收。这是大陆电影第一次在金马奖大放异彩，并也由此拉开了大陆电影成为金马奖常胜将军的序幕。虽然当时政治环境已经日渐宽松，但是意识形态的差距依然存在，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至于到了2014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会左右金马奖的走向以及大陆对金马奖的报道。就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在金马奖收获六个奖项，除了影片本身实力不俗之外，它的题材，亦是关键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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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浴、李小璐和大满贯
1998年，陈冲导演的《天浴》作为大陆影片卷土重来。而那一年台湾电影产量凄惨，一共只有十部电影报名参赛。在这种态势下，陈冲的《天浴》坐享其成，拿到了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洛桑群培）、女主角（李小璐）、最佳改编剧本等最最重要的大奖，成为金马史上截至目前唯一的一部“大满贯”电影。影片改编自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讲述了一个“文革”中的故事。据说女主角文秀原定由范冰冰出演，但因为有裸戏，被范冰冰拒绝了。于是年仅16岁的李小璐接下了这个角色，最终夺得金马奖影后，这不仅是大陆首位获得金马奖的女演员，也是至今为止金马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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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遭质疑的改革派
焦雄屏之于金马奖真正的业绩是她用自己坚定的步伐，强大的推手和几乎是顽固的公关能力，把金马奖从文人类奖项、同人游戏和闭门造车的窘境中解救了出来，她动手把金马奖打造成了一个类似三大电影节的“电影节”。在奖项的颁发和表彰上，她又向奥斯卡奖项学习，给出提名影片和影人，最后在颁奖典礼上，再给出最后的答案。开门来办金马奖，注定会削弱台湾电影在金马奖上的地位。不过，站在另一个方面，也正是因为她改革了评审制度、创立了合拍平台，台湾电影才从电影人没有资金拍电影、演员纷纷北上淘金或者深陷于八点档无法自拔的年代走出来，重新成为华语电影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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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YA电影
在这个时代里，谁抓住了年轻人的心，谁就抓住了市场。2008年，在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20年低潮期之后，魏德圣的《海角七号》横空出世，一举摘得第45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等六项大奖。该片之后，一大批讲述台湾年轻人的YA电影（青少年电影）随之而来。从《艋胛》《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翻滚吧！阿信》，到《一页台北》《逆光飞翔》等影片都让人看到了新一代导演和他们所拍摄的影片的魅力。这些电影改写了台湾本土电影枯燥难懂的既定印象，使台湾电影在经历长久的低谷期后迎来一个“复苏”的新时期。“后海角时代”的台湾电影，在数量和电影品质上，都较新世纪之初有了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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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缺钱的魏德圣
对于新一代的魏德圣来说，金马奖并不那么神圣，因为除了奖项之外，金马奖更是他筹措资金的场所。2003年，他在金马奖上拿出了一段5分钟的宣传片，希望借此招徕投资商的青睐，好给他两个亿新台币的投资，让他拍出那部现在只存在于他心中的史诗巨片。不过在当时年产量只有15部电影的台湾，这只是小魏心中美好的愿景。不过后来，这部叫作《赛德克·巴莱》的影片成功地筹集到了成本，顺利地开拍，更是毫无悬念地拿到了2011年第48届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奖。而现在，魏德圣又缺钱了，他目前正在为他更宏大的《台湾三部曲》筹钱。他说：“台湾人不缺钱，只是舍不得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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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机会给年轻人
2000年，金马奖没有本土电影挽救人气，便向刚刚用《一一》拿到戛纳最佳导演奖的杨德昌发出邀约，希望他能来参加电影节。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来参加，就能拿最佳导演奖。在此之前，杨德昌先后以《恐怖分子》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摘得过金马奖最佳影片，却从未拿过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这个邀约的诱惑不可谓不大。但是杨德昌却以“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为由，拒绝了金马奖的邀请，不想这一拒绝却成了杨德昌的绝唱。2007年，杨德昌去世，那一年的金马奖也顺水推舟将《一一》设为影展闭幕片，并向杨德昌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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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学校
2009年，金马奖在自己的范畴内开办了一所金马学校，这个电影学院一般招收的是在业内已有一些名气的年轻导演，这些导演大多拍摄了一两部短片，正在寻找拍摄长片的机会。侯孝贤是金马奖电影学院的校长，一般情况下，并不会直接上课。给学生上课的老师是侯孝贤从全世界范围内的华语电影人里找来的。每年邀请大约12名老师，开设从导演到幕后的所有课程。蔡明亮、李安、吴宇森、李屏宾、杜笃之、陈果、王小帅等都曾任导师。授课方式不拘一格，从勘景阶段到后制阶段，都有实际操作。金马学校的成绩不俗。2013年，在金马50岁生日时，拿到最佳影片的陈哲艺就是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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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推手
从早期的闭门办到后来的开门办；从官办到民办；从台湾电影圈的同人游戏到两岸三地电影汇聚一堂，从分配发奖忽视名导的“绯闻”到相对公正的评奖制度——金马奖在一片争议和改革的呼声中，终于走到了今天的状态。李行为金马奖拉来了大陆电影；焦雄屏让金马奖成为了影展；黄建业让金马奖走向民间；侯孝贤用一己之力，开办了金马电影学院，培养年轻导演；而李安，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只要有梦，再多坚持一下，或许转机就在下一个路口。这些金马奖的主席们，用自己的方式、名声和努力改变这个奖项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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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与自杀
知名作家三毛心高气傲，首度涉足电影，便是参与《滚滚红尘》这样级别的影片。影片在林青霞与秦汉的演绎下，令人肝肠寸断；严浩的执导也委婉大气。在当年的金马奖上，该片拿下了八项大奖，唯独三毛没有拿到最佳改编剧本奖。这对三毛打击不小。翌年1月，三毛用丝袜在台北的荣民医院上吊自杀。《滚滚红尘》用一段传奇式的爱情故事讲述了大时代下个人命运无法自控的命题。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了赖声川1992年的《暗恋桃花源》中。也许是受到张爱玲爱情小说《连环套》的影响，也许两岸同胞都喜欢这种“奇观化”的爱情故事。总之，该片为琼瑶式苦情剧日后的风靡找到了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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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的影帝
来自TVB的梁朝伟算是金马奖的常客，也是金马奖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悲情城市》中，梁朝伟扮演的哑巴令人印象深刻。梁朝伟的表演悟性，因侯孝贤而始，自王家卫而收，1994年的《重庆森林》发掘了他天生对情绪和细节的完美掌控力，也激发出他表演的诗性意义，这部电影中的663角色令他拿到第一个台湾金马影帝。2004年他以《无间道》拿下第二个金马影帝，2007则以《色戒》获奖，是迄今为止获得金马奖影帝最多的男演员。而同属TVB的刘德华和张国荣，也是金马奖的常客，前者凭借《无间道3》和《桃姐》两获影帝；而后者却没有这么幸运，五次提名却一无所获，成为了金马奖和哥哥的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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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争暗斗二十年
刘嘉玲和张曼玉，不仅在抢梁朝伟，更是在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上，明争暗斗了20年。当然，张曼玉技高一招，在柏林和戛纳也有所斩获。只是从未染指金马奖的刘嘉玲每每有好作品面世的时候，张曼玉总是会有一部更好的作品出现。《说谎的女人》败给《不脱袜的人》，《自梳》败给《宋家王朝》。刘嘉玲曾说：“一次又一次，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演戏。”不过，张曼玉的演技也并非浑然天成，港姐出身的她是名副其实的花瓶。可是经过十来年的“无线”的磨练，并在关锦鹏、陈可辛和王家卫等名导的调教下，张曼玉实实在在地从花瓶蜕变成了演技派明星。1989年、1991年、1997年和2000年，她分别凭借着《三个女人的故事》《阮玲玉》《甜蜜蜜》和《花样年华》四部影片四次获得了金马影后。成为了前无古人，也很有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唯一一人。能打破这个记录的，可能只有张曼玉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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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箱操作
小岛台湾，人际关系复杂，而且电影圈也相对比较小，所以“厚此薄彼”之后，难免会引发“颁奖不公”的争论。这种争论倘若发生在台面上，就是辩论讨论；如果发生在私下里，则就成了“暗箱操作”。2001年，香港电影继续在金马奖上大行其道，台湾电影和内地电影则被暗箱操作和潜规则弄得苦不堪言。那一年，王小帅以《偷自行车的人》为模本拍摄的《十七岁的单车》在金马奖上一无所获，气得教母焦雄屏跳出来揭黑幕。其实，黑幕无法说明，暗箱操作也只是捕风捉影。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金马奖的公信力已经大不如前。渐渐地金马奖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关场所”，而不是影片的“竞技场”。如此一来，台湾电影在本土更加颓败。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就在焦雄屏跳出来“打黑”的这一年，台湾电影年产量10部，本土影片的票房仅占到总票房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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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乐和千里
蔡明亮和李康生是一对毋庸置疑的好搭档。二十年前，无所事事的李康生被蔡明亮在街头发现，随即就偶然地和蔡明亮一起工作，做了二十几年的演员。虽然人们对蔡明亮作品的成色尚存疑问，但无法辩驳的是，他的作品充满了个人特色，让人不明觉厉。而李康生在其中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倘若没有蔡明亮和李康生这一对搭档，台湾影片会失去很多好玩的、有意思的电影。而至于影迷是不是钟情于他们的作品，则是另一个问题。2007年，台湾电影在缓慢中复苏，独立做了导演的李康生拍摄了自己的影片《帮帮我，爱神》。为了让影片有票房，李康生和影片监制蔡明亮走上了街头，像小贩一样开始沿街叫卖起了自己的电影。经过两个月的“营销实践”，《帮帮我，爱神》预售出了15000张电影票，破了之前台湾电影预售影票的所有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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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黄蛋不是鸡蛋
2009年，张家辉、黄渤分别凭借《证人》《斗牛》中的精湛演技入围当年的最佳男主角，经过评委几轮投票，仍然难分伯仲，最终在内地评审吴天明的建议下，采用“双黄蛋”方式，两人同获影帝称号。宣布结果时，台下的观众大跌眼镜。这是金马奖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双黄蛋”，以至于谦虚的张家辉发表得奖感言时，还退让要黄渤说说后自己再继续。不过对于这个“双黄”的结果，两人明显都是话中有话，张家辉称自己看到黄渤的演出，觉得自己应该要更加努力，所以对于并列“觉得这是最好的结局”；黄渤则说以前拿奖的“都是梁朝伟张曼玉郭富城，拿到奖杯时觉得是他们拿过的奖杯，很不可思议”。对于这个结果，尽管大家都觉得意外，但也成了金马奖历史上一次独特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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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的台湾帝后
在大陆电影大举进入之后，本就不占优势的台湾电影，再度失去了金马奖的大片阵地。从近十几年的金马奖获奖情况来看，台湾的导演和台湾的演员，获奖的次数少之又少，远远被香港和大陆的电影人甩在了身后。在最佳女主角这个奖项上，台湾的女演员从1990年林青霞用《滚滚红尘》折桂之后，只有2004年的杨贵媚和2014年的陈湘琪染指过这一奖项。而最佳男主角上，台湾演员的表现略略好一些，从1990年到现在，郎雄、林杨、阮经天和李康生都拿过影帝——即便如此，在获奖次数上，也是无法与大陆及香港演员比肩的。也无怪乎《回光奏鸣曲》的导演钱翔说，希望能“留一个奖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