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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果·爱》到《亲爱的》，陈可辛“北上”已经九年。
这九年时间里，他从完全不懂、不适应内地的市场规则，到如今游刃有余地拍摄题材、班底完全本地化的电影，之间也历经了几番浮沉。在香港，他擅长现实生活题材和小人物故事，到了内地却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大片时代。顺势而为并不容易，他曾形容那段时间自己是“挣扎着适应”，“武功全废，束手束脚”。其间既有《如果·爱》《投名状》等成功，却也遭遇了《武侠》《血滴子》的失败。
终于，在内地中小制作于市场上起势之际，陈可辛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当代现实题材，《中国合伙人》的大获全胜让他迎来了“最好的时光”。9月26日，他的新作《亲爱的》即将在内地全面上映。这是一部根据内地社会新闻改编的亲情伦理片，从题材到风格内地化之彻底，堪称当下的香港导演之最。由此可见，陈可辛和香港电影的“北上”，目前似乎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亲爱的》的“高点”
采访陈可辛，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行李找到了吗？”
就在前一天，《中国合伙人》在长春电影节拿了5项大奖，包括他的最佳导演奖。但是陈可辛不仅因为飞机误点没赶上颁奖典礼，而且还被航空公司弄丢了行李，一番周折之后才终于找回。他苦笑着说：“每件事都比预料的还糟糕，真是不能再无奈了。”
生活中丢行李，电影里“丢孩子”，陈可辛也在不知不觉中生动诠释了其新片“人算不如天算”的主题。《亲爱的》讲述了一对离异的父母因为不慎丢失孩子，生活由此发生巨变；等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孩子，却又彻底破坏了另一个家庭的生活。据影片主演之一的郝蕾透露，拍摄过程中，演员们都说看这部电影需要在影院门口派发纸巾。而提前看过该片的媒体及观众也纷纷证实其确是一枚“催泪弹”。
陈可辛说拍摄《亲爱的》的缘起是在2013年，当时一位内地的同事给他推荐了一个电视纪录片，“说这是个好的电影题材。”纪录片讲述了一个微博“打拐”的成功案例。平时并不怎么关注社会新闻的陈可辛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它最有力量的地方，在于里面没有一个坏人，就是太倒霉，被老天爷捉弄。”
感动归感动，拍摄一部这样的电影却是一个不无冒险的决定。当下，严肃的现实题材电影并非商业领域的主流，悲剧风格更是与目前喜剧盛行的市场环境不太相符。更何况这个故事本身带有鲜明的地域、时代特征，要求导演对本地现实文化生活有长期深入的了解。当然，陈可辛有底气拍这部电影。毕竟，他最驾轻就熟的本就是现实题材，此外通过《中国合伙人》，他也证明了自己已能完全融入内地市场，“难道内地导演真的比我更了解农民吗？难道我拍《甜蜜蜜》的时候真的体验过新移民到香港的状况吗？拍电影需要的是观察力和对细节的敏感度，而我就是对细节很敏感的导演。”
《亲爱的》从今年农历年后开始筹备，整个制作过程进行得异常顺利——影片于4月4日开机，6月6日关机，9月26日就将正式上映，用陈可辛的话说，“简直毫不费力”。他也将此归功于自己的合作伙伴，“拍电影要讲天时、地利、人和，我周围有一群厉害的人，剧本非常优秀，演员也好得不得了。”
《亲爱的》编剧是来自内地的张冀。通过之前《中国合伙人》的合作，其与陈可辛培养出了深厚的默契。由于原型故事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创作素材，影片的剧本进行得也很顺利。不过按照张冀最初的设想，影片的主人公、农村妇女李红琴应由非职业演员扮演。然而向来只用大明星的陈可辛此次还是选择了赵薇。虽然承认这是一次赌博，但他说赵薇的表现令人喜出望外，“她的表演完全没有痕迹，像纪录片一样，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如此。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只能庆幸我在赵薇最好的时候遇到她。”
《亲爱的》拍摄期间，陈可辛在赵薇的戏份杀青后发了一条微博，语气也颇带感叹，“这部电影应该是我的一个高点，但愿往后不往下坡走。”大概很难有人永远不走下坡，但陈可辛对于自己这部新片的信心是毫无疑问的，“这部电影从故事格局、叙事结构到人物塑造都比我以前的电影更复杂、深刻，对我来讲是一大进步。它的难度最高，但最后的完成度也很高。”
“北上”成功路
陈可辛正式“北上”是在2005年，当时他以歌舞爱情片《如果·爱》叩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这也是其第一部在内地公映的电影。在此之前，他曾在好莱坞拍过一部不算成功的爱情电影《情书》（The Love Letter），该片主演是斯皮尔伯格的太太凯特·卡普肖（Kate Capshaw）。随后陈可辛创建了电影公司Applause Pictures，并先后参与制作了《春逝》《三更》《金鸡》等片，试图把步伐迈向泛亚洲市场。
然而，命运最终还是将他带到了内地，且一待便是九年。
在陈可辛看来，《如果·爱》其实就是《甜蜜蜜》的歌舞版，片中的爱情主题和三角关系几乎照搬前作，但成本制作升级换代，视听效果富丽堂皇。这是因为他深信，只有迎合市场大潮才有生存空间。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称赞《如果·爱》，肯定其在华语电影史上的开拓意义，特别是“影片证明华语电影已不再局限在武侠片与艺术片两种类型的死胡同内。”
然而《如果·爱》在内地2500万元的票房，令陈可辛意识到“北上”似乎还是拍武侠大片更为有利。
2007年的《投名状》之前，陈可辛从未拍过古装武侠片。一方面，他承认选择这样的大片是为了讨好市场，另一方面，他也在片中夹带了不少“私货”。例如影片的故事以三兄弟结义开始，背叛为终，悲剧结尾，“这部片子最不商业的恰恰是题材。”三兄弟先结义后反目的主题变奏，六年后也在《中国合伙人》中再次奏响。《投名状》在创作时经过了多次的审查和修改，这是陈可辛第一次正面触碰内地的电影规则。不过市场的结果最终是成功的：在当年的贺岁档，《投名状》与《集结号》同时上映并分庭抗礼，影片票房达到了2.2亿元。
2009年2月，陈可辛、黄建新的“我们制作电影工作室”与保利博纳电影公司共同组建了“人人电影公司”，该公司首个项目是陈可辛监制、另一位香港导演陈德森执导的《十月围城》。该片的经过与《投名状》颇为相似——同样是制作时备尝艰辛，但最终结果令人满意。《十月围城》不仅在内地票房达到了2.9亿元，还一举获得了第29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8项奖。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陈可辛遭遇了“北上”以来最大的打击。2011年，他执导的新片《武侠》上映。该片前半段试图用科学解构武侠，后半部又向传统武侠类型频频致敬。但观众对此并不买账，影片最终票房不足2亿，负面评论倒是铺天盖地。2012年12月，陈可辛监制、刘伟强导演的《血滴子》票房、口碑更是跌入谷底，该片也成了那一年里“大片扎堆走麦城”的典型代表。
现在谈到《血滴子》的惨败，陈可辛认为导演其实已经尽职，失败主要是源于“发行策略失误”。而谈到《武侠》，他仍然难掩委屈：“我承认片子没那么好，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已经比很多人都要更用心拍电影了，用不着骂成这样吧？”当然，对于失败，他也不乏自我批评，“武侠片是风格先行的片种，故事、人物都服务于风格。虽然我觉得尽力在超越自己，加了很多新东西，但仍然是高不成低不就。”陈可辛进而反思说自己的弱点就是“喜欢把事情搞得太大”，“其实我压根就不喜欢武侠片，但却弄这么大，还起个名字叫《武侠》，太轻浮了。”
接连两次的失败也让陈可辛看到了内地市场上大片时代终结、中小影片崛起的大势。于是在2013年，他转而执导了风格迥异的《中国合伙人》。影片在内地的总票房高达5.5亿元，拿遍了内地各类主流电影奖，包括金鸡奖的最佳影片。不过这部电影在香港上映三天，票房却只有160万港币。”替换为“却只收入了160万港币，其在当地的最终票房也不过500多万港币。
采访中，陈可辛多次谈到了他对《中国合伙人》的热爱。他说自己最初的野心是把该片拍成“中国的《公民凯恩》”，当然现实显然不允许他这么做，影片最终还是往《阿甘正传》式的“励志”方向进行了调整。不过，陈可辛并不为自己的“变通”感到遗憾，因为这部电影同样有他自己的影子，“虽然题材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的奋斗史，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分明就是在拍我自己的故事。”例如邓超扮演的孟晓骏，该角色有几场戏就来自陈可辛的真实遭遇，甚至台词都是他当时的原话。
此外，在陈可辛看来，虽然80年代的香港跟90年代的北京并不一样，但两个时代的状态、内在情怀却不乏相似，“成长、回忆、童真失落，这是我电影永恒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故事来呈现，但通常不能完全呈现，但《中国合伙人》做到了百分百。不能说这是我最自信的电影，但肯定是最得心应手的一部。”在陈可辛眼中，《中国合伙人》和北上之初的《如果·爱》是他整个电影生涯中的最爱，这两部电影“是我最掏心挖肺的电影”，而这也仍是作为导演的陈可辛最为看重的，“我不是一个随波逐流、赚了钱就走的导演。”
陈可辛“北上”大事记
2005年
《如果·爱》是继《甜蜜蜜》后的第一部中文片，也是陈可辛在内地公映的首部电影；
内地票房约2500万元，获香港电影金像奖6项奖，台湾电影金马奖3项奖。
2007年
《投名状》，首次执导武侠大片；
内地票房2.2亿元，获金像奖8项奖，金马奖3项奖。
2009年
《十月围城》（监制，导演陈德森）， 古装大片再接再厉；
内地票房2.9亿元，获金像奖8项奖，金马奖1项奖，中国电影金鸡奖2项提名。
2011年
《武侠》 “北上”首次挫折；
内地票房只有1.8亿元，获金像奖2项奖。
2012年
《血滴子》（监制，导演刘伟强），武侠大片走向低谷，陈可辛的商业价值受到质疑；
内地票房7000万元。
2013年
《中国合伙人》，首次拍摄内地现实题材电影，
内地票房约5.5亿元，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2项奖；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3项奖；长春电影节“金鹿奖”5项大奖；但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均颗粒未收。
2014年
《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