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7年，贾樟柯的现代武侠片终于浮上了水面，在国内外都获得很大的关注。他的武侠不是飘来飘去的浪漫情怀，骨子里仍然是现实的荒凉。而对于现实，贾樟柯的态度却是乐观的，“虽然反反复复的问题特别多，但它确实在往好的方面走。”“不悲观，虽然常悲伤”——是为一个创作人的慈悲心肠。
完事出来一看，都是青春同龄人
武侠是我的一个情意结。我看的第一个武侠片是《广东好汉》，第二个是《独臂刀》，第三个是《少林三十六坊》，这是我永生磨灭不了的三部武侠片的记忆。《广东好汉》的故事我都忘了，但是《独臂刀》跟《少林三十六坊》的记忆特别深刻。《独臂刀》我喜欢它的摄影棚的那种“假”的感觉。那个年代，少年时代的我感觉到的基本还是一种生理快感，没有太多的思考，都是那种关于正邪、公理、道义的最简单的是非判断。《少林三十六坊》我觉得它很不武侠，但它却勾起了我学武术的冲动，像一个教学片一样。我对现在的动作片、功夫片都不太喜欢，特别是“功夫喜剧”，我喜欢“武侠悲剧”。所以像《醉拳》这一类，它很好看，但是看完也就算了。但像《独臂刀》、《侠女》、《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这种，我感情上更能接受一些。
当然，这些都是在录像厅看的。在汾阳县城里，青年人要聚合在一起，聚合所在就是录像厅。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聚众，进而有一种仪式生成感。在黑漆漆的屋子里，大家盯着一个小屏幕，看那么热血的电影，完事出来一看都是青春期的同龄人！电影的公共性就在这里，到现在我也不喜欢用iPad看电影，就是因为少年时代一起看武侠片时大家的鼓掌、喝彩、叹息……尤其是大家都在喝彩，其实就是在价值观上达成了某种共识。这是一种情绪传染，进而变成你的情绪记忆，让你在成年以后还可以回味思考。
1993年，我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了。那时候我已经拍过两个短片了，都是常规的叙事方式。刚巧跟我们一墙之隔，正在拍摄电影《方世玉》。我可就天天去看，我就觉得武侠片的制作方法和我理解的电影太不一样了。武侠片有很多的“片场技巧”令我印象深刻，它其实是高度的门类分工和武术指导在其中扮演着创造性支点角色的类型片。拍一个动作的时候，武术指导而不是导演常常亲自掌机，这些都令我很吃惊。因为我之前都是接受学院教育的，那是我很好的一次“片厂教育”。
轻易不出刀，出刀就毙命
我曾经和徐克导演聊天，他那时候正在做3D版《龙门飞甲》。他真的是在研究：在3D技术下，怎么让武侠片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它的利弊各是什么，我们的功夫美学又该做什么变化？他钻研得非常细。有一年去香港电影节，他们搞了一个向功夫片致敬的环节。现场特别像一个庆功宴，或者说武林大会（笑）。包括刘家良先生也来了，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我完全就像个粉丝一样和他们合影、聊天。比如武侠片、功夫片就是要动刀动枪的，那么“刀”和“枪”是这类电影最重要的道具，也成了这类电影的意识形态上的一种表征。关于“枪”，如果看过香港警匪片的话——包括吴宇森的、杜琪峰的——都很有美感，很舞蹈化。但我要做，就会配合我习惯的视觉风格，就是很直接的那种。你一枪，啪！那个人横着飞出去了。这其实是很好实现的，拉根钢丝那人就飞出画外了。但我的要求是一枪，人直接倒地，而且不能有手部动作的保护。我就是想让它“实”，就是一个“实”字。“刀”的话，还得胡金铨化，就是轻易不出刀，出刀就毙命，然后瞬间舞蹈化，瞬间还原武术的美感。
我自己对武侠片的定义是所有的武侠片都是在一个大的变动里边，个人的生存受到巨大的挑战而做出一系列极端的举动，但结局都是悲剧，悲剧在于个人使用暴力对抗这种回应本身就是失败的。我觉得武侠自己也需要反思，就是一直以来崇尚的以暴制暴是有问题的。最大的一个反思还是应该改造社会，让社会变得更合理。在一个社会氛围中，有些事的发生可能是没有原因的。好比一个人突然就发飙了，很可能没有原因诱导，只是一个生存氛围给他带来的一个没有理由的暴力冲动。这些“没有理由”的暴力，我们要思考它的理由，它不是没有理由的。
没有悲，怎么会有慈？
我现在已经不吸烟了，改抽雪茄。别的兴趣就是刷微博，我每天早上上班车里看一下，中午看一下，晚上睡前看一下，天天这样老三篇。
以前我上网就是看新闻和发E-mail，社交网络兴起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尝试，虽然我的同事，很多人都在用。微博刚兴起的时候，我一直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做《语路计划》跟潘石屹接触，他很喜欢社交网络。他跟我讲：你可以不写，只是看。他觉得如果不接触新的媒介，你就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不玩儿社交网络的人多着呢，难道都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吗。我回来就试着玩儿，一玩儿就玩儿进去了。因为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以前我接收信息没那么快，那些信息也都是经过过滤的，不像微博这样即时的快速地发过来。这样一来，我觉得我的生活被改变了，我理解跟认识这个社会的方法都不一样了。以前早上出门可能听邻居说一下昨天街上发生的事，范围不会出生活地域的半径，传统的媒介比如电视、报纸的确是有管控，有些事情并不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但是有了微博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他人经历的很多东西你也在经历，有些东西可能以前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边，但它确实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这几年能震动我的除了观点之外，就是这些突发事件。我开始留意到突发事件里边的个人暴力问题。这是我这几年来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对社会对自己的生存采取了一个暴力的反应。
我刚发了一条微博，“不悲观，虽然常悲伤”。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搞笑的时代。我记得香港之前有一个调查，看电影首先会问什么问题。比如说我要消费一部电影动因是什么？他列了很多选项，观众的首选是“搞笑”，我觉得这个也能理解，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都回避悲伤的东西，所谓的“慈悲”在哪儿呢？如果你没有“悲”怎么会有“慈”呢？我觉得基本的善良和善意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感同身受的同病相怜的悲切上面。没有这种内心的触动，整个社会散发不出慈悲来，人也散发不出善意来。我很喜欢悲剧是因为它能触发我的一种善意，这个跟悲观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一种勇气去面对悲凉的东西，痛苦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悲观的。
在戛纳，仍有中国人的位子
自从2010年《海上传奇》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后，这是我三年来最新的影片；也是我本人自从2006年《三峡好人》之后，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故事片；要知道，中国电影已经连续两年没进戛纳竞赛片单元了。这对于我本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于一般公众期待而言，也是一种期待的节点。我能感到大家的渴望，因为一方面这三年是中国电影市场极速扩容的三年，我们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在电影的创意上如果还是没有作品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顶级的影展（来展示），会挺令人遗憾。出发前，我其实很有压力。
但到了戛纳后，这个氛围让我们马上就松弛了下来。这的确是个电影人的大派对，我的作品已经进了竞赛单元，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认可了。我很想谈谈和那些我心仪已久的电影人的邂逅：到戛纳后，大会安排了午宴。我正在跟同事说话的档，人丛分开，有位坐着轮椅的老人来到我的面前，我一看正是《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奇（《末代皇帝》的导演）！他跟我说，我看过你所有的电影，除了那部关于时装的（《无用》，马可主演的纪录片），没想到老人家一部部讲得如数家珍，他对《小武》怎么看，对《站台》怎么看，对《三峡好人》怎么看。你知道能得到同行，特别是，他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的认同，让我觉得我的作品不仅在媒体间有所影响，你知道贝托鲁奇看电影，他不会关注电影中的新闻点或者别的什么，纯粹是一种文本探讨，这很令人兴奋。这样一个功成名就的导演他还在关注晚辈的作品，关注业界的动态，让我觉得中国电影不必妄自菲薄，我们有些创造性的东西拿出来，新的美学贡献，还是能够被业界看到并认可的，中国并不仅仅是个电影消费市场，在电影的创意与创新上。我们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还有个挺好的消息。我和一名巴西影评人聊天，他转达了《中央车站》的导演沃尔特·塞勒斯今年十月要来中国拍摄一部关于我的纪录短片。三年了，我基本没在国际影展走动，还有人在关注、研究作为导演的我，在艺术沉淀层面上的努力。让我觉得很振奋。电影节快结束的时候，应日本是枝裕和导演的邀请，我出席了小津安二郎遗作《秋刀鱼之味》的最新数码修复版在电影节的经典单元中的世界首映。我个人特别喜欢小津先生的《晚春》和《独生子》。一般而言，大家对于他的作品都是从他如何从家庭角度讲述日本社会。但在我大学的时候，他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如何在电影中展现社会的变革，无处不在的变革。我个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也遇到了中国的变革年代，在小津的电影中，特别是他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变革的观察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在现场讲到，我成长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刚开始，我以为这只是短暂的，阶段性的，但是现在我觉得电影将永远要面对社会的变革，因为人类社会一直在变革，作为电影人不应也不能回避。
今年是我和赵涛婚后第一次出席国际电影节。当然，过往也都是她陪着我出席这样的活动。但这次最大的变化是，去年赵涛因为在《我是丽》中的表演而拿下在意大利电影金像奖，所以如今她已经贵为影后了（笑）。在戛纳我注意到很多记者、同行对她在专业领域内的了解和评价都很到位，真有点妻贵夫荣的感觉了（笑）。特别是看到了电影反映后，观众对她的追捧，这让我很欣慰。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也是柴米油盐，并不会天天绷着脸探讨艺术，关于电影其实沟通的不多。但这次我们两经常要坐在一起接受采访，她对电影、对表演的一些认识让我吃惊，怎么进步这么大？（笑）赵涛在戛纳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们惟一能控制的就是尽量把电影做好。的确是这样，别的因素，我们并不能掌控。今年最大的变化也发生在她身上，以前我们总是要为出席这样的场合穿什么衣服头疼。今年很多大牌的服饰、珠宝盯的她非常紧，她可以在A、B、C、D中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