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中国教育报》今年3月开辟了“回望·大家”栏目，陆续推出陶行知等七位“教育大家”。编者按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曾经涌现出这样一些大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理想，执着追求，并以独到的教育实践，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也为中国教育留下一笔丰厚的财富。”本人怀着敬仰的心情逐一拜读，深刻体会，深受启迪，感慨良多。最深的感受是：时代与自觉造就了一代“教育大家”，是外因的时代要求与内因的个人自觉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线教学——体验性实践
教育家需要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的基础，更需要坚实的教育教学实践；只有教育理论则空，只会教育实践则浅；只有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用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用教育实践丰富教育理论，并且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螺旋式上升，逐步达到教育大家的巅峰。其实，具有“四海游学”的经历，具备丰富的理论素养的人很多，但是，能否具备一定的教育实践，这将是他们能否成为教育大家的关键，而七位教育大家都有基层教育教学的亲身实践，并且卓有成效。
陶行知曾经坚辞大学教授之职，婉拒大学校长之职，婉辞教育厅长、“三清团”总干事等，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等奔走于市井和农村。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并成为一个喝过西洋墨水、穿着草鞋上课的“乡下教师”。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使陶行知深刻体会平民教育的内涵，他的平民教育才能深入实施和卓有成效。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离开翰林院，回到故乡绍兴，任绍兴学堂校长，在这里进行了他教育生涯中的第一次教育改革；1917年进入北大，在这里开始了他艰苦卓绝的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引来一批精英汇聚北大，使这里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楷模”和“新思想漩涡的中心”。1898年 18岁的陈垣第一次登上讲台，就以他的出众文采受到学堂学生的欢迎。1906年，为了躲避清政府追剿，他又在簧庄小学教书半年，而正是这短短的半年教书，陈垣说：“在这个学校是一揽子课都教，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都喜欢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91年人生，74载教书，生动的教育实践促使陈垣对于教育进行深入思考，对于中国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甲午战争之后，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加上自己的习武救国的梦想破灭，1898年22岁的张伯苓去了严修家当了家塾的新学教师，两年之后又受天津盐商王奎章之请，去王家熟馆教西学，家庭教师一直持续到1904年，6年的私塾教学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起来，为他办南开学校奠定了基础。马相伯虽然读的是耶稣会学校，获得的是神学博士学位，但是，举办的却是中国教育。1902年，当时还在南洋公学执教的蔡元培，无论严寒酷暑，风雨无阻，每天清晨5点都会步行至马相伯家，跟他学习拉丁文。之后，他上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1905年创办了复旦公学，并任校长。无论是私学还是公学，马相伯为自己的办学兴国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12年，叶圣陶从草桥中学毕业，就心怀“立国之本，首在教育”的愿望投身于教师的行业。1917年又应同学吴宾若之邀赴甪直镇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走进了他的教育理想国，与同事们开展了农村教育改革实验，从此，以學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脑海里生根。直到1930年，叶圣陶在其它中小学，以及北大、复旦等担任过教师。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远赴法国北部的一战战场，为那里的华工苦力做翻译。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总干事晏阳初带着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乡村平民教育，河北定县10年，湖南、四川10多年，第三世界国家40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乡村，再也没离开过平民教育。
大厦要想建设得巍峨雄伟一定需要坚实的基础工程，此所谓深度决定高度。教育大家之所以我们只能望其项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教育实践扎实有效，而且，应该说基层教育实践越是丰富，越是扎实，其教育改革就越有创意，教育影响就大，特别是陶行知和叶圣陶两位教育大家，其基层的有效的教育改革实践大大促进了教育的理性思考，丰富了他们“生活教育”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论，其基层教育影响也就更加突出。
救国兴学——民族性思想
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是那个贫穷落后、动荡不安时代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许许多多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兴国之路，而且，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更有一批高瞻远瞩、志存高远的人，“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理想，执着追求”，各自走出一条与众不同、卓有成效的“教育兴国”之路，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培养民族精英、传播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陶行知辞去大学教授，来到偏僻乡村，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成效显著，影响巨大而且深远。特别是晓庄学校的兴办更是与众不同，选址乡村，配备农田，实施生活教育，其教育思想、教育方式至今依然影响着南京教育以及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创新。蔡元培1902年前后，兴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把教育实践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而他最大的功绩还是1912年，他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实业学校令》等等，为中国教育正规化奠定基础。陈垣在生活动荡、经济拮据的情况下，1908年和友人一道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这是我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等学校，这也是陈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认识西方高等教育的起点。1921年，陈垣又创办了北京孤儿工学园，学校专收贫苦学生，不收学费；陈垣一人兼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等多个职务，还兼教国文、历史等多样课程。不久，还在工读园的基础上创办了平民中学，学校以功课好、纪律严而闻名北平。张伯苓更是以兴学救国为主要努力方向，在严修的支持下，1904年合并严馆、王馆（皆名人家庭私塾馆）的基础上，创办了天津第一所民立中学堂，这便是私立南开中学的开端。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以后又相继创办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等，使南开成为一个系列完整的著名学府，并在他去世后，南开全部交给国家。“为了叫醒中国”，马相伯1900年“毁家兴学”，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共计3000亩田产捐给耶稣会，希望借助教会之力办学，虽然未能如愿，但是，“叫醒中国”的愿望没有泯灭。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取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1905年，在经费、师资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办起了“复旦公学”，顾名思义就是“恢复震旦，振兴中华”。叶圣陶一生没有办过学校，而他的“兴学”方式不同，且卓有成效。在吴县第五高小，他创办“博览室”和“利群书店”；他建议学校建立音乐室、篆刻室，对学生实施特长教育；他为学校造戏台，自编自导自演新戏，既教育了学生，又教育了镇上男女；特别是叶圣陶先生的教材编写，为中国教育的课程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晏阳初的“兴学”对象主要是平民，而不是学生；“兴学”方式主要是建立“平教会”（平民教育促进总会），而不是大中小学校；“兴学”的范围不只是中国农村，而且遍布世界各地，他为中国和世界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奋斗了整整70年。
教育救国，兴学兴邦，是这一代教育大家的共同特征。应该说，没有“救国、兴邦”这样的教育志向，就没有教育大家今天的巨大影响；没有具体的兴学、办学的教育实践，就没有教育大家具备的突出贡献。（未完待续）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