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制度化水平和学术范式的变迁两个方面衡量，可以将大学史研究领域的发展划分为七个阶段。严格意义的大学史研究出现于19世纪，并在下半叶形成第一波热潮。20世纪初教育史学科在教育院系的初步制度化为大学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在20世纪前40年大学史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状态。20世纪50年代，随着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专业的历史学家开始介入大学史研究，此后二三十年该领域进入复苏期。20世纪80年代，大学史专门研究期刊的创办标志着这一领域初步实现了制度化的过程。从学术范式而言，大学史研究经历了思想史范式、社会史范式和文化史范式相继兴起的过程，但它们之间并非取代的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全球史的研究范式开始崛起，成为新的学术热点。
关键词：大学史；制度化；学科史；范式变迁；知识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3-0079-10
收稿日期：2014-0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专项课题“大学史研究在美国：以学术谱系和问题意识为中心的考察：1899-1999”（09YJC880003）；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ETP0048）。
作者简介：沈文钦（1981-），男，广西北流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史、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大学作为人类保存、传播、生产知识最为重要的场所，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鉴于大学在社会中的显赫地位及其悠久传统，大学史研究在数百年来吸引了无数的学者，并日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我国的大学史研究者来自教育史、高等教育学、历史学、比较教育学等不同学科，且在最近十多年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张斌贤等学者倡导对大学史开展专门的研究[1]。历史学界投身大学史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高等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则意识到大学史研究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具有“基础建设”的作用，因此也倡导加强对大学史的研究[2]。
本文意在分析大学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史。在分析某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史时，学界通常采用的一个分析性概念是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根据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itley）的说法，所谓制度化，包括认知制度化和社会制度化两个层面。前者指的是科学家们对问题领域、该领域的概念和方法产生共识，以及科学家个体认为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被这一共识框架所容纳的程度；后者指的是一个研究领域内部组织的程度，以及其在大学系统中的整合程度[3]。结合认知制度化与社会制度化两个维度，在分析一个研究领域的制度化水平时，我们通常可以采用以下标准：是否有标志性的成果和独特的研究范式；是否成立了专门的学会；是否有专门的期刊；是否有专门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工作；是否设置了专门的院系或研究所。
本文主要采取上述五项指标来分析大学史研究领域的制度化历程，在分析视角的选取方面，将力图结合知识社会学中内在论与外在论的分析框架。从内在论的视角，着重分析不同学术范式的形成及其对之后学术研究的影响；从外在论的视角，重点着眼于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分析社会的变革如何对大学产生影响进而要求大学自身进行历史反思，由此推动大学史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史前史”
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最早的大学可以追溯至11世纪末、12世纪初。作为一种组织，大学有着浓厚的历史感，12世纪初刚刚成立的一批大学就开始有意识地保存本校的资料，形成了丰富的档案。到14世纪，最早的大学史研究形式即对某一所大学的历史研究开始出现。此后几个世纪，院校史研究层出不穷。在18世纪末之前，大学史的著作基本上为院校史，代表性的有牛津大学教师Brian Twyne 1608年出版的第一部牛津大学校史《古代牛津的申辩》、法国学者布雷（Cesar-Egasse Du Boulay）1665-1673年间出版的《巴黎大学史》、安东尼·伍德（Antony Wood）1674年出版的拉丁语著作《牛津大学的历史和古物》、德国学者阿诺尔德（Daniel Heiich Arnoldt）1746年出版的《柯尼斯堡大学史》、法国学者Jean Baptiste Louis Crevier 1761年的《巴黎大学史：从起源至1600年》，等等。
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一时期的很多大学史著述充满了想象、传奇的成分，不能称之为严格的史学研究。有学者评论说，16至18世纪的英国大学史著作“是好古癖的、眼界狭隘和沙文主义的……常常是为了证明一个大学的历史比其他大学悠久，或者比其他大学辉煌”[4]。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大学史著述和研究者并非一无是处。这些著作中毕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历史成分，而且，没有这些早期研究者，很多大学早期的档案、材料将不复存在。
二、第一波热潮
19世纪是史学研究逐渐迈向科学化、专业化的时期。尤其是在德国，史学研究甚至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受史学潮流的影响，一些学者也开始将历史学的方法用于研究大学组织，严格意义、学术取向的大学史研究开始出现。
19世纪是大学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诞生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其中最有成就的著作包括德国学者德尼福尔1885年出版的《1400年前的中世纪大学》、英国学者拉什戴尔1895年出版的《中世纪欧洲大学史》、德国学者鲍尔森1885年出版的《德国大学与学校的历史》，等等。另外一些著作如维克多·胡伯尔1840年出版的《英国大学》、罗伯特·威利斯和J·W·克拉克1886年合著的《剑桥大学建筑史》等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德国大学史研究的一个瞩目现象是院校史研究异常发达，其中既包括由校庆催生的著作，如麦克斯·托本1844年在柯尼斯堡大学三百年校庆之际写作的《柯尼斯堡大学的创建》（1844）[5]、鲁道夫·科克在校庆五十周年所出版的柏林大学校史[6]，也有一些非校庆性的历史著作，如埃米尔·罗雪尔1855年的《哥廷根大学的创建》（1855）[7]、乔汉·霍茨1862-64年的《海德堡大学史》[8]，等等。
在英国、德国之外，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有一批大学史研究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赫尔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主编了一套“美国教育史丛书”（1887-1903），其中包括多本大学史著作[9]。耶鲁大学学者富兰克·林德克斯特对耶鲁大学的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包括1885年的耶鲁大学早期校友传记研究[10]、1887年出版的耶鲁大学简史，等等[11]。法国著名教育学家布里埃尔·康帕亚的《阿贝拉德与早期大学的起源》一书在法文版付印前就被翻译成英文，并于1893年在美国出版。在意大利，1888年博洛尼亚大学隆重举行了800年校庆典礼，受此刺激，一大批博洛尼亚大学以及其他欧洲大学的历史著作应运而生[12]。
受兰克学派实证史学的影响，当时的大学史研究非常注重原始档案的收集和考证。英国学者约瑟夫·福斯特1887-1892年间汇编的《牛津校友：1715-1886》（四卷本）和《牛津校友：1500-1714》（四卷本），德国学者德尼福尔1894年编成《巴黎大学法令汇编》为后世的大学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