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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考察20世纪的日本环境抗争，既能够对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提供借鉴意义，也有助于在理论上扩展社会运动研究。通过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熊本水俣病抗争事件，能够探讨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如何对环境抗争产生影响。基于对水俣病抗争的文献搜集与实地考察，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水俣环境抗争分为“前抗争”阶段（1956年—1959年）、“政治机会结构扩张”阶段（1960年—1968年）和“抗争发展”阶段（1969年—1973年）。为何水俣病抗争从零散的地方暴力事件逐渐沉寂，继而在60年代末期逐渐兴起并产生全国范围的影响？其中的重要机制在于20世纪60年代期间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张。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张从4个方面促进了水俣环境抗争的发展，它们分别是：抗争组织规模扩大、抗争议题上升、官僚系统内部分裂加剧、生态合题的重要性加强。
关键词：水俣病；环境抗争；环境治理；政治机会结构；环境运动
中图分类号：X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1-0047-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1006
一、研究背景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主题。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建立各种制度、采取联合行动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但环境方面的冲突也与日俱增，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中国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1]。可以说，当前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充分吸收了解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经验与教训[2]。其中，日本在二战后经济快速增长，但大规模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3]。面对上述问题，日本确立了“环境立国”的发展战略，而其背后的动力则与民众的环境抗争息息相关。在日本的诸多环境抗争中，水俣病抗争是其中的一则经典缩影。水俣病是指从工厂里排放的甲基汞化合物积蓄在鱼贝类的体内，人食用了这些被污染的鱼贝类而引起中毒性神经疾病。引发水俣病的原因已经查明是由于窒素公司排放的含汞废水。自20世纪20年
代开始，窒素公司通过碳化方法制造各种有机化学物质，例如乙醛，而乙醛生产过程中作为催化剂的汞，正是水俣病的致病源。水俣病事件成为影响日本经济与社会长达数十年的事件，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公害”。日本学者宇井纯指出，水俣病事件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1）民众开始注意到污染；（2）各界开始查找原因；（3）污染者混淆视听；（4）各种说法相互“中和”[4]。在这4个阶段中，围绕水俣病的抗争浪潮也出现了起伏。水俣环境抗争在其中一段时间里消沉下去，随后又逐渐兴起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影响。为什么抗争浪潮会出现在某段时期而非其他时期？为什么抗争有时会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而有时却偃旗息鼓？对于环境抗争的研究，学者们大多偏重从内在动力、抗争策略等社会视角进行解释，而对环境抗争根植的宏观政治环境的关注则相对缺乏[5]。通过水俣病抗争事件的起承转合，能够观察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也能够由此分析转型社会中环境抗争的发生逻辑和政策影响。
二、政治机会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政治机会结构解释了政治环境在塑造抗争中的重要作用。政治机会结构最早由美国学者艾辛格提出，他基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浪潮，提出了以“政治机会结构”为核心概念的一套分析框架，用以考察宏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对社会运动产生的影响。这一概念最初指的是“一个政治制度向社会运动所表达的挑战的开放程度”[6]。一些学者强调不同的政治结构如何为抗争人群提供机会[7]；另一些学者则关注某些特定运动如何利用由制度造成的机会[8]；还有一些学者则关注某个特定的“机会”如何随着时间变化[9]；在比较研究方面，克里西及其同事还运用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分析了法国、德国、瑞士、荷兰4个国家的新社会运动[10]。总体来说，政治机会机构指的是各种促进或阻止某一政治行动者之集体行动的政权和制度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种种变化，它不仅包括机会也包括威胁[11]。可见，通过政治机会结构的视角来分析环境抗争，实际上是考察政治环境为环境抗争提供了怎样的机会和限制。
对中国的环境抗争而言，其政治机会机构呈现出“机会之窗”与“限制之索”并存的局面。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日益强调，大众媒体对环境事件的传播，这些为环境抗争提供机遇；但同时政府仍然严格控制着环保组织的成立，制约环保群体的活动内容与范围。张兢兢和梁晓燕指出了中国环境抗争面临的制约：当前，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缺陷，环境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界定、原告资格认定等存在问题。朱海忠提出了中国环境抗争具有的“结构性机会”和“象征性机会”，前者是国家为环境抗争提供的制度空间与行动路径，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表现的姿态[12]。皮特·何等学者则认为中国政府为环境抗争提供了“有限的政治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环境抗争呈现出小规模、断裂且地方化的特点[13]。
尽管当前的中国环境抗争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环境抗争所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不同，但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理论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日趋专业化、抽象化，并逐渐脱离研究客体[14]。这就意味着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对于社会运动理论发展而言，是具有可行性和学术价值的。并且，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行者”——日本，其经验和教训均值得考察、借鉴和反思。综上，文章选择政治机会机构作为分析框架，基于塔罗对政治机会机构的界定，即涵盖了国家的分化结构、体制结构、主导战略和联盟结构4个要素的背景变量，文章的政治机会结构指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能改变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程度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社会支持、政府态度以及政策议题上对环境抗争产生影响的诸因素。
三、水俣环境抗争的历史阶段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