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15年，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态势与走向、新供给要素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财政收支结构与债务的宏观经济影响、货币金融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调节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我国经济学界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债务风险；货币结构；预期管理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01-07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态势与走向、新供给要素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波动、财政收支结构与债务的宏观经济影响、货币金融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调节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一、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态势与走向
李扬和张晓晶对新常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全球经济低迷的新常态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持续性负面影响，使得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全球背景。他们指出了我国在经济下滑的新常态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增加、城镇化转型、金融不稳定等。他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使得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是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发现新常态下的新动力，调整过去旧常态的结构，同时推进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等全新开放格局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1]。
张茉楠认为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支撑高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改变，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呈现下降趋势。作者强调在宏观经济去杠杆的同时应注意风险问题，认为我国不存在整体偿债风险，但存在流动性风险，因为政府收入与债务在结构和期限方面的不匹配会使债务过多地向低效率投资倾斜，增大挤出效应。作者认为2015年以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应以“盘存量，控增量，提效率”为着力点，货币政策应主要补充我国基础货币缺口而不是从总量上刺激，财政政策要更加有效，推进税制改革完成营改增的同时可发放永续国债为公共基础设施融资以减少国债负担率[2]。
郭克莎和汪红驹认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思路在5个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从控制经济过热转为稳定经济增速。他们认为如果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不进行干预就会造成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形。二是从防通货膨胀转为防通货紧缩。他们综合国内和国际环境认为国际商品对我国的输入性通货紧缩和国内逐渐上升的通缩预期并存。三是从防止资产价格上涨转为防止资产泡沫破裂，认为房地产市场调整可能会出现泡沫破裂的问题。四是从均衡发展转为转型升级。转型升级是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相联系的，在出现结构性矛盾的情形下应积极加快经济转型。五是从调控市场转为激发市场活力。新常态需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减少调控带来的问题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3]。
刘金全等比较分析了本次经济收缩和1996年经济“软着陆”的多种宏观指标并对本次经济收缩所持续的时间进行了估计。他们认为：第一，本次经济收缩具有明显的“软着陆”特点，经济增速拐点不低于6%；第二，本次经济收缩平面低于1996年的“软着陆”时期，且在对比的三类指标中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降低对其影响重大；第三，本次经济收缩可能会持续10年以上。他们建议要着重关注结构性问题，提高发展的效益和质量，再次实现经济“软着陆” [4]。
二、新要素供给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利用通用技术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构成的生产模型在结构上重新定义了两部门生产函数，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中新要素供给的作用。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纳入新的认识，包括新的知识供给和市场制度激励、建立在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的新的消费需求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协同性。原有大规模工业化框架下的激励制度和生产模式正逐步成为制约创新和转型要求的障碍。因此课题组认为制度变革和知识部门的供给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核心保障，提出三点建议：一要重新定位转型时期增长新动力，重视制度改革和知识部门；二要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弱化干预，强化协调；三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提升通用部门绩效[5]。
梁泳梅和董敏杰通过非参数核算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四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来源进行测算，发现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且近年来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有强化趋势。TFP及要素投入差异是造成东北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落后于东部地区的主要原因，且近几年这种差距的缩小，主要得益于各地区不断增加的要素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仍低于东部地区。因此他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需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劳动力流动推动产业聚集，促进中西部地区TFP的提高[6]。
邹薇和楠玉基于结构性因素即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社会与环境及收入不平等老龄化以及官员腐败三个方面分析阻碍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之源。研究表明：第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进入了衰退期，这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造成实质影响；第三，腐败成为了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给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积极推进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实现向服务业的转型，大力促进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二是政府需要通过发展教育等政策调整延缓人口红利的到来；三是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减少经济活动中的腐败行为[7]。
吴俊培和赵斌构建了一个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在内的三部门的无限期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老龄化主要是通过影响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和结构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当老龄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推动经济增长；第三，现阶段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副作用。因为不仅低效率的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和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直接抑制了经济增长，而且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挤占了公共教育投资和私人人力资本投资，间接抑制了经济增长[8]。
谢兰云从R&D强度和产业结构出发并通过Hansen门槛回归分析法研究了我国R&D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阶段性关系。研究发现，第一，R&D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随着R&D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强度大于门槛值时，弹性会变为显著，并逐渐增大。第二，当工业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大于门槛值时，R&D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由不显著变为显著。第三，当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于门槛值时，R&D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向显著变为不显著。因此，她认为一味地强调加大R&D强度是不科学的，还需要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对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影响[9]。
张桂文和孙亚南运用HP滤波法估算了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由于出口成本增加以及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等原因，“十三五”期间我国刘易斯转折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会略低于此前的经济增速。他们推断，2016～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大致在7%～9%之间。这一较为乐观的推断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中国的结构性转型期间增长潜力较大，随着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到来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国内需求会进一步增加。二是我国经济与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仍存在赶超空间。因此他们认为应该把经济政策重点放在结构调整与制度供给上，而不是一味地关注短期刺激政策，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将潜在经济增长率转变为现实经济增长率[10]。
吴国培等通过测算我国资本存量，利用空间状态模型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潜在产出，从而预测2016～2020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约为7%。他们认为未来几年我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减弱，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负面影响，另外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出来。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让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发展的立足点，让创新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11]。
王雄元等通过对2006～2012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发行的短期融资融券探究了宏观经济波动性与债券风险溢价的关系。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波动性会通过影响实体经济和投资者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债券风险溢价。在金融市场，货币政策波动性越大，企业风险对短期融资券利差的正面影响也越大，而信贷规模波动性却能削弱风险与短期融资券利差的相关性。宏观经济环境会直接影响债券供求关系进而影响债券利差，影响市场对待风险的态度。在产品市场，消费者越乐观就越会对风险价值进行低估从而减少企业风险对债券利差的影响。另外对于国有企业，由于其可以得到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因此其自身产生的风险对债券利差的影响可能会由于国家的信用担保而减轻[12]。
杨光等认为随着经济的波动，企业生产率的波动也会加大，企业单位成本带来的收益也会随之改变。由于企业在跨期投资过程中面临不断上涨的调整成本，其投资存在上限，因此资本边际报酬的差异也就形成了资源错配。在经济波动加剧的时候，资源错配现象就越严重，并且这种关系会因为调整成本的存在而增强，调整成本是影响企业进行跨期投资的主要因素，而企业的投资或者扩大生产规模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他们认为，控制一个行业或者地区的生产率波动性是改善该行业或者地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我国生产率波动与资本回报率离散程度间的正相关性意味着减少生产率波动从而减少其对资源配置造成的损失是减少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13]。
熊衍飞等以Quinn指数表示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他们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波动和人均消费增长率波动表示宏观经济波动，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在长期会显著地降低OECD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在短期，国际资本进出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要大于OECD国家，即其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波动的影响都显著高于OECD国家。为了减少资本账户开放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他们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管控QFII和RQFII的同时巩固和完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二是制定资本账户开放计划表并定期向社会公众通报[14]。
三、财政收支结构与债务的宏观经济影响
黄赜琳和朱保华通过在标准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政府支出冲击以及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率冲击而构建了财政税收的RBC模型，分析了财政收支冲击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宏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了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则不显著；第二，虽然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税率的降低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前者会促进消费而后者则抑制消费；第三，资本收入税率对社会福利具有正相作用，而劳动收入税率则会反向作用于社会福利。资本收入税率和劳动收入税率在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作用下，其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同向变动会扩大社会福利，反向变动则减少社会福利[15]。
潘珊和龚六堂建了一个包括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在内的两部门结构转型模型，将收入引入模型，应用福利分析法研究了政府税收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估算了中国税收的福利成本。 研究发现：第一，税收会影响每一时刻要素在两部门间的配置，且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税率越低，经济收敛的越快；第二，政府对国有部门的税收没有影响，而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对经济会产生影响，它在长期会降低消费和资本存量，短期虽然会刺激消费但却抑制投资；第三，政府税收的福利成本是对经济增长长短期影响的一种加权平均，税收降低10%会使福利成本下降3%。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非国有部门的税收优惠，减轻其税收负担，改善社会福利水平[16]。
毛捷等从微观视角揭示了一般性转移支付产生“粘蝇纸效应”的独特机制，认为转移支付导致公共服务价格下降的价格效应是转移支付促使地方政府支出较快增长的关键因素。他们首先通过理论分析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价格效应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促使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迅速增长，从而产生了“粘蝇纸效应”。他们认为征税对经济扭曲的作用越大，转移支付的价格效应越明显，就越会刺激地方政府进一步的规模扩张。然后他们利用中国2000～2007年县级层面的数据对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进行了经验验证并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加快建设新的地方税系，重视税收对经济扭曲的作用，减少地方财政对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二是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估，合理安排转移支付的结构[17]。
陆前进结合了代理人效用最大化和政府目标损失最小化并运用我国1952～2013年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政府税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通过GMM模型和VAR模型发现在两种政府预算约束平衡下出现了不同情况，第一种预算约束平衡表明税率与通胀率是负相关，第二种政府预算约束平衡则表明二者是正相关，且其他变量间都出现了不确定性关系。他认为在第二种政府预算约束平衡的情况下政府税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1952～2013年二者的变动关系，也符合税率应与通胀率正相关的“曼昆原则”[18]。
程宇丹和龚六堂首先构建了一个包括消费者、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斯塔克伯格博弈模型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中，中央政府是领导者，地方政府和消费者都是追随者。中央政府选择中央政府公共支出/GDP水平、转移支付比例以及税收来最大化消费者费用。然后他们将政府债务引人一个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两级政府的结构设计研究了中央政府债务/GDP和地方政府债务/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GDP的改变对经济的影响依赖于地方政府获取税收的方式。第一，当地方政府征收非扭曲税时，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即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的增加提高非扭曲税税率，对经济的其他变量没有影响，也不影响经济增长。第二，当地方政府征收扭曲税时，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非中性的，地方政府债务/GDP比重增加在长期会损害经济增长。另外，中央政府债务/GDP的增加会损害经济增长[19]。
韩鹏飞和胡奕明通过对2007～2012年上市债券的研究实证发现：第一，政府隐性担保在降低国企债券投资者风险的同时增加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券投资者的风险；第二，在政府隐性担保对国企债券投资者风险的影响作用方面，国企债券投资者风险，从而信用利差会随着信用评级的降低而显著减少；第三，在政府隐性担保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券投资者风险的影响作用方面，地方融资平台债券投资者风险，从而信用利差会随着信用评级的增加而显著上升。他们认为应当加大关于政府隐性担保对地方融资平台影响的关注，政府应采用其他融资方式以尽量减少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20]。
吕健认为地方政府举债会通过三条渠道推动经济增长：一是地方债务事权渠道；二是基础设施投资渠道；三是官员政绩渠道。他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不同时空中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地方债务规模的膨胀占用了过多的流动性使其无法进入实体经济；第二，低债务省份的地方债务在短期和长期都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在短期，高债务省份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不确定性，而在长期则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第四，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很大的原因在于大量流动性被用于还债，无法在实体经济中产生投资。 因此他认为减少地方债务，改善经济流动性是保证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在财政政策方面用国债代替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在货币政策方面降低利率，降低融资成本以增加流动性。在长远方面需要尽快建成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实现地方政府债务良性循环[21]。
四、货币金融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李炳和袁威运用结构协整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年1月至2013 年5月货币信贷结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实际产出方面，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都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前者自2001年8月开始对实际产出产生正向影响，后者自2009年6月开始对实际产出产生负向影响；第二，通货膨胀方面，货币结构和信贷期限结构都对通货膨胀率产生正向影响，且信贷结构对通胀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信贷总量。他们从货币结构变化和信贷结构变化两个方面解释了中国货币迷失。在货币结构方面， M1/R（R为准货币）下降减缓了货币结构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增加了 “货币迷失”程度。在信贷结构方面，商业银行发放的中长期信贷与短期信贷的比值上升使得其对产出增长的抑制作用超过了其对通货膨胀的促进作用，导致“货币迷失”增多[22]。
李健和卫平利用2000～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民间金融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对其进行检验。他们认为我国民间金融发展水平的稳步上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其增长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而不是技术进步效应。他们建议一是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二是要根据不同的金融发展形式正视民间金融发展使其步入正轨，推动其良好稳健的发展，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23]。
何其春和邹恒甫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信用，探究其通过影响流向企业家资源的多少来影响经济增长。研究认为在一个信用流通均衡里，会出现两个作用：一是部分信用膨胀收益会流向企业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其余的信用膨胀收益流向了银行部门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创新的利润随着劳动力的减少而降低，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后一个作用占主导那么信用膨胀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果前一个占主导那么信用膨胀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他们认为企业家创新是信用膨胀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中间渠道。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使得资源流向虚拟经济则会拉低经济增速，当政府为刺激经济继续增加通货膨胀时，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应避免更加扩张的货币政策，可以在某些地区首先放弃扩张，或者对企业家创新进行补贴等避免信用的过度膨胀[24]。
郭杰和郭琦通过建立带有金融中介的两部门 RBC 模型，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信贷市场有限竞争环境中财政引发的国有部门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向，得到两点结论。一是我国信贷市场是有限竞争的，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而导致的国有部门资本扩张期间，金融中介会通过改变融资利率水平来增加资本供给以满足国有部门的投资需求。而民营部门融资利率水平上升，所获资本供给减少，融资需求难以满足。二是全社会投资总量上升大于产出的上升，消费水平下降。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应让市场发挥更多的功能，降低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度，而不是一味地对国有部门进行投资刺激。想要优化资源配置，就应该减轻经济对政府的依赖，逐步走向市场化的经济[25]。
五、宏观调节政策的有效性
李绍荣和王天宇以货币政策为例，分析了完全信息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和不完全信息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后者在两期时间不一致模型基础上加入了私人部门对经济状态或经济形势判断的信念。通过对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发现，政府制定的有效经济政策与私人部门所持有的关于经济状态的信念有关，因此政府的相机抉择必须考虑到私人部门的信念。在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相机抉择的通胀水平和产出水平不再与私人部门预期的一致，私人部门有获取真实经济信息的激励，因此需要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摆脱私人部门的信息劣势，改善民众的福利水平[26]。
马勇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央银行行为方程和货币政策透明度模块的DSGE模型并运用中国1992～2013年季度数据结合贝叶斯估计对中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进行经验研究。作者分析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低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低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彼此强化，成为导致通货膨账和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研究认为中国当前低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双低”组合是缺乏效率且不稳定的，因此建议从三个方面健全高效的货币政策框架：一是增加通胀反应力度；二是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三是提高央行独立性[27]。
汪莉和王先爽通过将通胀预期和央行预期管理信息引入“信息粘性”模型估算了我国通胀预期的波动数据并以此考察央行预期管理政策对通胀预期波动和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央行预期管理政策会使得通胀预期波动幅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倒U型关系且不同商业银行间通胀预期波动与风险承担关系的临界值也不同，上市银行更可能出现在U型的左侧上升区间。他们建议央行政策制定者在使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应对危机时可考虑搭配使用“预期管理”政策，避免较大预期波动形成的过度投机与风险承担。在经济较为繁荣时期，央行可以适当降低“预期管理”政策[28]。
万志宏总结了金融危机后有关货币政策前瞻指引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认为前瞻指引中，承诺式指引更多是央行在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很难成为常规选择。因为从央行沟通视角看，在稳定的经济系统，高透明度的货币政策情形下引导预期的功能可以通过常规沟通和公布利率信息实现且预测式指引更能够以较小的信誉损失和沟通成本实现利率预期引导功能。从零利率约束视角看，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承诺延续低利率政策来有效降低中长期利率，从而使得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影响。在金融危机后的特殊时期，各国均采用了承诺式指引，因为实施间接指引的前提不复存在，同时常规货币政策在零利率条件下失效。笔者认为前瞻指引的作用在短期和长期是不同的。短期内确实可以通过降低不确定性以降低长期利率，但其长期效果会因为依赖于货币政策透明度，政府信誉建设等而不明显，经济稳定后央行很可能会放弃承诺式指引[29]。
郭路等首先将包括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在内的结构性利率纳入具有价格粘性以及包含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央行的基准利率冲击、货币冲击以及生产的技术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然后通过模拟比较利率市场化前后外生冲击的影响来对中国利率市场化做出估计。研究发现：第一，虽然货币发行和利率调整都会影响宏观稳定性但稳定的货币发行政策比稳定的利率政策影响要更大，且当货币发行稳定后其他变量波动幅度都下降；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会使得名义变量波动较大但会减少实际变量的波动；第三，工资、利率等外生冲击对私人企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国企[30]。
杨坤等通过将非正规金融和利率双轨制引入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发现：第一，信贷扩张政策虽然会增加银行信贷但也会抑制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借贷活动，而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会降低信贷政策的调控效果；第二，企业对非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贷资金需求可能会因为利率双轨制下正向的信贷冲击而减少，市场化利率也随之下降，因此增加信贷供给不仅具有数量效应还具有价格效应；第三，金融管制的放松政策是以降低非正规金融借贷摩擦为目标的，因此它能够减轻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并通过给非正规金融提供更多的借贷资金来降低市场化利率[31]。
谭政勋和刘少波通过构建SVAR模型以减弱货币政策内生性和识别货币政策立场的基础上研究了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对房价波动做出反应及如何反应的问题。研究得到三点结论：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加具有内生性，且主要是由外汇占款和GDP的快速增长造成的，因此货币供应量并不能完全代表央行货币政策立场，需要把内生性货币分离出来并识别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第二，在排除货币政策内生性的情况下，我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反应与泰勒规则相符合，且纳入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和房价调控效果更好；第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促进济增长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但货币供应的独立性受到一定影响，房价上涨过快。对此他们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使得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二是将房价波动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三是循序渐进推行利率市场化[32]。
张小宇和刘金全在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STVAR）中引入国房景气指数、产出增速与货币供给增速，对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计算了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以探究新常态下房地长市场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研究结论包括四点：第一，货币政策，房地产景气波动与产出之间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与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相比，STVAR模型更适合描述和刻画三者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第二，在新常态时期正向和反向货币政策会正向和反向作用于房地产市场；第三，与过去相比，新常态时期国房景气指数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强度较小，持续时期较短，因此央行需要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使当前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谷；第四，在新常态时期，正向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存在非对称性，但反向的货币政策冲击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因此若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货币政策调控还是很有效的[33]。
马理和娄田田构建了一个包括零利率下限的DSGE模型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与仿真模拟的技术手段，在有零利率下限约束与无零利率下限约束两种情况下对比研究了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成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短期与长期实施效果。 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当名义利率接近零利率下限时经济会剧烈波动；第二，无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模型不能反映真实的金融危机状况和政策效果；第三，在超低利率的情形中，常规货币政策效果降低，财政政策效果明显。因此他们认为应尽量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超低利率的出现，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且能够为以后的政策调整留下缓冲空间[34]。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困局有三大点：首先是杠杆率硬着陆阻塞货币政策传导；其次是常规货币政策有效性在经济下行时被削弱；最后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安全性会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表现。他们总结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认为在货币供给速度较低、实际利率水平较高、实际汇率升值的新常态下，名义上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相对紧缩的状态，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应该从“名稳实紧”调整为“适度宽松”。在“杠杆率软着陆”的思路下，通过创新货币政策目标，配合市场化改革，尝试探索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结合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早日实现经济复苏。他们提出了关于未来具体的货币政策的建议：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回到正常水平；货币政策应盯住名义GDP增长率；加强金融培训；加强微观主体培训；通过前瞻性引导公众预期；干预利率期限结构；重构监管框架[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