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是一笑
十几年前/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 我当时不懂得什么/只觉得他笑的很好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么样了/ 只是他那一笑还在/我不但忘不了他/ 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
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 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有的人读了伤心/有的人读了欢喜
欢喜也罢,伤心也罢/其实只是那一笑/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这首诗叫《一笑》,胡适写的,收在他三十岁(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里。相对于过去的文言文而言,《一笑》是刚刚创造的白话诗;相对于过去的旧体诗集而言,《尝试集》是第一部中国新诗的结集。换句话说,现在的大地上到处有人的踪迹,当初在伊甸园只有亚当自己。
我现在回想,读到这首诗是1982年,那时中国兴起了一种朦胧诗,一部分青年人读得懂,其他人全都读不懂。真正的问题出自哪里?出自前面几十年,中国的文学里都是大话、假话、空话,唱的是无中生有的颂歌,完全消失了人性的感知、人品的语言、人格的写作。如果胡适的《一笑》发表在那个年代,文字再浅显,也会被人攻击——里面只有少年对一位陌生人(应该是位陌生女子,先前的中国文字里,“他”可以指女子)的轻淡笑容的反应,没有歌颂党和祖国、歌颂革命和事业的字眼,怎么让人看得懂呢?
那一年,我还是大学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论文《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新诗开创期》,从胡适、鲁迅等人的作品入手,描述在五四运动时代出现的新诗,怎样以象征主义风格开始,显露出清晰的现代主义倾向。那篇论文在北京的期刊杂志转悠了一年多,推荐它的马良春又把它寄回我的学校,说各杂志的编辑们都觉得好,但在中国发表还是太早了。马良春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我们在大连见过一面,我很感谢他忘年的情谊。
那时我最大的感慨,不是我的几篇论文无处发表,是感慨胡适已经去世,我无法读他的研究生,也无法继续他所做的事情,并且,也无法继续我想做的更多的事情。我很郁闷。
胡适早已在1962年2月14日去世。
算起来,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如果胡适不是到了七十二岁的年纪,应该和他钟爱的女性在一起。胡适在他的的生命里,对长辈包办的旧式婚姻始终承担义务,又对别的女性充满了衷心的爱慕。他洋溢着特别睿智的绅士风度,肯定会成为女士们终身追求和崇拜的偶像。这样一来,就有聪慧美丽的女性对他不离不弃,爱他爱得大度,爱他爱得彻骨,为他空候一生。遗憾的是,那时他是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那一天要为新院士举行欢迎酒会,他没有留在情人身边,更加遗憾的是,那一天酒会结束时,他的心脏病猝然发难,把他的一生都给结束了。
由于他死得突然,他的墓志铭是一位学者撰写的: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於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我不想赞同用墓志铭来评价胡适的方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可能有几十个胡适。
我也不想完全赞同墓志铭上对胡适的评价。其中用中华民国纪元前和纪元后的方式,因为不与世界通用,实际上局限了胡适的意义。此外,说他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也不会符合未来的事实。胡适自己的想法呢,当然不会是这样。他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出发,从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出发,注意到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变化。“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他说。他甚至还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任何一种思想,包括他胡适的思想,也包括董学仁的思想,如果现在还是天经地义,未来也会变成废话。
但在我看来,胡适的有些名言,已经接近了事物的真相,给世人留下长久的惊醒,随意挑一句,就可以用做他的墓志铭。
比如: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比如: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比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比如: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
比如: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比如: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我在回忆1960年时,写了一篇关于雷震的文字《要自由主义,不要自由》,其中用很大力气,描述了胡适一生坚持的自由主义。尽管它非常重要,这里也不再重复。现在我回忆的琴弦上弹拨着1962年的往事,之所以再一次想到胡适,是因为这几天我看到很多文章,都在纪念中国的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胡适也指出过,就是愿意在数目字上做文章,比如今年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又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还是某某某事物的多少周年。实际上那种故作热情的纪念,只是表明了平时的日子,他们已经把那些事物遗忘。
五四运动源自一场新文化运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是掌握不了运动的发展方向,为此他难免耿耿于怀。比如,五四运动造成北京大学在几年里人心浮动,无法回到正常的教学秩序,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开始认真思考学生运动与重大国事的关系。
他的目光从历史看过来,“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都是因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所以青年学生被迫投入干预政治的运动。但他觉得那只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救急方式,长期搞罢课和游行示威,对于教育救国,对于学生发展,都是极大的损失。他甚至觉得真正有效的学生运动应该在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中进行,而不是到社会演讲那些诸如“同胞快醒,国要亡了”、“杀卖国贼”、“爱国是人生的义务”的空话。
几十年之后,那场运动继续发展,并完全失去控制,把一个民族拉出了泥坑,再推入火坑。此时的胡适,在中国的海峡两岸都受到批判,成为全中国意识形态在很长年代里难得的一次同一。胡适还在遗憾那场受到“历史性的政治干扰”由文化运动转变成的政治运动:
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领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指科学和民主),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才是胡适。清醒又无奈的学者。
因此,他的墓志铭,可以用蒋介石为他去世题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或者因为他的墓碑很大,能容纳更多的文字,还可以题写他青年时代的诗歌《一笑》做墓志铭。那首诗中,含意朦胧、给人遐想、转瞬即逝又不断再生的“其实只是一笑”,很像他本人留给这世界的影像,很像他本人留给这世界的影响。
与水融为一体
泡在一池温暖清澈的矿泉水里,我感觉到我像水一样接近于透明,什么也不愿意想,什么也不愿意做。忽然对面墙上的电视哇哇哇地响了起来,打断了在这个春天的午后的我与水融为一体的愿望。
我不愿看电视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电视台工作了很多年,知道电视是怎样做出来的,就像餐厅里的厨师,知道饭菜是怎样做出来的,还知道那些恶劣的饭菜,是怎样做出来的。现在,我面前的电视,正在播放一部恶劣的电视节目,一个孩子在医院里截掉一条腿,同时截掉了他成为舞蹈家的梦想,但更加残酷的是,人们还在鼓励他用剩下的一条腿跳舞,并且对他说:人类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人类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不过是一种狂妄自大的错觉,一种误导大众的观念。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狂妄自大,曾经造成、正在造成、还要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
这让我想起了罗布泊。如果说中国西部高原上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其中一只是青海湖,另一只就是罗布泊。但是在1962年,在我们炫耀和实施“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年代,那只眼睛瞎了,永远地瞎了。
它存在了200万年之久,地质运动造成的最大面积是2万平方公里,有了人类活动后的最大面积是5000平方公里。在中国上山砍树大炼钢铁的1958年,地图上标定的面积还有2570平方公里。
它曾经有过许多名称,比如一些很美的名称,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而罗布泊是元代以后的名字,占领了那里的蒙古人把它叫做“罗布淖尔”,意思是“多水汇入之湖”。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吸纳来自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的诸多河流,比如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儿臣河、米兰河。流进那罗布泊的,还有来自祁连山冰川融水的勒河。这真让我惊讶,有这么多河流涌入它的怀抱,它怎么还会干涸?
几千年前,中国人开拓了通向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用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交换西方的物品。他们的商旅离开中国腹地一路西行,连续多日跨过荒芜地带,忽然就看见了罗布泊的美丽,那里烟波浩淼,绿林环绕,水草丰美,牛马成群,是一片巨大的生命绿洲。然后,他们走进罗布泊西面的楼兰古国,在市街上看见令人销魂的美女,在佛塔上看见鲜艳精美的彩绘,在壁画上看见长着翅膀的飞天。他们看着看着,眼睛就湿润了,感到人生的短促和迷茫。
我看到的一份文字说,公元四世纪的时候,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曾经颁布法令限制用水。可能像那份文字的猜测,楼兰人遇到了湖面萎缩的困境。也可能像另外的猜测,楼兰人产生了节约用水的意识。但那古国楼兰,恰好在那个世纪神秘消亡,楼兰为什么限制用水,楼兰又为什么突然死去,没有谁说得清楚。
关键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如果不是环保主义者,一定会理解为和尚多了就会变得互相依靠、推诿和懒惰。如果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可能看出其中更深的意义:人类数量的增加,导致用水数量的增加,必然造成用水拮据;人类活动的恶化,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必然造成水源枯竭。
我想起人类择水而居的初始,因为没有打井的技术,只能在河流和湖泊旁边安营扎寨。时间久了,人数多了,水的资源显得不足,他们就迁徙到水源充足的地方。那时候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顺畅和谐的,大自然是这座星球的主人,人类不是。不幸的是在那几千年里,人类能力的不断提高,逐步产生了索取自然、凌驾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欲望。一旦人类把自己当作这座星球的主人,危险就诞生了。他们的许多行为,看起来顺理成章,实际上呢,有悖于自然法则,比如欧洲对羊毛的需要,毁掉了大片的森林,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更糟糕的行为,还在于一些国家在政策上的巨大失误,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恶果。比如1950年代的中国,调动了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砍光了很多山上的树木,然后是遏制不住的水土流失,让地球在许多万年生成的美好自然毁于一旦。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一首诗歌里,写到了让人痛心的“国破山河在”,这下可好,变成了更让人痛心的“国在山河破”,我们已经没有完整的山河,可以留给后代子孙。
我们有多少理由改变大自然呢?那些年里大搞水利工程,中国修建了据说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水库,有那个必要吗?它们的效果究竟如何?
前面说到罗布泊,这里就以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为例。它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世界第二大内陆河。关于这条河,我读到这样一段描述:
“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激增,水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扩大后的耕地要用水,开采矿藏需要水,水从哪里来?人们拼命向塔里木河要水。几十年间塔里木河流域修筑水库130多座,任意掘堤修引水口138处,建抽水泵站400多处,有的泵站一天就要抽水1万多立方米。盲目增加耕地用水、盲目修建水库截水、盲目掘堤引水、盲目建泵站抽水,四盲像个巨大的吸水鬼,终于将塔里木河抽干了,使塔里木河的长度由60年代的1321公里急剧萎缩到现在的不足1000公里,320公里的河道干涸,以致沿岸5万多亩耕地受到威胁。断了水的罗布泊成了一个死湖、干湖。罗布泊干涸后,周边生态环境马上发生变化,草本植物全部枯死,防沙卫士胡杨树成片死亡,沙漠以每年3米至5米的速度向湖中推进。罗布泊很快与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浑然一体。”
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冷漠,在这里又一次显露出来:罗布泊完全消失的年代,一般都以为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是据2008年底最新的科学考察确定,它在1958年还有数千平方公里的浩大水面,到了1962年就完全干涸。那么重要的一个湖泊,在它消失38年之后才确定了它的消失时间,在这38年里面,我们都在忙些什么?还有,如果没有美国人在1962年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罗布泊已经干涸,我们断定它消失时间的依据会是什么?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写了一本《寂静的春天》,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生动笔触,详尽细致地讲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我们的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正是这个最终指向人类自身的潜在而又深远的威胁,让公众突然意识到环境问题十分严重,从而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始。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通过中国罗布泊突然消失的实例,大自然给了人类一个明确的警告:向大自然的任何一次索取,都是一笔注定要偿还的债务;战胜大自然的任何一次成果,在长远的意义上都可能是失败。如果我们还要犯自食其果的错误,与罗布泊相似的青海湖也会消失。
这样看来,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上,1962年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随风吹向四方
我小时候,算命先生走街串巷,喜欢用他自己编的顺口溜,形容那些找他算命的人。有算命先生遇到一位老实本分、良心尚存的乡村干部,用了几句话形容他的命运:房前一堆灰,来风四下吹,好事没少做,坏话一大堆。后来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那个算命先生被抓起来了。
我看过他说的那种灰,是农村常见的草木灰。农户人家都用柴禾烧炕做饭,整整一个冬天的草木灰堆在院子外面,留作春天的肥料。它们被路过的风刮起来,在空中没有方向地游荡,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向南,有时向北。
1962年的中国民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渐渐缓解,但是据2005年解密的官方内部档案,1962年全国各地区仍然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据我的猜测,还有很多人的水分被持续几年的大饥荒烧干了,轻飘飘的,像草木灰一样被风扬起。于是那一年的中国人,忽然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们要逃出困境,他们要突破国门,有的向东逃亡香港,还有的向西,逃亡到苏联。
香港面积不大,一千平方公里,大约是中国版图的万分之一,19世纪租借给英国做了殖民地。那里生活的大部分是华人,他们喜欢在江边散步,看见上游漂来一具具骨瘦如柴的尸体,知道大陆上发生了严重饥荒,就把大陆出口给香港的粮食和鸡蛋,寄一些回来,让大陆的亲友度过饥荒。这样一来,大陆百姓才明白那边的生活过得不错,不像报纸上宣传的人间地狱,倒像人间天堂。
那一年春天,一艘由广东偷渡到香港的渔船在风浪中沉没,船上有一家六口,幸好被香港渔民救起,几天后被警方遣返大陆。这件事引起香港中文报纸的批评,认为如此处理不够人道。1962年4月7日的一份报纸,有标题《六逃亡者不获人道待遇竟被解回大陆》,香港政府急忙出来解释,遣返偷渡客时不能只考虑人道立场,还要考虑经济及现实问题,比如有没有足够的社区、医疗设施,容纳突然大量增加的外来人口。那一场争论还没有结束,忽然之间,成千上万的大陆百姓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几乎把香港淹没了。那些逃亡者以广东人为主,其中有1962年精简下来的大批城镇职工,不愿再回到忍饥挨饿的乡下,还有十多个省份的难民,扶老携幼,拉帮结伙,浩浩荡荡。
逃港风波开始的时候,中国大陆并不急着加强边防戒备,也不急着接受遣返人员,百姓太多了,饿死几千万也没见怎样减少,跑出去几十万又算得了什么?后来国际压力增大了,才收回由乡镇政府发放出境证件的方式,在火车和汽车上堵截收容逃港民众,又出动一万名军警把积聚在边界的十万难民遣返原籍,最后还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方面表示感激,“中国关心不要让此事使台湾国民党得到正面宣传,或让美国得到甜头。中国也不容许把移民问题说成是中国的危机”。
中国感激的是英国处理非法入境者的手法,还算比较大度——当大量难民拥进香港时,台湾提出可以让他们去台湾安置,香港拒绝了,规定了一项新的“抵垒政策”,即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他们遣返的人数,按照英国与中国的不同统计数据,在一万到五万之间,而那场逃港风波结束以后,香港的人口由三百二十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我看到的一份材料说,那时香港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也确实需要补充新劳动力。1945年二战结束后,香港人口只有几十万,中国大陆的内战与饥荒,以及一次次残酷的政治运动,都引发规模不同的逃港热潮。
按照我的另一个猜测,那些能够逃亡的人,大多是智力和体力较强的人。我找到1962年进入香港的一些大陆人士的经历,看了以后感慨很深。一位姓刘的先生当时才21岁,排队排了三天三夜,领到了香港身份证,半年以后就管理二三百人的工厂。在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前夕,他为大陆的故乡捐资一百万建设学校,大约是那时候大陆上三万人平均一个月的工资。在那批逃港的难民里,有人成为著名的作家影星,还有人成为著名的黑道人物,不管是作家影星还是黑道人物,都不能算是笨蛋。像我这样的笨蛋,几乎从来就没想到过逃亡或逃避。1979年我读大学一年级时,有人介绍了一位日本女孩和我恋爱,条件是毕业以后要到日本去工作,我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虑,爱国主义占了上风,拒绝了一段可能的跨国姻缘。
我也与1962年的中国政府一样,感激香港对非法入境者的处理手法,其中体现了人类永远需要的人道主义。还要感激当时具有独立思想的新闻界同行,他们有良知有勇气说出自己的语言,监督了社会的进步。那时候除了香港的左派报纸默不作声,其他的报纸都对逃港难民表示了真实的同情。
比如一篇报道,题目为《爷娘子弟哭相送尘埃不见罗湖桥》,副题为“五百余偷渡入境者,昨被集体遣返大陆,送行亲友临风涕泣哀声动地”。一篇报道题为《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文中插入的小标题是“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大陆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另一篇报道则突出移民在边境地区的惨况,题目为《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如不获救将难逃饿死荒山命运》。
还有一篇报纸评论感动了很多香港市民,题目是《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里面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逃港风波结束后,一份在学生中发行的报纸还发表文章,把一种正确的历史观传导给殖民地的后代。“千古惨剧的难胞逃亡事件已成过去,呻吟哀号的声音在黑夜长空慢慢低沉,边境的苍山野岭又复归平静。千万中华同胞流洒过的血和泪,将随着太阳的蒸晒而湮灭,饿毙山头的尸骨将在风雨交侵中腐毁,一切辛酸和惨痛将随风而逝。惨痛遣回的千万同胞,因求生存、求食物而死的逃难者冤魂,身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之苦的同胞,你们的悲苦凄绝的命运,现在还有谁怜?悲剧已经落幕,群众已经散走,眼泪已经流过。看来,只有历史能为你们作证,只有历史能为你们说话了。”
不管你怎样看,我是很有感慨。怎样才算是历史的记载?历史又怎样为大众说话?历史不仅仅是统治者授意的教科书,所有的文献和报章都在记载着历史,所有的民间记忆都在记载着历史。
写了这么多,感觉有些累了,不愿意再去回首1962年新疆边境六万余人逃往苏联的往事。
还有,从1958年开始的几年里,云南边境一直有人逃亡缅甸,算是与前面东路、西路呼应的南路。他们有过许多故事,这里也不再落笔。
好斗的皮影戏
看皮影戏的那一天,我想到了一部小说。
哐,哐,哐得,得呛,哐得,得呛,哐得得呛,哐得得呛。
锣鼓点越来越急,越来越密,越来越尖锐,惊得人心魄不宁。
我从幕布前面绕到后面,看见了一场虚拟的战斗:两个用驴皮雕刻的玩偶,身涂浓彩,手拿刀枪,上蹿下跳,拼力厮杀。
那种驴皮玩偶叫皮影,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戏曲人物。他们在戏文之中的全部意义,是为一场杀戮而生,为一场杀戮而来,然后又为一场杀戮而战,为一场杀戮而死。他们曾经拥有过自由,后来甘愿做一个玩偶,被观众看不见、他们自己也看不见的一双手操控命运。当然,还不止这些,决定他们心境的还有锣鼓之声。在锣鼓点急骤时他们杀得急骤,在鼓点舒缓的时候,他们就杀得舒缓。
我由此想到的小说,是中国在1962年编写的一部长篇,传记风格,叫《刘志丹》。它并不是一部真正以皮影戏为题材的作品,可能其中连皮影戏都没有提及,但那小说里面写到的人物,不管用真名还是假名,以及那小说外面相关的人物,不管是编者还是读者,以及被作者采访的群众,都被他们看不见的东西所操控,成为身不由己的杀戮者与被杀戮者。于是在我看起来,他们竟与那些用驴皮雕刻和彩绘的玩偶,从有些相似,到全部相似。
一部小说,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何至于这样神奇?
我在想,把小说的主人公——那位只活了32岁的中国革命者刘志丹——说得清楚,是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即使我们能找到与世界通用的语言描述那一场革命,也很难穿过漫长的时间、拨开深浓的迷雾、召回被修改的事实、得到最接近的真相。带着事实与真相回到他的身旁,现在还困难重重。
所以只能简单回顾。
20世纪初期,世界上一些国家建立了反政府的武装力量及其控制基地,在中国的一些武装力量叫做工农红军,他们的基地叫红色根据地。在那几十年里,领导他们的党时而通过谈判到政府里做官,时而带着武器到深山里打仗,其实非常辛苦。有那么几年,他们各处的基地全都受到政府军围剿,不得不各自突围出去,长途奔波,迂回作战,争取生存。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后来被很多的中国人叫做长征。
后来又是怎样时来运转的呢?党带领所剩不多的军队转战到甘肃,准备投奔中苏边界,忽然看到天津法租界创办的《大公报》,上面有刘志丹在中国西北活动的详细报道——那时候刘志丹占据的地方已经是党在土地革命后剩下的唯一根据地,并且兵强马壮,能在政府军的围剿中接连打胜。那个地方包括二十二个县,七十多万人口。喜出望外,决定转向只有几百公里远近的陕甘根据地,在那里安顿下来,结束流浪挨打的日子。
但是,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一个所谓的中央代表团先期到达。当地党政军的领导人物,“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又是肃反。革命者内部的肃反。
肃反是革命者对革命者的屠杀。不走法律程序,想杀就杀,想砍就砍,想要活埋就活埋。
肃反最为血腥的世纪是20世纪。
以列宁、斯大林为例,他们得到权力后,一直陷于深深的担忧和常常的恐惧——他们担忧恐惧的是,他们用非合法手段得到的东西,绝对不能让别人再用非合法手段夺走。于是自他们上台的1917年,就开始大规模肃清可能的反对者,从思想和肉体上加以消灭。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至1990年,总计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人被判处死刑。
中国工农红军的肃反,是从苏联的斯大林那里学的。
斯大林夺得全国政权之后,开始肃清革命队伍中的各种派系。中国人太聪明了,搞了一个创造性的发展:不管革命什么时候胜利,也不管革命承担多大损失,为了确保未来的政权落在自己手里,先要在自己队伍里肃清一切可能的反对者。比如,那时候的肃反就有一个文化精英逆淘汰的问题,凡是戴眼镜的,会外语的,识字多的,会算数的,只要看起来是有文化的人,就觉得不可靠,文盲、莽汉或者无赖、流氓那样的人看起来可靠。可靠的留下来,不可靠的都处理掉。
于是,土地革命时期那些著名的苏维埃政权,在肃反之后元气大伤,有的地方党政军干部杀掉十之六七,知识分子几乎杀光,比历来战斗的损失还大。幸好刘志丹的根据地处于偏远的地方,和中央组织失去了联系,刚好躲过上一次肃反劫难,意外地保存下来,保存到中央组织可以前来立足的时候。但是,中央组织要来了,这一次肃反他们躲不开。
我读到的一份文字,详细说到刘志丹被捕的经过:
“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25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25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某些人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
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地演变成这样:中央红军来了,从牢房里把刘志丹和一些等待活埋的人解救出来。然后刘志丹得到一个较低的职位,是一个新建的红28军军长。几个月后,他在一次战斗中不明不白地死于枪弹。那时是1936年,那时他32岁。他死得太早,又太容易,以至于以后相隔了很多年很多年,怀疑他死于政治谋杀的人越来越多。
1962年的小说《刘志丹》,提出了有力的怀疑吗?没有。那部小说什么也没有怀疑。甚至我在前面简单描述的历史,其观念和语气也不是来自于小说。它出现的时间就已决定它的性质:当初工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列入《刘志丹》,为的是通过“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说到底,它是通过精心选择和加工革命历史,为已经胜利的党歌功颂德。它只是对下一代青年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成百上千的文学读本中的一本。不会比别的文学读本好,也不会比别的文学读本差。
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还仅仅在报纸上连载时,忽然就出了大事——党的最高领袖,把它判定为鼓动篡党夺权的反党小说,还做了一段特别醒目的批语:“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接下来的情况惨不忍睹。据我看到的一篇文字说,那部小说引起的冤案从1962年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仍然继续,总共牵涉到6万人,迫害死亡了6000人。
这个庞大的数字是准确的吗?我很难相信也很难考证,但数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事物的性质。即使是一部小说只牵涉到六十个人的冤狱,只迫害致死六个人,也很难改变其文字狱的属性,也很难改变文字狱制造者的属性。
什么属性呢?
那一次,我为了拍民间皮影的更多镜头,反复看了皮影的表演。原来操控着驴皮玩偶的角色表演的,是几支细长的竹签,是竹签后面的手。那手和竹签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厮杀,就像人间的争斗,没完没了。就像中国和外国,都有许多用暴力夺取权力的血腥,在夺取权力之前和之后,他们内部毫不留情地倾轧,更像玩偶之间的争斗。他们身不由己,他们煞有介事,他们如同戏文,他们非常残酷。
在我看到的每一出戏文里,都有一方被内定为正义的,一方内定为不义。那内定为正义的一方越战越勇,越勇越战。其实,在操控者和旁观者看来,你只是一个彩绘的玩偶,正义或不义只是一种临时的安排,算不上真正的历史,没想到你一旦饰演正义的一方,竟然那样认真,那样过分,不仅把你的敌人全部打败,还把你的战友全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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