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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旅游作为我国精神旅游的主导产品，其主题大多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存在着主题概念僵化、客源以公费旅游群体为主等问题；而黑色旅游主题则以爱与和平为主，呈现负面事件“正面宣传化”、多元化深度开发不足等问题。鉴于此，文章提出创新我国精神旅游主题的思路，即从阐释美、正义、人性、自由和理性等多维视角重构旅游产品，更好地发挥其对国民的伦理教化作用。
[关键词]红色旅游；黑色旅游；旅游主题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2－0088－06
我国政府从政治治理、市场治理进而走向伦理治理的今天，如何将伦理治理融入旅游实践中，是旅游研究面临的新课题。事实上，旅游产品尤其是精神旅游产品的营销过程，就是文化和政治的传播过程。而“传播，从来就是在政治的‘关怀’下成长的，传播在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同政治进行辩论。”因此，无论是红色旅游还是黑色旅游，都难免带有“政治布道”的色彩。如何在旅游开发实践中实现政治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共生，是旅游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1 精神旅游产品谱系：红色旅游与黑色旅游
在与精神相关的旅游产品构成中，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国家，朝圣旅游构成精神类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自然灾害等黑色旅游次之；而在我国，以红色旅游为主的旅游占精神类旅游产品的大半江山，其次为宗教朝圣旅游，而灾害遗迹观光等黑色旅游产品的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以革命战争为背景的红色旅游还是与死亡、灾难和恐怖相伴的黑色旅游，在西方旅游的分类中都同属黑色旅游④范畴，事实上，二者在资源和目的地共享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战争遗址旅游。因此，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讨论。
1.1 “红色旅游”：概念僵化
百年来，中国社会剧变。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再进入目前的社会转型，中国历经民族危机和社会的巨大动荡和变革。数次的“运动”，训练了国人的政治神经和政治敏感度，津津乐道于政治话题，对历史上的政治名人也拥有普遍的兴趣。这可以从李鸿章、曾国藩到孙中山、蒋宋家族传记的热销等事件中看出端倪。
同时，客观上看，当代中国处于本体性价值缺失的年代。传统的终极价值被现代性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而新的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各种政治历史事件，尤其是红色革命中的领袖人物，其传奇色彩从某种程度上看，不亚于宗教人物，而且由于距今并不久远，这些人物和事件还影响着当今的生活，从而显得比距今遥远的宗教人物更为鲜活，也更为亲近。
稀缺的往往是渴望得到的。对大多中国民众来说，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的机会不够充足，对政治以及相关话题充满好奇和神秘感，进而导致了迷信和玄学的沉渣泛起。这也折射在旅游活动中。例如，遵义会议遗址被某些访问者视为“转折官运”、“转折财运”等官场和商场巫术的“转折点”；对政治参与的极大热情，使游客对政治人物的传说野史兴趣盎然；当代价值信仰的缺失，使人们怀念过去的“信仰时代”，极左时代的红色文化在以各种方式被重新观看，文革出生一代的顽世主义和后现代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游戏革命文化，而更多的人则对极左年代的红色文化重新怀旧，悬挂于出租车上的“毛主席像”就是一例，《毛泽东去安源》等一批革命题材作品也在拍卖会上被炒成天价。对于信仰稀薄的中国民众来说，与宗教人物相比，政治领袖的故事似乎更具有神迹(miracle)的色彩。因此，与近代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红色旅游理应具有潜在而充足的客源。
但目前的开发现状却不容乐观。由于红色旅游主题较为单调，往往仅与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相联系，导致红色旅游概念的僵化。强烈的政治说教色彩以及雷同的旅游主题定位，限制了红色旅游的深度开发，导致游客以国内公费旅游群体为主，对自助游的游客吸引力不够。例如，对福建上杭红色旅游地古田的调查显示，2001年游客中，国家干部占访问者的70％；多年来，井冈山海外游客仅占客流量的1％左右。因此，有学者提出，尽管红色是这些旅游地的本底要素，但更多是起搭台作用，优越的生态人文背景、宜人的气候条件等绿色旅游资源才是其旅游发展的基本定位和主要方向。借助红色资源的知名度，以红色唱响绿色，积极发展生态旅游，适应市场需求，形成了现阶段“红色搭台、绿色唱戏”的发展模式。
笔者以为，以上不失为红色旅游的开发路径之一，但如何对红色旅游核心资源进行开发，在本质上没有超越，因此，需要对其重新思考，拓展和创新旅游主题。
1.2 “黑色旅游”：负面事件“正面宣传化”
我国是一个灾难频至的国度，客观上为黑色旅游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除了社会文化灾难如“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等以外，我国还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地震、洪水、冰灾、旱灾不断。汶川地震的阴霾在国人脑海中尚未散尽，玉树地震又至。这些灾难发生地，也被不同程度地开发成了旅游产品。
灾难事件是实现政府作用的典型场域。在人类尚未能十分有效地抵御灾难的袭击和破坏的客观前提下，个人、家庭、社会群体等救灾主体都无力承担灾难救助的责任和风险，灾难的应对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高级社会组织形式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责。古今中外，政府都是救灾主体中的主导因素。因此，对政府救灾过程和救灾精神的展示无疑是灾难旅游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是，对灾难旅游主题的挖掘仅此是不够的，其间发生的“悲剧”和“黑色”，也是对人性、正义和社会理性的拷问，有待人们去反省。
时下我们正在进入被一些学者描绘的“风险社会”、“失控的世界”的时代。“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频至的社会，这“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飞速发展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样也处于一个各种各样灾难的高发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调下，如何应对会给社会正常秩序带来冲击的灾难事件，己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灾难比成功给人以更多教诲。苏格拉底说，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文明是人行动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就是人们设计的产物，甚至也不意味着人们清楚文明发挥功能或继续存在的基础。”“知识的增长使我们创造的文明日趋复杂，这也就为我们认知周围的世界设置了新的障碍。人类知道的越多，人们掌握的知识在全部知识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小。文明程度越高，个人对文明运作的认识程度便相应地越低。”正如黑格尔(Hegel)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降临时展开它的双翅。”也许，在很多时候，历史的终结并不能为处在历史之中的人们所理解。
哈耶克(Hayek)认为，由于人类的理智不能预知未来，也不能着意塑造未来，因此，它的进步表现在不断地发现错误。这些灾难，实际上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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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对它们的解读和反思影响到我们当下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否则，一次次的灾难所唤起的反省，就好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瞬间的伤痛感和自我省思，迅速被消费社会的滚滚洪流淹没，导致每次灾难对人性、德性和理性的提升，似乎都是从零点出发。因此，铭刻记忆的努力，显得非常重要。
尽管黑色旅游在海外的冠名不尽相同，但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和苏格兰城堡(Scottish Castle)等著名旅游地的监狱景点游人如织。而在国内，由于其敏感性和特殊性，大部分人依旧避讳谈及“黑色”，很多灾难遗址区的设立更是充满争议，其旅游主题几乎以“爱”与“和平”为主，其开发尚待深化。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求，呼吁着对黑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定位进行重新思考。
2 精神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之一：对美的阐释
由于灾难事件是人的需要满足过程的非正常中断，几乎所有灾难都是人与人或人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之间相冲突的结果，因此，灾难往往都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灾难成为新闻市场竞争的制胜法宝，己经在西方的新闻实践中得到明证，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会发出的感叹：“血和性，惨剧和罪行总能畅销。”有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参观历史惨剧的发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凡是遭到类似天灾人祸的地方，游客数量一般都会出现反弹。例如，2002年巴厘岛发生爆炸案，一年后游客数量大幅回升，增长超过之前两年；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灾区游客数量每月持续增加。
从美学上看，社会美的本质根源不在于人类会“实践”，而在于“人类为什么实践”。灾难通过死来感受生，通过生命价值的毁灭来获得生命的价值，通过否定生命的意义来获得生命的意义。因此，灾难就美的类型而言，是命运对于人类的欺凌，是自由生命在毁灭中的永生。人类通过对现实活动生命的有限性的直接否定，从而间接地肯定理想；通过对于阻碍自由生命活动生命的有限性的直接否定，从而间接地肯定自由的生命活动。因此，他们创造了奇迹，实现了自由理想，充分展现了美在毁灭时所出现的巨大增值。
旅游可以展示灾难中的悲壮之美。人在巨大灾祸面前的悲惨处境和悲剧性结局，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利，侵害了人格尊严，而人在对这个恶意世界的反抗中，显示出无望而高尚的灵魂，流泻出一种苍凉的悲壮美。因为，人与自我精神对抗的实质，就是对灵与肉、生与死、爱与恨、义与利等道德规范与原始欲求之间的心灵纠结的破解。
旅游可以阐释灾难带来的沉思之美。灾难是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巨大的矛盾冲突，是人类所面临的暂时的无奈，本身蕴涵着深刻的哲理。灾难在给人以或悲伤或惊恐的情感体验之后，还能留给人无穷的沉思空间。冷静理智地思考灾难后而的深层次原因、寻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痛定思痛”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超越。“伦理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结论斩钉截铁。
我国近现代红色革命中也不乏“黑色”的事件，而目前旅游开发中，对历史事件“碎片式”的“局域呈现”和“博物馆化”展示为主，对灵与肉、爱与恨、义与利等心灵纠结的破解不足，不少解说词充满干涩的官腔官调，鲜有词藻的雍容和智慧的启迪，难以使听众动容。陈旧的价值观和不耐咀嚼的解说词，糟蹋了原本高品质的资源。虽然红色旅游难免带有“政治布道”的色彩，但要说服别人之前必须先说服自己，想要感动和振奋别人之前，则必先让自己感动。诗人何其芳早就说过：“我知道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而事实证明，只有一种声音的地方，也是。
有人说，所有人的青春都是美丽的，哪怕青春中充满了苦难；所有人都有回忆青春的权利，哪怕我们在回忆中纠缠着深刻的羞耻和悔恨。重新建构红色旅游开发思路，需要增强解说系统多维价值取向，提升其境界，中焉者可以让听众如沐浴春风，而上者则足堪发人深省，乃至移风易俗。
3 精神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之二：对正义的阐释
堪称“黑色旅游”样板基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自1947年波兰政府建成博物馆以来，已发展成为波兰十大著名旅游景点之一。德国哲人阿多尔诺(Adorno)曾说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西方的思想著作中，“奥斯维辛以后”(After Auschwitz)已成为一个专门术语。在20世纪，面对种种杀人机器，不论是技术化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人类哑然失语，束手无措。奥斯维辛的罪恶就是在技术化和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中发生的。由技术组织和特定的话语系统制造的罪恶，在奥斯维辛之前，就已问世；在奥斯维辛之后，亦有更新。奥斯维辛不过是20世纪无数诸般罪恶的一般性标志。
在我国，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对平民屠杀相比肩的，是中日战争期间著名的“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对陪都重庆不分平民还是军事人员的“无差别轰炸”。当我们面对这些悲惨的历史画面时，除了呼吁“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不仅还要问：现在看来荒谬甚至极其野蛮的东西，为什么曾经却合理、甚至圣神过?难道果真如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言，有一种混乱、骚动、无情的力量，让人们处于非理性意志奴役的状态下吗?
因此，这些黑色旅游地的开发不仅是向人们展示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揭示事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人类是否可以避免这样野蛮行径的发生。否则，热闹与喧嚣过后，捧不到果实，只残留迷梦；没有实质进步，只有虚幻的自我安慰。难道历史印证了尼采(Nietzsche)的断言，人类文明本身只不过是意志的一个又一个的试验而已，而人类的乐观主义与希望只不过是意志给我们的礼物而已，这个礼物必然使人类继续把自己蒙蔽在真实形势之下吗?
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波兰奥斯维辛那破败的烟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万人坑”一具具挣扎的尸骨，都在无声地提醒我们：灾难并不遥远。若暴政得不到根治，人类依然有受苦的危险。正义——这一元政治问题，它起于个体伦理，终于人类政治社会的建构。因此，在旅游形象主题、产品建构以及解说词系统中，有必要强化有关“正义”的相应主题，问心有愧地直面我们的苦难、黑暗，以及拷问我们自身的责任，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的敬意。
“在心灵中不断地引起景仰和敬畏的两个东西，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当我们重读这句写在康德(Kant)墓碑上的名言，对旅游开发者也许会有所启迪吧!
4 精神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之三：对人性的阐释
雨果(Hugo)曾经说：“在一个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席勒(Schiller)认为，唯有人性的改善，才会有国家的正义。而康德认为，我们具有人的身份——即，声称我们具有尊严——我们尤其必须珍视那些可以给予尊严与人性的东西，即理性、自由和自由意志(autonomy)。他在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写到：“你的行动，要把人性，……永远当作目的看待，绝不仅仅当做手段使用。”
在我国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县旅行期间，笔者注意到游客在参观过程中，不仅对包括董必武、李先念等近百名将军军旅生涯中的战斗经历感兴趣，更对将军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与当地百姓交往的故事充满好奇。而在延安，旅游者对领袖们生活细节描述兴趣盎然。因为这些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将军们作为个体的情感和人生历程，也更为生动，更易打动访问者。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曾说：“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己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
因此，对红色旅游的开发，其主题仅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够的，挖掘发生其间的人性故事，重现在残酷战争中涌现出的浪漫的英雄武士和艳丽的爱情花朵，表现人性和人类心理中最深沉的东西，如同寒冷世界的一团火，展现出动人的生命之美，这也许可以解释在炮弹肆虐、血流成河的二战中，德国歌曲《莉莉•玛莲》(Lili Marleen)能够超越国界、深受交战双方士兵深爱的原因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莉莉•玛莲”命名的酒吧和旅店也遍及世界各地。与其相似的是，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喀秋莎》不仅使几代中国人为之倾倒，而“到喀秋莎的故乡去旅游”也成了当今俄罗斯对华的营销口号。
对灾难旅游的开发亦然。以汶川地震旅游为例，其主题可以为抗震救灾精神，进而上升为“爱”，如汶川地震遗址旅游的主题确定为“大爱中国”。把灾难事件以正面宣传为主，“大灾大英雄，小灾小英雄”、“把坏事当成好事来宣传”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积淀，是对民族传统心理的一种暗合。突出抗争灾难的胜利、突出抗灾过程中的英雄主义的舆论导向，固然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但却无助于民族理性的培养。笔者以为，对发生其间的围绕中学历史教师“范跑跑”、中科院地质学家“张不跑”的争议，以及在救助过程中先救官员还是平民、地震物资分发中的贪污行为、校舍倒塌中“豆腐渣工程”浮出水面等问题，超越了以上主题，可以引发人们关于人性、伦理和社会秩序的思考，也许更值得从中提炼旅游主题。
王元化先生曾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发生过的事，今后还要发生；现在发生的事，过去也都发生过。”在旅行中，探索过去尚带有体温的历史，解析蹲伏在现象背后的艰深与复杂，转化为可反思的话语空间的实践，最终交给我们一种通透与清明，可以部分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和对未来的焦虑。
5 精神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之四：对自由和理性的阐释
西方在对纳粹集中营的展示中，对有关自由与理性的反思一直没有中断。例如，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普通民众为什么会变成纳粹的帮凶?为了生存，人们默认官方制造的各种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各种政治谎言。在人们普遍接受谎言、容忍谎言的时候，单个人若拒绝谎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正如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指出的那样：“一句真话的分量，比一个世界还重。”反思当个人受到政治制度威胁的时候，不得不屈从巨大的国家机器的深层次原因，重申“自由是一种人们能够做一切不损害他人利益之事的权利”这一古典自由思想以及对政府行政边界重新确立的重要性。
当我们面对“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社会灾难形成的遗产，是采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态度，还是问心有愧地直面我们的苦难、黑暗，以及拷问我们自身的责任呢?为何无数知识分子在努力自我改造和帮他人改造中不自觉地成为了侩子手的帮凶?在那场昏热的呓语中，我们民族的理性到哪里去了?……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思想领域解禁的深入，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灾难遗产将成为继红色旅游之后新的旅游开发热点。
其实，有些政府也这么做着。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2006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英国在贩卖非洲奴隶贸易中的作用“深深道歉”。2007年3月25日，英国举行了纪念废奴200周年的活动。当年，寒风尚未散尽，剑桥大学关于英国在贩卖非洲黑奴贸易中历史责任的系列讲座热烈地进行着。为什么这种反人性的犯罪在当时是合法的?有着自由传统的英国扮演着怎样不光彩的角色?对当下非洲的状况英国负有怎样的历史责任?等等。而位于伦敦附近曾进行黑奴贸易的小镇布里克斯敦也被开发为黑色旅游景点②。
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是苦难的死循环。正如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他的悲剧。在中国这样一个红色国度，对革命现代性的文化反省还有待深入，对红色符号的使用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停留在语言游戏中。笔者认为，有关红色主题的领域不应该匆匆进入后现代主义，否则只会让我们在消费社会的时髦中远离历史深处的精神遗产。
而对非正义下的正义理论、暴力下的人性诠释，仅限于善良的人们对周遭世界的抗争和反馈，作为一种思想，则受到限制。把建立一个正义、人性的社会的希望建立在良知和责任之上、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之上，而不言及更为理性的法制和市场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悲情，其逻辑理路带有令人同情的缺陷。“一切道德体系都在教诲向别人行善，……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由于“任何人类的理性都无法掌握左右人类社会行为的全部知识，因此，需要有一个不依赖于个人判断的、非人为的机制，去协调所有单个人的努力。”这一切，都呼唤着我们对更完整理性的渴求。
笔者认为，红色旅游和黑色旅游对我国民众思想启蒙的重要意义，是不能仅用市场经济价值来衡量的。正如英国哲学和经济学家密尔(Mill)曾经指出的那样，有一些东西的价值是不能用市场需求来检验的，最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往往并不想得到它们——那些主要用来提高人类素养的东西，就属于此类。
精神旅游开发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通过对历史片段的深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向更加德性和智慧的人生之路，其意义也早已超越纯粹的经济意义了。研究表明，战争遗迹等黑色旅游产品对访问者的影响深远，甚至可以成为改变人生的经历。因此，无论红色旅游还是黑色旅游，都可以开辟为第二课堂，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至于如何在具体操作中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则需另文专述。
[责任编辑：翟佳羽；责任校对：宋志伟]